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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应该懂得的Talkshow定义

2012-09-01 [!--seo--] 婚礼司仪 网友评论
近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在屏幕上可谓风起云涌,但坐看“风”“云”,难免有些不言不快的观感,众多谈话节目中精品少之又少,而倾向于美国式垃圾脱口秀的谈话节目却比比皆是,有人也曾戏说“脱口秀究竟是脱了什么又秀了什么”。就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现状,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Talkshow定义,历史
  近年来,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中国悄然兴起。这种在西方被称作Talkshow的节目以一种崭新的传播理念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本文就其为何大受欢迎,及其发展历程和在中国的前景作一番阐述和见解。
  (一)Talkshow定义
  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才是电视谈话节目,人们历来说法不一,美国出版的《电视百科全书》中《谈话节目》的词条中是这样定义的:“‘电视谈话’(TVtalk)包括了从一有电视起就存在的所有不用写脚本的对话和直接对观众讲述的各类节目形式。这种‘直播的’、脱稿的谈话是电视区别于电影、摄影、唱片和书籍企业的一个基本因素。而‘电视谈话节目’(TVtalkshow)则是一种主要围绕着谈话而组织起来的表演。谈话节目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内开始和结束,并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以便在面对上百万观众时能够提起观众的兴趣。”
  大家可以看到,依据这个词条,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区分出“电视谈话”和“电视谈话节目”的界限。凡是“直接对观众讲述”的节目形式以及所有电视节目中的即兴对话都属于“电视谈话”,而这一特点也是电视区别于其他媒介的重要特点:“电视特色常常就是与观众交谈的特色。大量的节目都采用面对观众‘直接说’的形式。……播音员、气象预报员、新闻广播员、访谈节目主持人等都是直接面对摄像机的,因此,给人的错觉是他(她)们在亲切的面对面地与观众话家常。”今天的电视节目中基本都存在着“电视谈话”,但是“电视谈话”并不等于“电视谈话节目”。
  由“电视谈话节目”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析出“电视谈话节目”应该包含以下三方面的限定。
  1.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应该是一种无脚本的,带有即兴色彩的谈话,这种即兴色彩体现了电视媒体具有的即时传真功能特色。同样作为视听媒介,电视与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能够通过电子传播技术在瞬间完成远距离的信号传输。对于电视而言最有特色的永远应该是直播的,即使是录播节目也需要尽可能展现类似于直播的形态。
  观众之所以喜欢看谈话类节目,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节目观察到谈话者真情实感,也可以期待出现某些无法预测的戏剧性场面,而且在观看的时候,观众可以有一种分享体验,实现他们社会交流(尽管只是一种虚拟的交流)的强烈愿望。不论是为了形式方面的需要还是内容方面的需要,一个精彩的电视节目都应该是脱稿的、即兴的,掌握脉络和节奏是节目主持人的任务,也是对其主持能力的一种挑战。
  2.电视谈话节目应以谈话为主要内容,或者说电视谈话节目是“主要围绕谈话组织起来的”的节目,它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内开始和结束,并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由此可见电视谈话节目对时间的要求也很高,这就要求主持人把着眼点首先要放在如何经营好谈话上面,而不是谈话以外的其他元素。
  3.电视谈话节目毕竟是节目,虽然谈话总是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但它同样有很强的结构性。一个好的电视谈话节目就是既能完整地再现一场真实的、自然的谈话过程,又能做到集中、精练、流畅、富于戏剧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档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1)以谈话为主要内容。
  (2)谈话是无脚本的。
  (3)谈话是在严密设计基础上的即兴发挥。
  (二)Talkshow历史
  1.电视谈话节目的起源
  电视技术在美国很早就投入使用,1926年已经开始试验性播出。在上世纪30年代,NBC播出的一些节目,是围绕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探讨和辩论,可以说是美国电视谈话节目最早的萌芽和胚胎。二战后,很多成功的广播节目被移植到电视中,许多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都是模仿广播节目的样式制作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电视并未出现后来所说的真正意义的电视谈话节目。
  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着全国大选,许多总统在电视上发表演说和谈话,除了围绕竞选的节目外,商业电视中能够展现严肃谈话的电视节目很少,如爱德华默罗主持的《现在请看》,此后又由此节目派生出来的名人访谈节目《面对面》。
  从50年代末起到60年代中后期,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参与开始得到重视。
  虽然在电视诞生的初期,谈话因素已经出现在部分电视节目中,但是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被认可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电视作为一种可使媒介,喜欢展示动作,而不仅仅是交谈。虽然争辩、讨论和访谈节目很适合广播,却不很适合于电视,因为只是看着对话或是会议中说话的人像并没有多大意思。从一开始,电视就想要人们在干什么的画面。”
  在人们对于新事物的狂热散去之后,观众的收视心理逐渐成熟电视画面对观众的吸引就大不如前了。相反人们更倾向于“听”电视,因为他们常常是忙着其他事情,听着电视的声音,在时不时地看一下屏幕上的画面,这就为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2.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是以妇女为主要受众的日间谈话节目兴起时代。在这类节目中,观众相互分享内心的体验,在这些节目中最为著名的是1967年在俄亥俄州戴顿开播的《唐纳休节目》,节目主持人唐纳休创造出一种满怀热情、充满关切的主持风格,他在现场观众中来回走动,鼓励观众大胆地提问,并及时使他们的问题得到反馈,从而把每一个观众联结在一起,每一个人的感受都融入了现场氛围,谈话显得非常真实。唐纳休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许多相同模式的谈话节目也都涌现出来,而美国谈话节目迅猛发展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批的电视谈话节目涌现出来,无论是日间谈话节目还是夜间谈话节目都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性和暴力的内容越来越多,也更加充满对抗性。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的谈话大多出现在新闻节目中,但是它们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那些以人际关系、心理问题、情感交锋为展示对象的娱乐性谈话节目。最有代表性的有《奥帕拉节目》、《曼特尔威廉斯节目》、《罗兰达节目》、《莉基节目》、《詹妮琼斯节目》等。
  由于节目制作者的理念不一样,娱乐性谈话节目呈现出的面貌也大相径庭,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揭露个人隐私为目的,追求节目的戏剧性,把他人的痛苦和困境作为娱乐观众的手段,通过对他人内心隐私的窥视来吸引观众。另一类则是态度比较严肃的谈话节目。它更像心理治疗小组,来到现场的嘉宾们倾吐自己内心的痛苦,主持人、专家和现场的观众则为他们提供各种建议,尽量从正面去化解他们的烦恼。
  3.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
  199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了一档名为《东方直播室》的节目,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邀请嘉宾和观众来到演播室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这就意味着中国电视从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节目类型——电视谈话节目。由于《东方直播室》是地方台制作的节目,传播有限,因此并未引起全国性轰动效应。
  谈话节目真正引起观众和理论研究者关注并在电视节目制作中形成一股热潮,是从《实话实说》热播开始。
  1996年3月16日,经过精心策划的《实话实说》在中央电视台开播。虽然《实话实说》最初的播出时段并不好,但是当时各省台尚未上星,而且央视一套拥有着地方电视台难以企及的庞大受众群体,这足以弥补时段不佳的缺憾。而且崔永元与众不同的相貌和主持风格也是《实话实说》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此后,出现了“你方说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
  二、Talkshow基本形态
  (一)叙事型谈话
  顾名思义,叙事型谈话是指以讲述故事为谈话内容的节目形态。与小说、电影、电视剧不同的是,叙事型谈话节目中所讲述的故事布斯和虚构的,不是发生在想象中的,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来到节目中的嘉宾亲身经历的真实事情。
  叙事型谈话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与故事主人公交流的空间,突出互动性与分享色彩,这是叙事型谈话最能引起观众的地方。叙事型谈话节目可以以人物为中心展开,还可以以故事为中心。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事件为中心,叙事型谈话都要遵循“以事拖人,因人说事”的基本原则,人和事是不能分开的。
  (二)辩论型谈话
  辩论型谈话是语言对抗色彩最为强烈的是一种谈话形态。它通常围绕一个特
  定话题,由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方各抒己见,通过观点在交锋中所形成的冲突吸引受众的关注。其思辨色彩和即兴色彩非常浓厚,它最能展现嘉宾思维的逻辑性、严密性,以及嘉宾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反应的敏捷程度。
  辩论型谈话的选题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时事性的,二是涉及某些专业领域,但与大众生活有一定联系的话题。三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辩论型谈话节目对主持人和嘉宾队有很高的要求。节目中,主持人应具备强有力的控制能力,在辩论型谈话中,主持人并不参加话题的辩论,主持人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谈话进程,控制现场局面。同其他几种形态的谈话节目相比,尤其是同叙事型谈话节目相比,辩论型谈话显然有着更多的未知性。节目中的嘉宾需有很好的涵养,辩论双方在辩论过程中一方面应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和人格,在语言和态度上可以强硬但不失礼貌。
  (三)专题讨论型谈话
  讨论型电视谈话是电视谈话节目中常见的一种谈话形态。所谓讨论型谈话,指的是谈话参与者在节目中就某种现象或某个问题展开讨论。参与者各抒己见,使各种观点、看法得到交流,并形成碰撞与交织。
  讨论型谈话与辩论型谈话不同。在辩论型谈话中,话题是高度浓缩而具体的,并且直接预示了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立场。而在讨论型谈话节目中,各种观点则是在围绕某个现象、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这些观点并非都是对立关系,有的观点可能相互一致,还有的可能相互补充。随着讨论的深入,嘉宾之间可能会因某个观点的分歧产生争论与冲突,甚至会将讨论演变为辩论。但是多数情况下,主持人会调和嘉宾之间的冲突,并推动讨论继续进行。
  (四)清谈型谈话
  清淡型谈话时电视谈话节目中一种较为特别的谈话形态,它追求谈话本身的乐趣,是在电视这一大众媒介上对日常生活中的“闲聊”等随意性很强的谈话方式进行模仿的一种节目形态。
  清淡型谈话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访”的色彩淡化了,主持人和嘉宾之间不是访与被访的关系,而是类似于亲密朋友的关系,“谈”代替了“访”。二是谈话跳跃性强,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交流并不围绕固定的主体进行此特点使得清淡型谈话节目充满了即兴色彩,这种即兴色彩不仅让谈话者感到兴奋,也强烈的吸引观众。三是气氛轻松,娱乐性强。四是形式简单,成本极低。
  三、Talkshow在中国
  (一)节目形式多种多样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节目的形式也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种多样。
  从节目的外在形式来说,不仅有现场观众参与的谈话节目,如《艺术人生》、《对话》等,也有无现场观众的谈话节目,如《今日谈》;不仅有在演播室录制的谈话节目,也有在外景录制的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有把嘉宾和观众邀请到演播室现场共济一堂的电视谈话节目,还有利用卫星通讯技术打破地域限制,让身处不同空间的嘉宾同时进行交流的谈话节目。
  (二)节目制作越来越精良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谈话节目自身的发展,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越来越精良。不但是从舞台背景的设计、主持人与嘉宾的设置,还是灯光、摄像、切换、后期剪辑等技术都日益成熟。
  以主景区的设计为例,《实话实说》的早期节目还带有《正大综艺》的痕迹,从主持人和嘉宾座位的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来。嘉宾坐在一个很高的桌子后面,被安排在主景区的一侧,主持人则站在另外一侧。这种设计像是一场智力问答比赛,而不是参加一个谈话节目。随着经验的增长和对谈话节目认识的逐渐成熟,今天的《实话实说》已经改变了早期的设计。嘉宾不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在演播室的中央直接面对现场观众,主持人则坐在嘉宾旁边。主景区也设计得如同会客厅一样充满家庭氛围。这样的设计无疑体现了谈话节目模拟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特点,拉近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今天,越来越多的电视谈话节目开始自觉地追求节目制作质量的提高。对节目内容的重视一直都是节目制作者的关心重点,而对节目表现形式的重视则是谈话节目的制作者制作理念的一个飞跃。
  (三)谈话节目呈现出分众化趋势
  针对不同受众的需求来制作电视节目是当今世界电视节目发展的一个潮流。这不仅是电视节目日益增多、竞争日趋激烈的后果,也是电视商业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在电视发展的早期,节目很少,受众对这一新鲜事物抱有强烈的新鲜感,所以电视节目制作者可以不必太在意受众的需求,制作出的节目一般都会有数量众多的受众。
  随着电视的发展,频道的不断增多,观众的选择范围的也随之变大,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节目制作者就必须注意观众的收视心理,将观众的收视需求作为节目的一个主要参考因素。
  依靠广告的收入来维持节目播出一直是电视赖以生存的基本经营模式,而节目收视率则成为商家投放广告的根本标准。
  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受众并非像传统传播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受众群,每个受众群又可以再分为不同层次。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也必然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规律。在谈话节目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来对节目进行定位和制作,能够让节目取得较好的收视效果。
  四、中国Talkshow存在的问题
  (一)电视谈话节目兴盛表象背后确实存在的阴影
  “把人弄来,逼着人说他们节目组准备好的话,还装得像掏心窝子,委屈的人们,回家路上之哭。
  把人弄来,告诉人说自己的全部,结果是说了上部不让说下部,自个往自个身上泼脏水,告状无门。
  把人弄来,逼着你说自己的隐私,节目有了收视,回家有事想办法自己摆平。
  把人弄来,给你提供泄私愤的场所,对首相还嘴,顺手又是一期节目。
  当然,也可以让你坐稳,听一干人献媚你,谁让你是名人呢!
  当然,也可以让你坐定,大吹特吹你的企业和产品,谁让你出了钱呢!”
  这段话是崔永元曾经对电视谈话节目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作的形象描述,因带愤慨,所以带着辛辣。透过上述这些现象,我们看到,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在兴盛的表象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些阴影:一是有的节目不尊重嘉宾与观众的真实观点与想法,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或是对嘉宾、观众的发言断章取义。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种,一是有的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者的思维仍遵循着传统电视节目制作中“安排”、“操纵”一切的旧有模式,意识不到电视谈话节目应当是多种声音、多种观点进行交流的平台,意识不到“即兴”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灵魂,以你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于人。再者是有的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者比较谨慎,担心节目嘉宾、观众的言论过于“出格”,进而导致节目被“枪毙”,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的做法。或是事先拟好嘉宾、观众的发言提纲,或是在剪辑的时候大动干戈,任意改造嘉宾和观众的发言。这样一来,倒是保险了,可是却让观众对节目失去了信任感。
  二是部分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者盲目的模仿西方的“垃圾脱口秀”,把他人隐私当作娱乐的对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没有事先征求嘉宾的同意就在节目中暴露他人隐私。节目收视率是上去了,但对节目中给当事人带来了很难打心理困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消除给当事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是谈话节目成为一些节目制作者谋取利益的手段。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有些节目制作者心态浮躁,制作理念出现偏差,把节目当成软性广告。只要企业愿意花钱,就把企业的老总请到现场进行吹捧,把企业的经营理念、产品功效吹得天花乱坠。结果没多久,企业破产了,或者观众上当受骗了,连节目的名声也受到损害。
  (二)“伪谈话”损害媒体公信力
  “伪谈话”损害媒体公信力。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当然需要讲究技巧。但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其真实性的原则,不能失去新闻职业的道德底线。
  崔永元在谈及谈话类节目存在的问题时,直言其最大的硬伤就是“假”!他说:“一个是表现的方式(显得)假,有些谈话类节目看上去也像是即兴的,其实根本不是,而是事先写好了台词,并且背好了的,甚至还演练了一遍。但是一到真实的谈话就完了,就露馅了。一个崇尚真实的谈话类节目,你却在那里造假,这既违反了新闻的操作规则,也是对参与者包括所有受众的不尊重,或者是不够尊重,不够真诚。”
  央视《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包军昊也从另一个侧面批评谈话节目的“伪谈话”现象:主持人问的问题常常不是一个真实、有效、老百姓能够听得进去的问题。
  他认为:“伪谈话”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或者是意识的问题。比如对待新闻的立场要客观、中立,不要太“贴金”,不要把进了会客厅的新闻人物都当成是正面人物,不要把他们都当成劳模来进行采访,这都是根子里的意识问题。
  (三)所谓的煽情并非“人文关怀”
  法律是对公民道德行为要求的最底线,而人文关怀则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对人的行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一种较为理想与完美的状态。
  实现人文关怀的最基础的前提,是首先要遵守法律规定,依法行使采访权与报道权。但是在众多电视谈话节目中,由于媒体及民众的法制观念淡薄,造成了许多侵犯嘉宾隐私及人格的不良后果。
  以那些让明星(或艺术家)嘉宾当场就潸然泪下的节目为例:人生在世,谁没伤心事?可是就有一些谈话节目“你哪儿伤心我往哪儿戳!”不顾嘉宾心中是否受得了,全然没有了媒体道义上的自我约束!这哪里还有人文关怀的味道,简直是在满足小市民对明星人物的窥视欲!除此之外,这样做也把艺术家丰富的内心世界简单化了——以片面煽情代替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挖掘和艺术行为的展示。
  当过分的关心和煽情成为一种炒作目的,成为另一种“狗仔队”的形式时,倒霉的是节目里的嘉宾(各位明星),满足的是一些好事之徒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偷窥欲,而此类电视谈话节目也就成了八卦新闻的代名词了。
  对于以上三点,我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为一些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他们虽然希望可以吸引观众的眼球,但是却找不到方法。
  在中国,叙事型谈话节目占到了很大的比重,似乎大家很习惯于倾听故事。而且这类型的谈话节目和辩论型谈话节目比较,不容易“出格”,所以受到制作人和主持人的青睐。
  对于制作叙事型谈话节目,其重点,是在于话题的兴奋点和叙事技巧。
  选择合适的故事和合适的嘉宾是叙事型谈话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但是,并非每个故事或每个人都适合出现在谈话节目中。首先,叙事型谈话的选题要从栏目的定位出发,根据自己栏目的收视群体和样式来选择嘉宾和故事。其次,叙事型谈话的话题要具备打动观众的“兴奋点”,要让观众对节目中的故事产生兴趣,引起他们的关注。
  观众在听故事的时候通常都抱有好奇心,他们希望了解别人的故事、经历,并从中得到某种收获。这种收获可以是由别人的经历引起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可以是对别人生活的窥视欲望的满足,还可以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总的来说叙事型谈话的话题应具如下一些“兴奋点”。故事具有戏剧性,具有争议性,具有感染力,从情感上打动观众。
  但是“伪谈话”,和所谓的煽情,是只注重了“兴奋点”,而忽略了叙事型谈话节目的真实性。换言之为了追求故事的戏剧性和争议性,事先拟一套说辞,让嘉宾生搬硬套,这就造成了某些谈话节目的假惺惺。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以名人作为嘉宾的谈话节目,总是喜欢让请来的嘉宾声泪俱下。所以,有时嘉宾在主持人说完一些套词儿后,会半开玩笑的这样说:“又来了,我知道,做你的节目总得把人弄哭……”这类的话不止一次的出现在《艺术人生》的现场。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精品节目的一处败笔。
  不过对于《艺术人生》来讲,有一点还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借鉴的。那就是叙事技巧中的情境的营造。对于情境的营造,我们可以借用戏剧理论中的“情境”来予以说明。情境是戏剧理论中常提到的一个术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情境是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提出:“情况的特殊性,这情况的定性使上述那种实体性的统一发生差异对立面和紧张,就是这种对立和紧张成为动作的推动力——这就是情境及其冲突。”简单来说,情境就是人物的具体生活环境,它强调的是特殊性,人物的性格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影响人物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但它同时又往往阻碍人物愿望与实现,与人物性格发展形成冲突。离开了情境,人物的性格就失去了依据,戏曲中的动作和情节的发展都失去了戏剧性。
  电视谈话节目不同于戏剧,在谈话节目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因此不能像戏剧编剧那样编造情境。事实上,正因为谈话节目不能像戏剧那样使观众亲眼目睹故事的发生、发展,情境的营造才变得尤为重要。影像,照片,录音,还有对故事情节的再现(根据故事所拍摄的短片),都是很好的情境营造。
  (四)话题“一窝蜂”让受众生厌
  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曾作过这样精辟的论述:文化工业向大众提供了一种虚假的需要,如大多数流行于世的休闲、娱乐等需要。这些虚假的需要被当成真正的需要而被无止境追逐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趋成为畸形的单一维度的人,即所谓的“单面人”。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媒介,算得上是公众议程的设置者,对造成“单面人”的结果也负有天然的责任。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电视谈话节目群体,应自觉地着眼于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健康谐调发展,拓展选题视野,以有利于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为受众呈现更为丰富多彩的谈话内容。
  片面追求收视率导致谈话节目一窝蜂地往所谓“热点”上挤。以至于有些需要细水长流、春风化雨的文化类节目都快被自我边缘化了。为了追求收视率,大家一起往“热点”上涌。于是,一个小小的所谓“热点”,常常会有五六个栏目都在谈,以至于那些被采访者和事件都被媒体的“车轮战”搞疲惫了,也引起受众的厌烦。
  (五)“东拉西扯、胡说八道”+“海吹山讲、不知所云”
  电视谈话节里常见到这样一类主持人,就是胸无点墨,却要以一位学者或专家的姿态出现在节目之中,就某一个话题进行“深入”对话。可由于这类话题本来就不好把握,加上其自身缺乏积累,虽已临阵磨枪,终至话讲了几箩筐,但90%以上不是废话就是套话。
  还有就是荧屏里聊天的人“自我感觉好极了”,随着性子,聊几句就跑了题。结果是一两个钟头聊下来,观众除了收获满脑子的名词和主持人故弄玄虚的贫嘴外,听不到任何有启发性的东西。
  试想:一期节目,没有任何内涵,除了主持人的套话就是耍宝,这样的电视谈话节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吗?
  一期节目是否精彩,是否能让人兴致勃勃地看下去,除了要有“兴奋点”,要有“情境”,还有一个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节目结构的经营布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指出:“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是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完整的叙事型谈话同样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几部分。
  总的来说,节目的开端应当简洁明快,尽快进入故事情境,在叙事故事时,主持人要把握好谈话内容的详略,结局的设计也很重要。否则就算是有再多地看点,再多的新意,也会让人望而生畏。就像一桌丰盛的宴席,如果没有合理的上菜顺序,再好的佳肴,也会让人没有胃口。
  五、从“小崔”看中国Talkshow应具的魅力
  不只是《实话实说》成就了崔永元,还是崔永元成就了《实话实说》,自打崔永元不“实话实说”以后,我就再也不看《实话实说》了。而且《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也直线下降。我总觉着崔永元就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否则他不会做得这么自然、贴切,也不能这么紧紧抓住受众的心。智慧和学识来自天赋和学习积累,而“情怀”的功力要从心灵深处打造。此后的节目中,似乎这种情怀演绎偏多,而真情变少。
  谈话节目离不开嘉宾和观众的支撑,他们是节目的主体。主持人给嘉宾和观众一个空间,他们会还你一个精彩的世界。
  节目还是那个节目,策划还是那些策划,主持人也是百里挑一,为什么此节目不如彼节目呢?这里我想起白岩松的一个观点:“现在的时代不是故事的时代,而是讲述的时代,故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去讲故事,用什么方法讲故事。”
  主持人是节目的形象、节目的灵魂,谈话、对话节目主持人的功力太大程度上就是节目的功力,喜欢看《实话实说》就是喜欢崔永元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没有小崔的《实话实说》,滋味显然不如从前。让我们看一下两期节目的比较,就能明显的看出节目的收视率为何会下降了。
  《精品女人的困惑》,却着实让人有些“困惑”。
  这期节目的嘉宾有妇女问题女专家,有时装杂志女主编,有心理学女博士,她们或学问深厚,或亮丽如星,但有一个共同点,健谈。特别是那位来自上海的专家王裕如女士,每一个话题,她都能由浅入深,透过一个个她所了解的男女感情故事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遗憾的是,她的阐述却连续数次被主持人横刀斩断,原因是主持人要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意图。
  王裕如:我知道有一对夫妻,年薪都在二三十万,他们是外企的,很大企业的中层干部,也许不是最高的——
  主持人:他们俩都很好,是吗?
  王裕如:……在追求成功的时代,人们的压力非常强,总会被前面的金苹果带着走,还差一点点,我马上就到了——
  主持人:就是买了车想要房子,买了房子想要别墅。
  这段文字稿是笔者从cctv.com下载的,凡是打“——”号之处都是主持人把嘉宾本已出口的下面的谈话硬给“噎”回去的地方。
  我没有做过《实话实说》的嘉宾,无法深入体会嘉宾的感受,但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却可以感同身受:谈话一次次被打断,嘉宾不好受。套用一句电影的对白,应该这样讲:嘉宾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主持人的这种话语“霸权”,也同时破坏了场上观众的情绪。人类的思维活动并不是由一个一个分离的、孤立的部分组成,而是一条连续不断的、包含各种复杂的感觉和思想“流”。说话有“语流”,情绪有“情绪流”,“流”一断,很难再上来,以至达到高潮。当然场上的气氛也会是沉闷、压抑的。而所有这些,又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谈话主题的纵横开掘和整个节目的可视性。
  据了解,现任《实话实说》主持人也曾是另一个著名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而且学识了得,但目前她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应该说还没让观众找到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小崔”的先入为主。
  诚然,作为一名主持人,按照理论是应该牢牢地把握话语权,这是最基本的技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随意使用或者说剥夺嘉宾的话语权。不能为了赶着履行自己既定的思路和文案,而舍弃了当下的倾听和精彩。有时候,嘉宾的即兴发挥和现场激发出来的嘉宾与嘉宾、嘉宾与主持人的“斗智”和“交锋”才是谈话节目的真正魅力所在,主持人的真正功力也在于对此松紧有度、收放自如的把握。
  而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就是耐看。深入浅出,轻松幽默,亲切自然,其乐融融,自始至终美不胜收。随便截取任何一期节目的一段对话都能让我们再次涌动观看时曾有的美好感受。
  《唐金》中的一段对白:
  主持人:……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我邻居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奶奶提出来的,她说这个叫唐金的人为什么老组织别人打架。
  唐金:我们并不是打架,而是一种体育竞技活动。……
  主持人:我刚才仔细听了听,好象是我在问我的问题,唐金先生顺着思路在说自己的事。其实,我的问题特别简单,就是拳击的推广人和拳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唐金:如果描述拳手和拳击推广人之间的关系的话,……
  看这段对话,可以体会主持人对于嘉宾的无时不在的体贴和尊重。在细心倾听的过程中,崔永元当然早就发现唐金“跑了题”,但他更感觉到了唐金的谈兴,而且他有些“跑了题”的所谈,这种“节外生枝”也很有趣或者更有趣,大家愿意听,所以,他没有“及时”打断,而是耐心地听唐金的畅谈有了停顿感,才巧妙地又把既定的话题绕了回来。给足了唐金面子,也让观众饱了耳福。
  霍利菲尔德:它(指霍利菲尔德的中文名字)应该是一个好名字,我知道有三个中文字,我知道我很棒,我想这个名字也很棒。
  主持人:您喜欢中文字,待会儿我们送您一个八个字的名字。好,我的问题基本上都提完了,不要以为现场只有这么多问题,更多的问题都在下面呢。下面的问题很难回答,所以唐金先生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应该简短,要用快拳。好,哪位先说?
  接“中文名字”的话茬儿送上“送您八个字的中文名字”的“干巴人情”,幽默而友好,完成了漂亮的“承上”;又用“快拳”之说,“油滑”地把话语权移交给场上的观众,“启下”也顺理成章。而“快拳”的比方,则会让唐金这位名震八方的拳击推广人愉快地接受主持人让他“长话短说”的警告。
  一档几十分钟的谈话节目,没有几个来回的话语交锋是不可能拿住观众的,而这种交锋和碰撞主要依赖于主持人的妙语催发和激荡。崔永元就很善于顺势而导,激发大伙的思想火花,将谈话引入“别有洞天”的佳镜。
  唐金:我希望高票房,毫无疑问我要赚钱,这是一码事。……
  主持人:这是实话实说。您经常做调和他们关系的工作吗?还是火上浇油。
  唐金:……我的超人之处就在于我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把握时机进行分析,如果需要火烧得旺一些,我就会加点油,如果需要浇点水我也会浇点儿水。
  “票房”和“火上浇油”的问题都问得大胆而顽皮,而且步步紧“逼”,由不得“老唐”不“实话实说”。几个回合,观众的情绪一直被高高地提起来,全神贯注享受耳福。
  主持人感染、带动了嘉宾,进而活跃了全场。
  看崔永元主持的节目的文字稿,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从他发言的频率看,优势十分明显,几乎是每一个嘉宾和观众高谈阔论一番之后,他都要出来应接。但从他发言的长度比例来看,则呈现突出的“劣”势。比如,《实话实说该出手时就出手》中,见义勇为的薛老师等嘉宾的发言一般都是几百个字,而崔永元的应接绝大多数都是几个字,十几个字,像“但是,围观不是个办法”、“从小偷变成病人了”、“薛先生,您心情好一点了吗”、“犯罪分子都是纸老虎”等等,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民间文艺的一种形式“三句半”,崔永元就是那个说“半句”的角色,虽然他把很大的空间都留给了嘉宾和观众,但是,谁都得承认,全场都还是在“乖乖”地跟着他的“半句”走。
  BBC声音培训员大卫錠希尔曾指出:“权威性不是指声音,权威性是种状态。”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的“邻居大妈的儿子”“小崔”牢牢地控制着场上的话语权。
  谈话类节目是最能体现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的理想节目样式。活跃自由的话语机制,在公众视野范围内畅所欲言的表达方式使人们重新发掘了话语的潜能。
  谈话的目的并不是就某一话题得出是非分明的判断,而在于使观众可以平等地获得机会参与谈话,并在大众传媒中完整地展示其参与过程。节目的设置也并不是灌输某种终极价值或道德理念,而是平易近人地提供一个空间渗透创作者的社会责任以及人文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讲,谈话类节目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信息交流,而是在更深广的层次上体现了生存环境的健康与开放,个体理性精神与自由程度的提高与成熟,这一切将最终参与促进整个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所以,鉴于此用处而言,我希望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不仅仅是消遣时间,谋取利益的手段,而是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以有着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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