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葉若夫（右一）陪同史達林 『哈爾濱人』，包括『所有中東鐵路的前雇員和從滿洲回國的人』，該詞條的注釋人是1937年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的葉若夫。葉若夫的這個創造性解釋，決定了『哈爾濱人』的命運。

據個人圖書館網報導，這個出現在前蘇聯內務部(即克格勃前身)1937年9月20日《00593號命令》中的新定義對於今日讀者來說，缺乏實際意義或者可想象的空間。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定義有助於辨別特殊人群。1937年的這份文件，所謂的蘇聯『哈爾濱人』的人群，是指包括俄羅斯人、猶太人、波蘭人在內的原滿鐵雇員以及其他在滿鐵沿線從事各種各樣職業的歸國『蘇聯人』。而正是這個泛化的定義，導致三萬多人被槍斃，近兩萬人流放。

『中東鐵路』及移民潮

這份《00593號命令》中出現的『中東鐵路』即 『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因此亦作『東清鐵路』。 1896年甲午戰爭之後，俄羅斯與清政府達成秘密對抗日本協定，清政府將中東鐵路的建築權與80年經營權轉讓給俄羅斯，包括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里，南至大連鐵路沿線的治外法權。鐵路的延伸，也意味帝俄政治—經濟勢力向東方的延伸。與日本向東亞大陸西進政策一樣，俄羅斯自十七世紀之後就有東進計劃，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這個計劃演變為清晰的『黃俄羅斯』行動，在東北歷史上，『中東鐵路』鐵路的出現是俄羅斯帝國東進計劃的一個跳板。在獲得鐵路的開發與治外法權之後，俄羅斯帝國擴張的下一步，必定是移民實邊。

伴隨著中東鐵路的建成，大批鐵路雇員、沙皇帝國之下弱勢的眾多小民族紛紛遷徙到中國東北鐵路沿線，從事販牛羊、毛皮、食品等貿易。這次20世紀初葉的這次大規模移民得到了沙皇政府的支援與鼓勵，驅使小民族與及猶太人向邊疆以及域外遷徙，非僅處於殖民的考慮，更有帝俄本身民族矛盾尖銳的考量。俄羅斯經十九世紀之前兩個世紀的擴張，早已成為亞歐大陸民族成分最複雜的國家，也成了民族矛盾最尖銳的區域。

在這波前往中國東北的移民潮中，就有猶太人《哈爾濱檔案》一書作者瑪拉·穆斯塔芬的曾外祖父母奧尼庫爾夫婦。1909年，奧尼庫爾夫婦穿越西伯利亞大鐵路，從白俄羅斯的鄉下來到中國的滿洲里，成為當時著名的美國『勝家』牌縫紉機的代理商以及牧場主。在此後20多年的時間，奧尼庫爾夫婦把他們在滿洲里的新家經營得有條不紊，他們在滿洲里置地、購買房子，生育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直到9.18事變之後。

1920年代，奧尼庫爾夫婦所居住的小城鎮滿洲里蘇聯人口大約已有4000餘人，而僅20萬人口的哈爾濱一地，俄羅斯猶太人大約就有1.5萬之多，而其他俄羅斯人人口約為俄羅斯人的三倍之多。十月革命前後，在中國東北沿中東鐵路沿線的俄羅斯總人口達到了20萬(不包括駐扎軍隊)。像奧尼庫爾夫婦一樣，俄羅斯人在東北生根發芽，他們經營商業、雜貨鋪、牲口買賣、文化傳播以及建築等等，今日的哈爾濱仍舊保留著許多舊俄時代的建築，最為知名的是始建於1907年的索菲亞大教堂。

二十世紀早期俄羅斯向東北的移民潮，同樣是清廷不斷衰弱的一個表征。但與上海等較為單純的商業殖民化不同，帝俄的擴張政策顯得比較赤裸裸，以軍事威脅和侵略為開路先鋒、殖民滲透緊接而來。在中國的東北，俄羅斯人馬上碰了壁，另一個對中國東北處心積慮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也在虎視眈眈。夾在三國政治勢力犬牙交錯的東北，注定了《哈爾濱檔案》中奧尼庫爾家族日後的悲劇。

逃離恐怖，奔向未來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時間段里，中國的東北淪為各種勢力的跑馬場。這幾股勢力是，蘇聯內戰(1922年)後撤退到東北與蒙古高原的大量白俄武裝、哥薩克匪幫；1904年日俄戰爭後由南向北滲透的日本；從北洋係分化而來的中國奉係軍閥以及從帝俄手中接過『中東鐵路』北段的蘇聯。帝俄時代的哥薩克視猶太人如草芥，常以殺戮猶太人取樂。在《哈爾濱檔案》一書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記載，忠厚老實、毫無政治派別的奧尼庫爾為哥薩克投入的監獄，理由是他是猶太人，最終通過他在滿洲里良好的人際關係擺脫了牢獄之災。但在犬牙交錯的政治勢力中間，奧尼庫爾的幾個子女顯然就沒有那麼安分守己，一心報效祖國的兩個兒子阿勃拉姆和亞沙加入了蘇聯的情報組織，女兒瑪亞也暗中給蘇聯提供情報。在政治派係林立的中國東北，奧尼庫爾家族幾個子女的行為並不能說是出格，新生且強大的蘇聯吸引著他們的注意力，或者，他們此舉也是為異日前往祖國尋找一個更為合適的階梯或者為保留自己留一個退路。

1931年，9.18事變，東北的勢力只剩下蘇聯和日本。1933年，希特勒上台，英法『禍水東引』，為防備腹背受敵，蘇聯在1934年將『中東鐵路』以1/4的價格轉讓給日本，並召回原鐵路兩萬多雇員。蘇聯的撤出，意味著日本控制了整個東北，失去了蘇聯保護的俄羅斯等於任人宰割的羔羊，日本占領當局開始給俄國移民制造麻煩，恐嚇、接連不斷的盤查、監視、牢獄等等，不一而足。

奧尼庫爾的長子阿勃拉姆以特殊身份先期返回蘇聯境內。1935年4月，奧尼庫爾的長女瑪亞回到蘇聯高爾基市(今俄羅斯尼日尼)，緊接著，亞沙和奧尼庫爾夫婦來到了高爾基市。除了他們的小女兒基塔嫁給哈爾濱著名商人而繼續留在哈爾濱之外。一家六口中的五人返回了蘇聯，他們逃出了日本人的白色恐怖，奔向未來。殊不知，等待奧尼庫爾家族的，卻是大清洗。

死亡之旅

蘇聯大清洗開始之際，曾為蘇聯提供情報的瑪亞和亞沙似乎並未注意到任何危險信號，這是一個長期居於中國東北的俄羅斯家族的貫有的遲鈍。實際上，『大清洗』的信號始於1934年12月史達林密友基洛夫遇刺。史達林以此為借口，清除了以季諾維耶夫、布哈林等人為首的黨內反對派，手段是內務部一貫的辦法——嚴刑逼供、屈打成招。這場『老布爾什維克之間的最後一次爭權奪利』最終從高層政界向軍界乃至各行各業延伸，禍及數千萬人。

1937年，大清洗擴大化，蘇聯軍界開始遭殃，該年6月11日，以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為首的八個高級軍事長官同日被槍斃，罪名都是『間諜和叛國罪』。大清洗的進一步深入，必然是朝向民族主義和排外方向發展，外族和異地來的族群首當其衝受當其衝成為清洗目標。

1937年7月20日，政治局命令內務部逮捕所有軍工部門中的德意志族蘇聯人，並將部分人流放國外。8月9日，政治局批准內務部《關於消滅波蘭特務破壞集團和波蘭軍事組織》的計劃，僅僅八、九月份，一萬八千餘人遭到了鎮壓。9月20日，內務部人民委員葉若夫下達了蘇聯內務部《00593號命令》，即『哈爾濱行動』專項肅反行動。10月2日，奧尼庫爾和瑪亞被捕，未經正常審訊，10天後被執行槍決，理由是『日本間諜罪』。 10月7日，奧尼庫爾夫人與其子亞沙被捕，理由是『日本間諜罪』，流放，1956年獲平反。10月17日，阿勃拉姆被捕，理由依舊是『日本間諜罪』，1941年凍死於北極圈內的勞改營。

奧尼庫爾家族，自1909年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從白俄羅斯遷到中國東北滿洲里，自1934開始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再次返回蘇聯。在1937年，整個家族除了已在哈爾濱嫁人的小女兒基塔之外，無人幸免於難。在1934年之後，約有10萬蘇聯人返回家園，這其中，『48，133人被逮捕，其中，30，992被執行槍斃』，其餘的17141幾乎無一例外的被流放，幸存者在1956年平反。

『哈爾濱人』的出現，是帝國主義擴張中的一個邏輯環節，是帝俄在中國東北拓殖的必然結果。而當繼承帝俄衣缽的蘇聯放棄東方擴張主義之後，『哈爾濱人』的命運便出現了大轉折。在這段『哈爾濱人』的大清洗歷史之中，『哈爾濱人』遭遇不幸的理由極為荒謬，遇難者的罪名基本為莫須有的『日本間諜罪』，而這批人『哈爾濱人』重返蘇聯的恰恰是希求祖國的庇護。歷史上的排外主義，自有文明史以來，無論中外概莫能外，而『哈爾濱人』遭受的殘酷大清洗又非僅簡單的排外主義能解釋。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大清洗中，被鎮壓的群體基本上都以『間諜罪』而被執行槍決，最著名的是圖哈切夫斯基以『德間罪』被槍決。

一九三零年代，蘇聯的第一個現代化建成。史達林體制，在反複的斗爭中穩定了下來。在這一體制中，高度官僚化的中央政治運作，最終的決策都依賴於絕對權威。正是在大清洗的背景中，哈爾濱人嫌疑者身份，最終導向了悲劇性的命運。

在此，簡單介紹一下關於《00593號命令》的簽發人葉若夫及其最終結局。此君與其前任亞戈達並列為史達林時代兩大劊子手，兩人合作完成了大清洗屠夫的全部工作。葉若夫1936年出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上任之後，秉承史達林意志，半年內就清洗了內務部25000人中的5000名；在任17月期間，逮捕了150萬人，其中一半被執行槍斃；一萬五千名高級軍官被清洗，這個數字大約是當時蘇聯軍官團的一半。因為此君身高不足1米60，在俄羅斯人中顯得身材矮小，故蘇聯人稱之為『嗜血的侏儒』。詩人艾特瑪托娃在《安魂曲》中將葉若夫在任的17個月稱之為『葉若夫時代』。

1938年4月，大清洗進入尾聲，葉若夫隨之失寵。同年11月，葉若夫本人也被史達林清洗，半年後，葉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國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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