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妇女的贞节，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要，并非要她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制裁。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妇女贞节观念，宋代以前的统治者都倡导过，但是并非视为十分严重之事。

比如秦汉时期，当时，在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的独立成书加以倡导。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刻石提倡贞节：“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并且，为褒奖巴清寡妇，秦始皇修筑怀清台，以劝导贞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于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曾于“开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分裂、动乱，从宫廷到地方，普遍滋生及时行乐心理，世风乱杂。因此，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对贞节观念提出肃严之策，提倡诏旌门闾。

如北齐时的《羊烈家传》说，一门女子不许再醮。女子寡居且无子的，均出家为尼。

晋书《列女传·跋》说：“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

此外，晋惠帝时的国子祭酒裴颜，曾作一篇《女史箴》，很重贞操：“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尔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也不浊。绿衣虽多，无贵于色。邪径虽利，无尚于直。春华虽美，期于秋实。水璧虽泽，期于见日。浴者振衣，沐者弹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动目，行美动神；天道佑顺，常于吉人。”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在贞节观念上比前代保守，但对贞女节妇的约制却并不苛严。

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诗人白居易曾作《妇人苦》，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他说：“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至宋代，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开国初期，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如范仲淹在“义庄”《田约》中，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他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宋初社会对妇女再嫁并无非议。宋代的司马光著有《家范》，他主张女子要读《论语》、《孝经》、《女诫》、《列女传》等书，认为女子“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日清洁，三日不妒，四日俭约，五日恭谨，六曰勤劳”。但他也崇尚男尊女卑观念，在《训子孙》一文中，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而王安石的贞节观念是很宽容的。他当儿子在时，就把媳妇改嫁了。

宋代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对妇女的观念，代表了宋儒的妇女观。他的《通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礼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后和，故礼先而乐后。”所谓夫夫妇妇，就是夫为妻纲，以夫御妇。而从周敦颐传到二程(程颢和程颐)，对于妇女的贞节观念就已严格起来。《近思录》中有一段话：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宋代从程子传到朱子(朱熹)，已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了，对于妇女来说，至少要受到四种压迫：第一，女子必须柔顺，服从男子，曲不可争，直不可讼，不许干涉外事，只安心做家庭奴仆。第二，丈夫死时，无论有饭吃无饭吃，都要守节，守到饿死也不能失节；而且，守节妇女不但不能涉及性要求，就连皮肤手臂也不能与男子触碰。第三，男子有休妻的自由，为博得男子欢心，不被遗弃，妇女的一切言行举止、服饰妆扮都要以男子好恶为准。第四，处女的贞操是极其重要的，贞操是女子第一生命，如贞操与性命不能两全时，唯舍命而保住贞操。宋代与以前历代王朝比，是对妇女束缚最多和对于妇女贞节的态度极为严厉的一个朝代。夫死守节已成为妇女应尽的义务，并且，这种观念深为妇女所崇尚，已成为下意识的一种俗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