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黄蜀芹：《围城》是我父母那代的故事
黄蜀芹
导演黄蜀芹
黄蜀芹：《围城》是我父母那代人的故事
采访手记：采访黄蜀芹前，工作人员反复强调黄导身体不好，时间一定要控制，虽然聊起来，有些时候黄导的思维会短暂停顿，但整个过程中她回忆起《围城》中的经历，黄 导的兴奋我们还是能清晰的感受到。《围城》是黄蜀芹父母的故事，交给她拍摄，有了深刻的延续性，听她回忆那时候的故事，对于自己作品的深爱溢于言表。
围城往事：不知道《围城》是什么
主持人刘杨：90年之后都是在拍电影，当时怎么会在90年拍电视剧，而且是这么轰动的《围城》呢？
黄蜀芹：那个时候80年代末期，像我这一茬所谓的导演没有真正拍过故事片。80年代末期开始，好像对我们这一茬实际是中年的人有信任度了。然后让你们拍电影。所以我们就想拍，我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已经拍了4部电影。《当代人》、《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我就是在《童年的朋友》，我方的军队过黄河，我们在黄河边上，气势很大，护医院的小孩怎么把他们运过黄河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时候，忽然有一个长途电话，说是上海来的。正好天气不好不能拍，一直搭着他们的车到延安这座城市有一个小小的邮电局听长途电话，长途是从上海打到西安来找我。说我们现在想拍一个电视剧，叫《围城》，你回来拍。我说什么？我这里已经在打仗了，还叫我拍打仗的。就那么无知，不知道《围城》是什么，我就这么愚蠢的问的，因为都是老朋友，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你来看。这是真的情况。说明我们当时的简单化，很有热情，但是很简单化，在那个时候。他叫我去买，那天下午我还是不能出工，那个天不适合拍我们那个电影，在黄河边上只能睡大觉。后来我想有睡大觉的时候，我让摄制组给我一个车，反正都不生产了。到延安市去，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就进去看，有没有这个书，两本小绿书，绿颜色的。
主持人刘杨：上下册？
黄蜀芹：不是，一共两册，《围城》就这么点，我一看绿的封面，就那么一个封面，干干净净，我说还有吗？他说还有一册，我说两本都要。一共就两本，我就拿来了，后来又到黄河边上去，我躺在炕上就开始看。
主持人刘杨：当天下午回去就开始看了？
黄蜀芹：对。连续好几天，天不好，我给看完了。我才知道我们的知识结构原来有多单薄。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不知道小说还能写留学生的故事，怎么一步步陷入中国的平庸的大网，人生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这种，就知道《围城》是这样的。原来在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都不具备的。我一直在说，我是躺在延安的土炕上看的《围城》，来理解它，来了解它。这很奇怪的，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我也很幸运，怎么会能够给我一种思考，完全太不同的情况。
主持人刘杨：对比很强烈。
黄蜀芹：但是让我同时去感受。这种都跟以后拍摄的角度或者说是我希望怎么来表达，这些人的生命，我觉得都有关系。这都是我最早接触的《围城》。
主持人刘杨：当时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不是对比很强烈的画面，一边是延安这样的画面，另外一面是这么充满小资情调的？
黄蜀芹：不是的。这样就有是非了，那个时候的人有他们的奋斗和苦恼。比如说在革命时代，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苦恼和奋斗。我觉得情况是不一样，规定情景是不一样的。但是人生都有它的相同之处，就是怎么表达，这有时代因素，又有人的阶层，都有。世界是很丰富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化观比较简单和单一。
主持人刘杨：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理念？
黄蜀芹：都一样，我们这代人受的文化教育本身是比较单一的。YES或者是NO，没有中间非常有丰富色彩的生活，缺乏表达。我一直在想，几十年的文化教育的单一化所造成的一种悲凉。
主持人刘杨：后来看完就很喜欢，就决定去拍了。
黄蜀芹：看完了觉得可为。但是能拍不能拍，我不是这个阶层的人，我不是审查者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是可为的。尤其我自己想到一茬知识分子是这样的，比如我爹妈的路线跟他们是一样的。
主持人刘杨：很有现实性？
黄蜀芹：不是现实，是30年代那个时候，抗战初级阶段开始，我爹妈的过程和《围城》人的过程真的很像，上一辈人跟《围城》所表达得那样人他们是同龄的。我们50年代在新中国长大，还不能深切懂得这个。但是像我父母跟《围城》的人是一样的，到英国去读书，那时候不兴到美国，都是到英国，那时候《围城》的人也是一样的。完了回来之后，上海的租界里面待着觉得不够好，不能为国家做点事，就跑到四川。我爹妈是戏剧学院，戏剧学院从上海就迁到了四川，我们就留学回来自己两个人跑到四川去，进入他们的戏剧学院，一本正经去教学，但是看不下去，跟《围城》里的人一样的，看不惯那些人，又回到上海，很迷茫。我当时一想是这样的，没想到有这样的小说。
主持人刘杨：一下子眼前一亮。
黄蜀芹：心里就一动，怎么跟爹妈的路程是一样的，那就说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是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动乱和日本侵略要进来了这个时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叫蜀芹，他们在四川怀孕的，在上海的租界里面生下来，跟《围城》真的很像。
围城往事2：骂大街把我那个演员给弄走了
主持人刘杨：注定了您一定要拍摄这样一部作品？
黄蜀芹：我当时没那么想，我当时想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是我一个人，是一批人。我们是又一代知识分子，我拍《围城》是40岁左右，跟我爹妈比起来是一茬知识分子。我就觉得豁达认识了，对这个作品有认识了。它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中国知识分子是走过这样一条路的。
主持人刘杨：那时候去拍摄，选角等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蜀芹：我比我年轻的人更能接受《围城》，当时英达留学回来到我家来了一次，到底怎么我忘了，英达跟我说，黄导演我们拍《围城》好吧，我还说，打仗的叫我拍，那时候很盲目，对这个东西没认识。那时候没有这部作品很热，大家都抢着看，没有，很寂寞的一本绿绿封面的小说。他们两位深信，相信朴素，他们的书不会看上去眼前一亮，都是绿绿的，两个字。
主持人刘杨：怎么会选这两个主角，那时候看起来很年轻。
黄蜀芹：我觉得陈道明本人性格比较丰富。又有很认真的思考的，但是也有好像混在里面的那样的。他两个都有，一个是表象的，一个在内在的，这个很难的。
主持人刘杨：很极致。
黄蜀芹：不是每个演员都这样的。起码我在他身上看到他有这种因素，有了可以多一点，要少一点少一点。有的是可以，就怕你没有。
主持人刘杨：那时候陈道明对自己的角色是怎么理解的？
黄蜀芹：我基本上人都齐了以后，我就说咱们不要去理性分析，我就相信表演主要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对这个人物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他们很用功，都看小说，所有的人进了《围城》组不用功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很虔诚，都很努力，但是我不能造成压力，看书看书，这样会坏事的。他们自己做了很多功课，这个我是相信的。所以大家在热爱这本书的前提下，大家都很用功，是这个气氛，而且对这两位作者很尊敬，因为这样的小说真的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中国小说真的不一样，反映的阶层不一样，写的方法也不一样。小说里面呈现出来的人物真的不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文章里面看到的。
主持人刘杨：您会是在现场很严厉的导演吗？
黄蜀芹：我不骂人，也不在现场训人。但是我从演员他们反馈给我，导演你不要两个眼珠子总看着我，我害怕的。我说我不看你，看谁呢。
主持人刘杨：有一种威慑力。
黄蜀芹：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对我挺好的。
主持人刘杨：当时这个戏拍了有多久？
黄蜀芹：100天，开机100天。
主持人刘杨：三个多月？
黄蜀芹：对。我们一共才10集，你想我们1集花多少时间。
主持人刘杨：精磨出来的戏？
黄蜀芹：也不是，我第一次拍电视剧，我以前拍电影。演员走来走去都是有内容的，不许一个人空着手，不是拿着东西，就是挑着东西，不能马虎的，这基本上都做到了。
主持人刘杨：当时拍摄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很困难的事情，解决不了的事情？
黄蜀芹：上次什么事情把我都弄的哭了，反正挺欺负人的。我记性不好忘掉了，就是演员的档期，另外一个组，骂大街把我那个演员给弄走了。我觉得很不讲理，我碰到的电视人这样蛮不讲理的挺少的，我对人挺客气的，一般人对我挺客气的，但是就有这样的骂大街的。
主持人刘杨：当时有想过《围城》造成那么大的反响吗？
黄蜀芹：没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知识分子的太狭窄了。
主持人刘杨：小资？
黄蜀芹：小资什么的是一种阶级电影。太文雅，太知识分子腔调，收视率会不高的，不会受欢迎的。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不那么好看。但是后来所以播的时候，收视率很高的，但是很喜欢看的。我真的才松口气。
主持人刘杨：黄导您从80年代开始拍这部戏，之后拍了很多的电视剧，一直到90年代，一直到今天，您觉得电视剧发展到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
黄蜀芹：我觉得它丰富了。原来我们的文化思想比较单一，但是现在丰富了。这是很好的事情，每天晚上8点钟，大家有东西看，而且比较丰富。而且观众也训练出来，知道哪个好一点，哪个弱一点，这是一种审美的培养，这很重要。现在比20年前真的是好多了。要看到进步。
主持人刘杨：现在您的后辈来参加会的有200多位导演，有这么多的导演，您觉得哪一位，或者是哪一些你比较看好，觉得他们的题材您是最喜欢的？
黄蜀芹：我觉得今天来的都不认识。
主持人刘杨：很多都不认识了？
黄蜀芹：也不是。我觉得就是一代有一代的，这里面学校、学院做了很多努力、培养，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说科班科班都没用的。还有所有演员的努力，包括编导的努力，我觉得在这些年里面，文艺作品，如果有10%是好的就了不得了。这个东西一定是多数是会有不足，但是就有一些是比以前的不一定是自己的，或者是说那个氛围下的作品。就是说只要比那个时候进步一点，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的。
主持人刘杨：老一辈的导演，对现在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建言？
黄蜀芹：我看的时候，从来不挑剔，就是以一个观众的平常心看。当然有的还不错，有的不好我也跟别人一样转台。我觉得观看一定要有一种好的心态。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专家，我从来不那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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