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暴行关注的焦点之一 ,即是大屠杀的规模与死难者的人数。在屠杀现场上 ,被屠杀的同胞是受害者 ,即使有人侥幸存活下来 ,也因恐怖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而无法说清较为准确的数字;日本侵略军是血腥屠杀的执行者 ,他们当然不愿也不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可靠的凭证。如将当年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各起集体屠杀的人数相加 ,也只是整个南京大屠杀中屠杀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的总和 ,但面广量大的分散、零星屠杀中 ,遇难者的人数则很难求证。后来 ,人们逐渐将目光移向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和处理上。因为人死了 ,总有尸体;有尸体 ,就需要掩埋和处理。而在掩埋和处理尸体的过程中 ,又必然要涉及到人力、时间、经费、工具等各方面的因素 ,这就会自然地形成一批档案和文字资料。事实证明 ,从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和处理入手 ,是对南京大屠杀规模与死难者人数进行实证研究的最佳选择。虽然依据现有的资料 ,尚不能得出遇难者尸体的精确数字 ,因为并非每具尸体的去处都有文字记录 ,即使有文字记录者 ,亦每有模糊计数的情况 ,但毋庸讳言 ,通过大量对遇难者尸体掩埋、处理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人们将逐步接近弄清死难者人数这个目标。

笔者在编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5 卷《遇难者的尸体掩埋》(以下简称“本集资料”一书时),通过资料分析认为 ,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以后一段时期 ,社会各方面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与处理 ,大致有五个渠道:一为红  字会、崇善堂、红十字会、同善堂等各慈善团体的掩埋;二为市民之有组织及一家一户的掩埋;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资雇工掩埋;四为市、区伪政权及其所属卫生机构的掩埋;五为日军动用部队对尸体的掩埋与毁尸灭迹。本集所收资料 ,即大体循此五种情况依序编排。这些资料 ,来自各有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的馆藏档案 ,民国时期书刊 ,近年来出版的国内外论著、资料、日记、证言 ,南京沦陷以来的各种报纸 ,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记录 ,等等。可以说将散见于汪洋大海般各种档案、书刊、文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与处理的资料 ,最大限度地包容了进来。为了方便读者利用 ,还将一些平时少见的民国期间慈善团体的机构沿革状况亦予搜集 ,而且每条资料都有清楚的出处 ,从出版年月、页码 ,到档案卷宗编号 ,均一一列明。

本集资料虽非学术著作 ,不容进行长篇考证与论述 ,但对于重点人物、机构及有歧异的资料内容 ,仍通过巧妙编排资料及页下注释 ,尽量予以阐明。本集对于埋尸有关的重点人物 , 如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陶锡三、副会长许传音 ,崇善堂堂长周一渔 ,代葬局掩埋队队长夏元芝等人 ,均有简明注释 ,注明其简要经历 ,特别是有关埋尸的活动过程。许传音先生长期被视为一位神秘人物 ,人们对他的身份、经历均不甚清楚 ,基至当报纸报道他出席军事法庭作证时 ,亦时而称为“红  字会副会长”,时而称为“红十字会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 ,许在“文革”中逝世后 ,其墓碑上连生卒年月都没有。代葬局掩埋队长夏元芝 ,因曾率队参加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和伪南京市政督办署埋尸工作 ,并担任伪职 ,而在战后被作为“汉奸嫌疑”关押 ,其身世更罕见于公开资料中。这些埋尸关键人物的经历介绍 ,对于系统地研究埋尸活动当大有裨益。本集对于参与埋尸的各慈善团体 ,如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等 ,不仅加简明注释 ,说明其历史脉络及参加埋尸的具体情况 ,而且考虑到这些慈善团体不会在本史料集的其它各集中出现 ,为方便读者使用 ,还特将有关反映其机构历史沿革的资料 ,适当编选入集。对于叙述有歧异的资料 ,本集一律同时收录 ,供读者自行鉴别 ,并加注说明。如:关于主要由欧美人士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中方副主席一职 ,由于各种资料说法不一 ,本集特搜集国内外 8 种不同的资料 ,编为专条 ,其中有 7 条称与洛威先生并列副主席者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春南（或译李健南）,而有 1 条称其为许传音。又如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掩埋江边浮尸的数字有 1 万余具与 1559具两种不同的说法 ,书中将两份资料均予收录 ,并加注说明埋尸数字的不同说法。

本集资料的最大价值在于首次完整推出了一批新的埋尸资料。以往学术界论及慈善团体与伪区政府埋尸 ,只有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同善堂等 4 家慈善团体 ,以及伪第一、下关两家区政府。本集中崭新推出的埋尸慈善团体有:1.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埋尸 1559 具。在《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就运送军民过江与掩埋尸体事致中华总会函》1945 年 12 月 20 日 件中载有:该会于南京沦陷后 ,将“沿洲江岸 ,被敌舰机枪射死者一百八十四名 ,沿江两岸浮尸一千二百十八具 ,在江中打捞者一百五十七具 ,分别掩埋”。2.南京代葬局在掩埋队长夏元芝率领下 ,共收埋被难军民尸体 1 万余具。在《伪卫生局职员夏元芝关于代葬局掩埋尸体万余具的辩护状节录》1946年 10 月 7 日 件中 ,夏称:“迨首都沦陷后 ,本京军民为敌军惨杀者为数甚众 ,因之尸体遍地 ,伤心惨目。被告 焉忧之 ,遂即派员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役 ,终日收埋被惨杀之军民尸体约万余具。” 3.顺安善堂埋尸约 1500 具。在《顺安堂关于掩埋尸骨等项事务调查表节录（1940 年 12 月 17 日）件中写道:“迨至南京事变后 , 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 ,人工费用 ,约去陆佰元。”按当时收埋尸体支付费用的一般标准 ,约为每具尸体支付 0.4 元 ,则 600 元约可掩埋 1500 具尸体。4. 明德慈善堂埋尸 700 余具。在《明德慈善堂关于掩埋七百余具尸体的报表》与《明德慈善堂堂长陈家伟关于掩埋尸骨等项事务报告节录》（均为 1940 年 12 月 26 日） 件中称:南京沦陷后 ,该堂曾在 1938 年春 ,“雇用?子十余人 ,掩埋尸骨”,计“掩埋七百余具”。以上新发现的 4 家慈善团体 ,计掩埋被日军屠杀军民 113 万余人 ,连同前已确认的 4 家慈善团体所收埋尸体 1815 万具 ,总计 8 家慈善团体收埋尸体数已达 1918 万具 ,使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人数达“30 万以上”的判断 ,更增添了铁证。

本集中还新推出有伪第二、第三区政府的埋尸记录。在《伪第二区区公所工作报告节录》（1938 年 1 月 28 日）和《伪第二区区公所 1938 年 2 月份工作报告节录》（1938 年 3 月 5 日）两份文件中载有 ,该区公所曾在一、二两月中 ,分别函请崇善堂将本区范围内遗尸 9 具和 18 具加以掩埋 ,计埋尸 27 具。在《伪第三区区公所1938 年 1、2 月份工作日报表中有关埋尸内容节录》（1938 年 1 月至2 月）与《伪第三区区公所 1938 年 2 月份工作报告节录》（1938年 3 月 2 日） 等文件中载有 ,该区公所分别函请警察厅、卫生科、红万字会、崇善堂等单位收埋本区范围内尸体、棺柩至少为 17 具。上述新发现的伪第二、第三区公所参与收尸的资料 ,虽收尸数字只在三四十具之间 ,与南京大屠杀的巨大规模相比 ,几可忽略不计 ,但它所透露出的伪区公所收埋尸体的方法与手段 ,却至关重要。它提示人们注意 ,各个不同渠道在收埋尸体时 ,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交叉的可能。承认这种交叉的存在 ,以及洞察其交叉的规模 ,无疑将使遇难人数的探索与实证 ,进一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此外 ,本集资料中 ,还新披露了部分过程性的埋尸统计表格。如:世界红  字会南京分会的埋尸统计表 ,以往只有战后送交军事法庭的一份截止至 1938 年 10 月 30 日的统计表（总计埋尸 43123具） 及 1997 年《档案与史学》公布的截止 1938 年 3 月 3 日的统计表（总计埋尸 31649 具 ）;现又增加截至 1938 年 3 月 27 日的统计表 （总计埋尸 33161 具）与截至 1938 年 4 月 30 日的统计表 （总计埋尸 36780 具 ）各一份。由于新发现的埋尸统计表均属珍贵的前期资料 ,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会收埋尸体数量逐步递增 ,这几份来自不同档案馆、截止日期各不相同的埋尸统计表的同时出现 ,使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埋尸活动及其数量等事实 ,达到确凿无疑的程度。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4期  编辑：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