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尊敬的李敖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早上好，最近几天正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庆典的高潮，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校友和贵宾云集到复旦校园，欢庆这一重大的节日，在喜事连连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这就是以特立独行蜚声海内外的李敖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李敖先生来复旦大学访问给我们校庆增添了异彩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先介绍一下演讲台上几位先生，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李敖先生，第二位是我们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博士，第三位是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我叫姜义华，是我们学历史系的教师，现在担任人文学院校长。现在先请李敖先生、秦绍德先生、刘长乐先生就坐。

姜义华：我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我很早就注意到李敖先生在很早以前在1961年还就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他撰写了《播种者胡适》和《胡适的经历和著作》两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作为新文化播种者的历史功绩，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一批御用文人围攻中的胡适打抱不平，而崭露头角。

我在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候，是将李敖先生看作继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李敖先生曾经被胡适评价为「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作为一个坚持思想和学术自由信念的顽强斗士，李敖先生身陷囹圄多年，但是这些逆境更锤炼了李敖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品格，他所撰写的《传统下的独白》、《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等书都致力于用事实、用大量第一手他所掌握的珍贵的资料，打破其他人制造的种种神话，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这些著作是史论，更是政论，这些著作使李敖先生成为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敖先生著作等身，还有独立鲜明的个性，一贯敢于思前人所未思，想前人所未想，现在他的许多著作在大陆出版，还通过凤凰卫视专题节目正在缩写李敖先生。

姜义华：李敖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看上去还像中年，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犀利和活力。今天，李敖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文的机会》，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做的第三场演讲。中国正处于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怎么样充分重视人文的发展，是我们大家一直关心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论，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发端于我们的复旦大学，这两场熊熊烈火最初都是由复旦大学点燃起来的。今天参加李敖先生演讲会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人文科学院及其他学科的许多教授和青年学生，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我相信李敖先生的演讲必定会受到复旦的欢迎，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敖先生演讲。

国家富强是多么重要

李敖：刘长乐先生感谢你，没有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姜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故意的学术化，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实我跟大家说，他讲得太长了，并且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学问一级棒，语言不好。我跟大家说，我最怕这种讲堂，原因讲过，作为一个演讲的人，他要很礼貌地照顾每一位，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今天我在这里很倚老卖老地说，我看过的上海你们都没有看过。远在56年以前，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在这个外滩，在银行的面前，上海的警察骑着大马手里拿着皮鞭打群众，群众怎么来的？清早5点钟戒严的时间一解开，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银行，干什么呢？去挤兑黄金。这些黄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搜刮了人们的财产，用金圆券搜刮人民财产，就是说你家里有黄金，除了你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外，全部向政府来兑换金圆券。如果不兑换的话，黄金没收，人法办。这些黄金被国民党政府搜刮走了以后，忽然一夜之间要卖出来了，就是你买到一两以后，到外面卖可以卖2两的价钱，所以上海人疯了，就拼命挤兑黄金。当时上海有一组警察叫做「空中堡垒」，就是骑着大马拿着皮鞭打，打都打不散，我亲眼看到一个灭亡的政府，一个亡掉的中华民国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和他们一起逃到台湾，当时我没有选择权，因为我只有13岁。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56年以后我回到上海，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你们都没有看到，你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对我而言，我才知道国家的富强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在上海我看到了，请鼓掌。

在复旦讲「尼姑思凡」

我这一次回到祖国的讲演是分三场，刚才姜院长给我定的题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题目是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低眉，我在复旦讲什么，要讲尼姑思凡。为什么要讲尼姑思凡？讲到我们理想及现实一面。

在元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挖苦尼姑的话，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她看到一些男青年以后，她把眼看着眨，眨巴眼看他，眉来眼去，叫思凡，就是比较务实的一面。

一个匈牙利的作家当年是共产党，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叫卡斯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下午的黑暗》。这本书里面讲到老共产党被整的时候，要枪毙他的时候，他最后和整他的年轻的共产党说，儿子，你们休想硬把天堂造出来。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照着邓小平的说法，他在45岁以前花了20年去打仗，可是在49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很努力的去造出一个天堂。

可是邓小平说其中有20年的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了？大跃进、文革都浪费了这些时间，什么原因？我们想到汉朝的一个故事，汉朝有一个皇帝，你们都叫他汉高祖是错的，应该叫汉高帝。汉朝的皇帝是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献帝就三国了，大家知道我的记忆力是多少的好吗？汉高帝刘邦痛恨知识分子，痛恨复旦大学的学生（笑），知识分子来的时候是戴着帽子，一把把帽子抓下来放在下面撒尿，就是看不起这些人。有一个人叫陆贾，就和他讲，说怎么样治国。刘邦说，马上得天下，老子是骑着马得到天下的，谁要听知识分子讲课啊？陆贾讲了一句话，你马上得天下，你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需要专业人才。这个专业人才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说出自北大清华，当我到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出自复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