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
兰铁白记录、整理
2013年08月27日05:26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范瑾：最近，耀邦同志要郑伯克同志传达指示：写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冤案可以写，但不要成为主要的，主要的要讲黄敬同志一贯坚持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是好党员、好干部。我们先是和周子健、段君毅、汪道涵等同志商量写一机部工作为主，耀邦同志说要写全面，从一二九运动到一机部都可以写。一机部工作如有特点，又红又专，抓生产管理，就可以写两篇。事情由一机部负责。后来，兰铁白同志向周子健同志请示，周子健同志同意写两篇。现在借调来几个同志帮着写。全面介绍的那篇还没着手，一机部工作那篇有了个素材。现在想请您谈谈一二?九运动，以及对黄敬同志的评价，对文章署名问题也可请提意见，将来由子健同志来确定。
姚依林：好，我谈谈一二九运动。
我认识黄敬同志是在1935 年夏天，是因为民族武装自卫会。《毛泽东选集》1935 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注，就有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由党领导，通过宋庆龄发起。名义是全国性组织，实际分散由各地党委领导。在民族武装自卫会工作的有彭涛同志、周小舟同志。黄敬什么时候参加的我不清楚，我是1934 年12月经周小舟同志介绍加入的。黄敬应该是在1934年、1935年的时候参加的，因为这个会成立在1934 年。我认识他是在1935 年8 月。头两次在什么地方见面的记不得了。我印象清楚的是一次一起开会，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市委召开，地点在西山黄敬弟弟老四处。
范瑾：也就是俞启忠。
姚依林：老四在西山住。参加会议的有彭涛、小舟、黄敬、郭明秋，还有我。我们在那儿开过一次会。在那以前我就见过黄敬，在彭涛那里还是在小舟那里就记不清了。我同黄敬同志从这次开会后就比较熟起来。那次开会，实际就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准备。会上成立一个叫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公开组织。因为那时党的地下组织没有公开活动的机会，所以我们那次会研究利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可以公开去北平市社会局备案。当时就推选北京女一中一个叫吴闺箴的女学生，也是一个中间分子，用她的名义备案。会议让我帮助她工作，我就经常去女一中。女一中校长叫孙荪荃（解放后当过一段国务院参事），后来成为谭平山的夫人。她同情抗日运动。女一中后院留一间大房间，用于活动、开会、刻蜡版。所以我们选女一中作为大本营。女一中学生里面主要是郭明秋，当时她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通过水灾赈济会的活动，我们联系了20多个学校，有一部分跟党和民族武装自卫会有联系，或者和社联、左联有联系，或者是全没有联系的青年积极分子，募捐一千多元，我们是在大街上募捐的。从中拿出一部分，公开派黄河水灾赈济会代表团拿钱到山东救灾，余下三四百元是一二九的经费。左翼教授张申府、张怀素等人也捐凑了一些钱。
水灾赈济会合法活动成功后，围绕搞一次公开抗日活动，党内发生了斗争。北平市委是在1935 年8 月被破坏的，有一个北平的共青团团委没被破坏，就用这个组织代替北平市委工作，叫做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
我是1935 年11 月初入党的，此时黄敬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虽然如此，实际上我们知道情况较多，因为那时候彭涛、小舟也不避讳我们。彭涛是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小舟不是，他那时是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黄敬是武装自卫会负责人，后来不久，小舟被调去搞北平教联工作。小舟在1935 年夏师大毕业，本人去北京两专女中当教员，也做教员工作。小舟本人没参加一二九运动，但我们常和小舟商量。
那时在讨论运动过程中，党内发生分裂，北平市临委书记王学明原来是团委书记，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该同志已故，过去做过财政部副部长）。他不赞成搞公开活动。围绕成立北平学联、一二九，围绕口号，党内产生一系列争论。比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我们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口号；又如，提不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我们不主张提，提了很多中间分子不敢参加，有人坚持提这个口号。围绕能不能举行这一次公开示威游行，北平市临委因为发生争论就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彭就组织一批人自己来校，利用黄河水灾赈济会，在那个基础上成立学联会，发表宣言，自己搞。
因此，11月成立的学联会，是在北平市临委临时不起作用、分裂的状况下，自己搞起来的。彭涛是党员，我刚入党，黄敬组织关系没恢复，郭明秋是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部长，不是党员。实际是以彭涛为主搞学生运动小核心，当时没有名义，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是领导小组。
后来回想，这问题实质上就是跟第一次王明路线的斗争，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斗争，就觉得你那口号不对，你提打倒国民党口号不对，不是说国民党不应该打倒，而是要团结广大人民不能提这个口号，要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外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起来行动，团结进步一点的教员、抗日学生，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当时是这样一个看法。真正理解王明“左”倾路线是怎么回事，是在后来，开始不理解，开会不一致，就干，这是一二九之前的情况。
一二九爆发，直到一二一六，这是很迅速发展的一礼拜，开始参加的学校有20 多个，后来到一二一六就发展为60 多个。为什么选12 月9 日这一天？因为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这一天成立，所以选这一天作为运动的开始，作为行动的一天。因为一二九运动，“政务委员会”没有成立，是过了几天才成立的。黄敬担任一二九前后成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主要负责人，这是在小舟调走以后。一二一六又搞一次示威游行。黄敬那时23 岁，我18 岁。黄敬是1912 年出生？
范瑾：1913 年。
姚依林：我是1917 年生，比他小4 岁。因为一二九大家搞了一次，后来又参加到六十几个学校，大家定的还可以再搞一次，一二一六，又组织一次，还是这些人，以彭涛为首，那个时期北方局还是河北省委，大概是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他是来跟我们联系的。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一二九前两天他就来了，他跟北平市临委王学明、彭涛，找我和黄敬都谈过，他也不表示明确态度（这人已经故去）。一二一六我们自己又干了一次，宋哲元有准备，我们受较大摧残，被打伤了几十个人。一二九他没有准备，就是水龙头；一二一六他出动大刀队，用刀背砍，没死人，伤几十个人。
一二一六后的一天晚上，彭涛、小高、老黄、小郭和我几个人一起讨论以后怎么办，地点就在彭涛住的地方，在辟才胡同一个洋车厂。国民党准备宣布放假，我们已经知道，放假后人就走了，中间分子都回家，就剩下少数进步分子，就孤立起来，搞不下去，再示威游行不行，暴动也没这个力量，后来就逼出一个道：南下宣传。当时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主要是觉得搞不下去了，还有大体两千多人，能集中的话别人就不好对付，要是分散在几十个学校就叫人家抓走了。怎样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往何处去？——南下宣传。
因为那时河北省小学教员和我们有联系。1934 年到1935 年，通过新文字，瞿秋白创造拉丁化新文字，办了一个《北方新文字》刊物，我在清华主编，发行量有二三千份，通过清华园邮局发行。清华园邮局有局长一人，邮务员一人。局长是个老人，不管事；邮务员是青年人，和我们关系密切，他也参加新文字运动，用假名寄来清华园的信，我们也能收到。那时，一两千个小学教员和我们有关系，发动一下，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就抓不了，于是就搞了个南下宣传。
南下宣传是12 月25 日或26 日走的，那时彭涛、黄敬带队走，我和小郭留在北京。这期间，河北省委从天津派市委书记林枫于12 月20 日到京，北平临委结束。
南下宣传一直搞到1 月29 日，回来以后，这些人跑了这么一趟，经过锻炼。后来想怎么把这两千多人的组织能巩固下来，于是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林枫、黄敬和我三个人讨论的。黄敬推荐李昌，说这次出去，清华的李昌不错，就准备把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取消，扩大成为民先队，把它半公开，确定李昌当队长，黄敬当政委，没有政委名义，用党团书记名义，2月1日成立。
我和黄敬在一起工作比较密切的就是这一段，以后他去搞民先去了，虽然常在一起开会，但没那么经常见面了。
那时成立民先党团，黄敬负责，学联党团由我负责，黄敬也参加学联党团。
后来，3 月初，国民党抓我，我隐蔽起来，组织上不让我出去，黄敬和我联系。
我还是清华正式代表，黄敬在北大是非正式代表，因为北大学生会当时没掌握起来，一二九以后才正式组织起来。
5 月，黄敬通知把我调天津。这一段大半年，我们在一起。当时清华同学会租了一间房子，我们两人在一个屋住两个来月，所以比较熟悉。
现在讲一讲黄敬的作用，我讲这历史是为了说明黄敬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应该是彭涛同志。他没公开出面，同志们不太了解他。在这里边，团结一批同志，包括黄敬，包括我，还有孙敬文、郭明秋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坚持正确路线，主要起作用的是彭涛，当时是北平市临时工委会负责人。后来北方局处理这问题，没把问题澄清是非，就把有争论的头头彭涛、小舟等调走了。采取这么个方法，问题没澄清，完全没谈就走了，就采取组织上调走，另组织林枫为首的市委，实际是接受继承一二九路线。少奇同志是1936年4 月来的，彭真同志好像是1935年下半年来的。那时我和彭真同志不认识，听说他在天津河北省委工作。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恢复，但是我们和党员没有区别，大家知道他从在上海卖《大晚报》 开始到青岛大学，这历史我们都清楚，把他和党内同志一样的看。黄敬比我大4 岁，参加党的历史比我们长，他1931年或1932年入党的吧？在青岛？
范瑾：在青岛，1932年。
姚依林：他有一段九一八以后的抗日运动经验，所以他点子比我们多，成熟。所以实际前线工作是黄敬同志为主。像我、郭秋明、孙敬文，都很积极，但都缺乏经验，黄敬同志成熟一些，黄敬同志最成熟的是从事实际斗争，比彭涛同志还更为成熟一些，斗争经验更丰富一些。我觉得黄敬同志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他提出的意见，我们往往都接受，比如南下宣传这意见就是黄敬提出的，大家觉得没办法，黄敬一提大家赞成。比如国民党找我们作一次谈判，一二一六以后，12月18号吧，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负责人杨立奎，是师大教务长，正式向师大学生会提出，找北平市学联代表谈判，后来彭涛我们研究决定派三个代表，黄敬、我、郭明秋，以黄敬为主，杨立奎请我们吃了顿饭，地点在现在西单卖烤鸭子那个饭店。
黎光耀：鸿宾楼？
姚依林：对，当时不叫这个名。就四个人，我们三人，他一人。他大谈蒋介石“关怀”北平学生运动，愿意给北平学生运动“帮助”，认为北平学生运动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南京日报》在12月10日头版头条登载：《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华北特殊化》，但是我们有些口号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没有登。蒋介石政府强调登北平学生运动反对华北特殊化，反映出蒋介石和日本、宋哲元有一定的矛盾。宋哲元靠日本搞华北特殊化。蒋介石政府想把学生运动纳入他的轨道。“反对华北特殊化”这口号我们也有，是我们口号的一部分。报纸总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看报时注意到，北平日报全部开天窗，叫宋哲元查禁了。
18 日杨立奎跟我们谈判时，中心是强调蒋介石的“关怀”，第二则希望我们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三是经济上“支持”，要把我们拉过去。还宣传了很多蒋介石准备抗日、陇海铁路准备多少防线、买多少飞机等假话。我们事先讨论过，是根据讨论的意见讲的。黄敬同志说：蒋委员长我们拥护，但光言不行，看行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出兵收复东北，进行抗日斗争。如果有这行动，我们一定拥护；如果没有这行动，光讲，我们还不能相信。
谈判后，很快南京下命令：解散平津学联。这是在南下宣传之前，20 日左右。他证实不是他能控制的了。我们就从女一中搬出来，搬到汇文中学地窖子去，我就是在地窖子里认识的邓力群。他当时是汇文中学学生，替我们搞保卫工作，组织人站岗放哨。
所以，黄敬同志老练有经验，而且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运动中，包括南下宣传，他都在第一线指挥。一二九确定两个指挥部，一个和各学校联系，一个带领游行队伍。黄敬负责带领游行队伍，我负责各学校联系，地点在西单咖啡馆，当时是二层楼，现在西单卖糖果那地方，是我们联络中心，各校出来后我们跑进游行队伍。
一二一六天桥大会也是黄敬同志指挥的，扒电车讲话，南下宣传，彭涛、黄敬一块儿去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有经验，比我们更加成熟，同时是很勇敢的，在讨论中间能够提出自己的正确见解。在一二九运动中，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印象。
邵红叶：黄静同志很勇敢，带领游行队伍，指挥，请谈一下有什么具体的事迹。
姚依林：一二九，队伍到北大，他跑出来碰上刘嘉林，刘在哪儿？
范瑾：不知道。
姚依林：黄敬同志就鼓动刘嘉林：你去打钟，队伍在外边喊口号。刘说你为什么不打？刘也是脱离关系的。结果老黄自己打钟，把队伍搞出来一部分。原来计划清华、燕大队伍进来冲到北大，结果被挡在西直门外，我们那时在西单临时调一部分人的队伍去冲北大，原来是老黄在北大等清华、燕大的队伍。
新华门集会请愿，当时黄敬在，我不在场，因为我在西单和各校联络指挥部，我知道他在那里指挥，过后也没详细谈过。
一二九运动应该说有客观条件，除了从政治形势上，有平津危亡的形势，另外，有一个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撤退，宋哲元的特务组织还没组织起来，有一个客观空隙，所以一下子国民党统治松一些，这个时期很短，有两个来月，就是从宪兵三团9月撤走，一直到12月底，敌人镇压得少些。我们夹着大捆大捆的宣传品坐电车，出版《学联日报》，在大学出版社（南池子）印。一二九全部传单都是铅印的，大学出版社赚我们一倍钱。我们出的报像《人民日报》那样大，一周出两次，全是铅印的。
……
姚依林：人参加革命有各种动机。
黄敬同志出身封建官僚家庭。1935年我和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一天半夜，他推醒我，那时夜间外头有卖吃的，敲梆子，“去搞点吃”。吃馄饨后，聊天，睡不着了。我问：你怎样参加革命的？他说，我呀，那时在上海，1930 年左右，有时觉得这个人晚上跳跳舞，觉得很空虚，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因此，就想找些书看，其中也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来就参加革命。他找着一个人，正碰上立三路线，那人就让他离开家庭（后来党不会这样干的，现在也不会这样干，应该叫他利用这个家庭），去卖《大晚报》，做做汽车司机的工作，在上海静安寺车站卖报，住在阁楼上。“我就这么参加革命”。他又从汽车司机、工人中学到一些东西，他也做他们的工作，那些人也给他教益。他就是这样参加革命的。
每个人都有不完全相同的动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参加革命的少，而封建家庭出身的参加革命的多。他对封建家庭的腐朽，对他母亲受歧视脑中有印象，详情我不了解。从他母亲受歧视，有反封建意识，革命宣传的影响，受到一些工人的影响。他在青岛入党，在上海开始做工作。
在访问别的同志以后，认为需要再谈，我们还可以再谈。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