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喜迎建院60周年。面对来自各界的祝贺和欢庆的声音，院长贺福初坦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未来必将更上一层楼。他希望军事医学科学院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前沿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先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家、新中国第二家科学院的院长，贺福初深感责任重大。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承载国家安危的科技劲旅，它不仅是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科技攻关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反恐、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击力量和军队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力量。
贺福初就是在这样的勃勃雄心鼓舞下，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一步一个台阶，逐渐实现了少年时代的英雄梦：39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7岁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英雄梦
贺福初于1962年出生在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小乡村，幼年时期即聪颖过人。5岁时，大字不识的他却鹦鹉学舌般的背下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是毛泽东写的三篇文章，邻里之间称为一奇。
“我要上学”是贺福初和父母哭闹得最多的事情。贺福初兄妹三人，同时上学让务农的父母倍感吃力。“多年来，我们兄妹既期待开学又惧怕开学。”贺福初回忆说，“开学了，就有书可读；但要交学杂费，我们又感到恐惧。”但无论如何，在父母百般筹措下，贺福初在惊惧交集中开始了求学之路。
中学时期的贺福初异常努力，时常看书至半夜。母亲怜惜他，把煤油灯吹灭赶他上床，但是母亲后脚刚跨出房间，贺福初就已经在被窝里亮起了小手电。贺福初在数理化方面有着令人讶异的潜力，1978年高考时，他拿下了湖南省数理化三科第一名，考上了复旦大学。
“我有必要成为一个‘人物’。”拿着乡亲们一毛、两毛凑来的路费奔赴复旦大学时，贺福初觉得只有成为一个“人物”才能对得起这份重托。随之，这一朴素的想法激荡出他的精英意识。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的国家急需追求经济的强盛。贺福初意识到，这需要一大批精英投身其中，他应该成为其中一员。
“中国必须走向强大，必须走向强盛，必须走向自立，而在这种强大、强盛、自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批精英，必须要有一批以身许国的强者。如果没有一批英雄，这个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在这批所需要的英雄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英雄。”贺福初回忆道。
于是，怀着“成为一个英雄”的抱负，贺福初踏上了复旦大学的求学之路。但与这个伟大抱负极不相称的是，他身着一件奇异的衣服：用染色化肥袋缝制而成的衣服。“我当时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贺福初回忆说。
复旦大学是个好地方。贺福初在这里碰到了谈家桢——遗传学之父、诺奖获得者 Thoman Hunt Morgan（摩尔根）的弟子。成名之后，贺福初在多个场合毫不掩饰地谈及他对谈家桢的敬仰与感激之情。这毫不奇怪，正是谈家桢精确地将他引入科学殿堂。
最初，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的贺福初对遗传学专业大为不满。“知识的荒芜和乡村的闭塞，使我浅薄地将‘遗传’与‘育种’等同。”贺福初几次想换专业，但都无功而返。而谈家桢的一次遗传学讲座扭转了这个沮丧而落寞的湖南小伙。
“虽然不能说自此我就爱上了遗传学，但谈老的一席话确实让我隐约地感受到了遗传学的博大精深、经要妙思与远大前程。”于是，贺福初“浪子自此回头、游子从此埋首”。
但贺福初并不是个“好学生”。他不大喜欢去上课，考试时却喜欢发表观点：回答试题时，除了写上答案，有时还在试题旁边打个附注，写上一些答案之外还想说的内容。
“我摔的跟头比别人要多得多，都是和离经叛道有关的。”贺福初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1982年，贺福初从复旦毕业，他听从了盛祖嘉教授“留在国内可能机会更多”的劝告，没有赶“出国热”，而是留在国内深造，不过阵地从复旦大学转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