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及其文化发展

　　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为东夷族。山东是古代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旧石器时代起，这一地区已有古人类居住，创造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山东已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是沂源县骑子鞍山出土的“沂源猿人”，距今已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新泰乌珠台曾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左下臼齿，距今约一万余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夷文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表明，生活在远古山东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夷族属的居民，他们创造的远古文明成为中国远古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
　　关于“东夷”，《说文解字》说：“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段文裁注：“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从“夷”字的字形看，由“大”和“弓”组成。“大”字即人的正面形象，人负弓，表明了东夷族人最初以射猎为生，并具有尚武的习俗传统。所以《说文通训定声》说：“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东夷人还以“仁”德著称，联系到在以后于这一地区产生的讲求仁德的邹鲁文化，可知东夷文化影响的深远。古代东夷族的领袖有太昊、少昊和蚩尤。
　　太昊是传说中东夷族最早的领袖，现在也把“太昊”看做是东夷最古老的部落集团。太昊又作太皞，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陈，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但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其中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的说法。而根据杜预的注释，“任”即任城，在今山东济宁境内；“宿”为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为须昌，在今山东东平境内；“颛臾”即武阳县，即今山东平邑县境内。也就是说太昊的后人封地都在今山东鲁南地区，所以可以断定，太昊部落的活动区域在豫东鲁南一带，且有一种沿着古济水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向。太昊为风姓，有学者认为“风”即“凤”。从中也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信息，即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古老部族。
　　少昊又作少皞，是古东夷族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亦被视为继太昊族之后兴起的东夷族的又一分支部族。少昊亦以鸟为图腾，在族源上与太昊大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少昊族的故地在曲阜，曲阜被称为“少皞之虚”。少昊族的后人封地如费、莒、郯，在今费县、莒县、郯城一带，鲁南是少昊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蚩尤是东夷族的又一个重要的部落。蚩尤曾一度是一个以武力强盛称雄天下的部落集团，所以东汉学者应劭说：“蚩尤，古天子。”《周书·尝麦》篇说：“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所谓“于宇少昊”，应为“宇于少昊”，亦即居于少昊故地的意思。蚩尤族曾沿黄河西进，先后与炎黄族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剧烈冲突，虽一度得势，最后却被击败。但由于他们骁勇善战，死后被奉为战神。传说蚩尤的陵墓在东平郡和山阳郡，即今山东的鲁西南地区，蚩尤的族属为东夷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蚩尤之后，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的关系日趋缓和，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唐尧、虞舜之际，东夷族与炎黄族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如尧为炎黄族，他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时建都于平阳，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境内。尧后舜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舜为东夷之人。《墨子·尚同》篇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河濒在山东定陶，雷泽在山东菏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即今山东诸城。舜后炎黄族的夏禹担任部落联盟的领袖。但随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私有观念也逐渐形成。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开始为自己的宗族谋利益。按照夷、夏轮流掌权的原则，夏禹应该在身后把权力交给东夷族的领袖皋陶，但皋陶死得很早。东夷族又推举伯益作为皋陶的继任者。但夏禹却暗地积极培植其儿子启的势力，以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夏禹死后，启公然破坏了夷夏同盟，自己夺取了权力。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也就是说启杀伯益，自己取得了政权，开了世袭制度的先例。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尧舜禹时代实行“禅让”制度，即“选贤与能”，担任领袖。这是以后的儒、墨两家杜撰出来的一种理想的制度，而在历史的真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文化发达民智开启的先进时代的产物，在远古的蒙昧时代是无法实行的，而部落联盟内部部落领袖的轮流执政掌权却是可能的。这也是维护夷、夏联盟的重要政治举措。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族与炎黄族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夷夏之争。
　　东夷族人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不仅见诸于传说与史载，而且还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与支持。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东夷族的文化遗存。将这些资料加以综合，主要有以下发明创造。
　　弓箭是东夷族人最先发明创造的。弓箭的发明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它使得狩猎经济有一个飞跃的发展，使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有一个质的进步。从传说看，《山海经·海内经》说：“少皞生般，般始为弓矢。”《礼记·射义》疏引《世本》说：“挥作弓，夷牟作矢。”《说文解字·矢部》也有“古者夷牟初作矢”的说法。“夷牟”即“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最初居住于半岛地区。尽管对弓箭具体的发明者说法不一，但弓箭为东夷族人首先创造似乎没有歧见。联系到“夷”字为人负弓之形，更印证了这种说法。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从后李文化（距今约80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000年）遗址中，都发现了骨质和蚌质的箭镞，从实物资料上说明了传说的可信度。
　　在陶器的制作方面，东夷人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大汶口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极为丰富，前期的陶器大多采用手制，后期出现了轮制，陶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发展。陶器中有精美的彩陶和光洁的白陶，器形已有鼎、觚形杯、豆、壶、背壶、罐、盆、高柄杯、盘、缸、瓶、尊、钵、碗、陶鼓等。龙山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黑陶。在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4500年），东夷人在制陶技术上取得突破，他们使用较先进的轮制技术，制造出了一些薄胎黑陶。这种黑陶壁薄如蛋壳，强度又高，号称“蛋壳陶”。又由于用鹅卵石等坚硬而光滑的东西在半干的陶坯上精工打磨，使陶器表面光滑且带有光泽。加之陶窑经过改进，封闭严密、窑温较高，又用烟熏法对陶器进行渗碳，烧制出的陶器呈现出乌黑色，质地致密，防渗性强。其中有一部分黑陶在制坯过程中经过刻镂，造型纹饰美观，反映了东夷人较高的审美观念，成为极富价值的工艺产品。在制陶的材料中，除利用天然粘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曾烧制了少量表里很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做了最初的尝试。鉴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高超的制陶水平，龙山文化又被为“黑陶文化”。
　　东夷人还在古代的乐舞艺术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古代有太昊“灼土为埙”的传说，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生晏龙，晏龙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许多学者考证其为契，亦商族的祖先。东夷人善乐舞，自古已然。《后汉书·东夷传》说：东夷“喜饮酒乐舞”，这和东夷人豪爽的性格也相符合。从考古资料看，东夷的乐器发明历史悠久。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个笛柄杯，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近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据有关专家研究，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埙相比，“笛柄杯发出的音乐更多，且出现了半音音程，这是迄今发现夏以前的乐器中前所未有的”。
　　东夷族文明的发展还表现在金属冶炼和制作业中，他们可能是古代中国铜和铁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据《大汶口》发掘报告称：“大汶口晚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1号墓曾发现一个带有孔雀绿色的骨凿，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化验，含铜量为9.9％，证明为铜质所污染。”至于污染源，或认为是铜器，或认为是含铜的孔雀石，但当时的东夷人已经对铜及铜矿石有了认识或利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铜器的使用较为普及，出土铜器的地点较多，虽然多为小件铜器，却是处于发明的领先地位。铁的发明使用也与东夷族有密切关系。最早的“铁”字是“从夷”的。《说文》说：“銕，古文铁，从夷。”夷人可能是铁的发明者。由上可知东夷人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夷族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其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东夷族无论在文字的创制，还是礼制、宗教的形成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文字的创制是古代文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最早的文字，当是东夷人的创造。《潜夫论·五德志》有“少皞始作书契”，的说法。这一说法得到了考古发现资料的证明。最早的图形文字“陶尊文字”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物上。这些文字以图象为主，均刻于一种特殊的陶器——大口尊的外表，并且每件器物上一般只刻1字。至今已发现了20余件标本，其中不重复的单字近10个。如仅在莒县陵阳河遗址就出土了4件灰陶尊，各刻有1个图形文字，分别为“皞”、“炅”、“戌”、“斤”字。1992年，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的文字。这些文字刻在一件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内面，现存文字计有5行11个字。综观这11个字，个个独立成字，笔划比较流畅，整体排列也比较规则，刻写有一定章法，显然已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与大汶口单个图形文字相比较，这11个文字组成了一个短句，记述了一个特定内容，已具有了记载的功能，表明至此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发明，是东夷族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东夷族是原始礼制的创造者。礼制是一种体现社会尊卑等级的制度形式。东夷族因其经济的发展，较早进入文明阶段，随之原始礼制逐渐形成。东夷族的原始礼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宫室制度。在山东地区已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4座，即章丘的城子崖、寿光的边线王、邹平的丁公和临淄的田旺。从古城址的发掘看，已具有宫室制度的一些迹象。二是埋葬制度。在墓葬中，已表现出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已出现了墓室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的分级制日趋成型，至少形成了7个等级。第一级特大型墓，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多为两椁一棺，并随葬有大量精美礼器、生活用品及装饰品。第二级大型墓，墓室面积10平方米左右，多为一椁一棺，随葬品亦精而多。第三级较大型墓，墓室面积5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棺，随葬品较多。第四级至第七级墓葬的规格依次递减，差别趋小，不如前三级明显，说明了“礼不下庶人”的观念已初步产生。三是礼器。礼器是主要用于重要礼仪社交活动的器具，是人们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与标志。礼器源于日用生活器具，后逐渐具有了政治功能而成为礼器。最初的礼器大概产生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主要礼器有玉钺、大口尊、觚、骨雕筒等。随着礼制的不断发展，礼器的种类不断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有玉钺、石钺、骨牙雕筒、大口尊、鬹、觚、高柄杯等。至龙山文化时期礼器趋于专门化，主要礼器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杯、黑陶罍等。其中特别是玉钺，是日益尊贵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东夷族中已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文化。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墓葬中龟甲已是常见的随葬品，其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涵义。至龙山文化时期，已用牛、羊和鹿的肩胛骨作为占卜材料，但有灼痕而无钻凿，攻治方法还比较原始。但这种方法与以后殷商的骨卜和龟卜，却有着前后相承的关系。《管子·五行》篇曾说：“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可见“天道”之学也最早流行于东夷地区。“天道”之学是一种原始宗教与原始自然科学的混杂，其中还包括历法之学和阴阳、八卦之学，由此可以看出东夷文明的博杂和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