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队及其战争》试读：11.1　复员与军种间的对立

1945年8月，当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的喜悦之情难以抑制。德、日两大侵略者被先后击败，倒在盟国脚下一蹶不振。自由之师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反动军队。盟国在夺取这场伟大胜利的道路上，彼此之间结成合作的纽带。1945年6月26日，46个国家共同成立联合国，使这一纽带得以永久确立。联合国将让自由的人们齐聚一堂，使理性与对话得到伸张，国际争端将不再像这个世界刚刚经历的那样通过流血得以解决。 然而，这只是梦想，却无法成为现实。在盟国战时合作互助、对抗共同敌人的表象之下隐藏的却是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存在的根本对立与互不信任。双方在政治思想体系、基本人权、尤其是涉及人类未来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些分歧虽然在战争期间很少摆上台面，却无法逃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当战争胜利的喜悦逐渐淡去，战胜国开始认真思考和平共处这同样严峻的问题时，这些分歧便很快浮出水面。 不到五年，战时合作残存的最后一丝印记便已烟消云散。一幅“铁幕”徐徐落下，将欧洲东、西分隔。美国发现自己已身处一场被称作“冷战”的新的国际冲突之中。这场意志与资源的较量将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以种种全新的严苛方式考验这个国家及其军队，迫使他们以一种并不熟悉的模式进行对抗，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作出牺牲。 美国人民在“二战”之后渴望和平，结果却发现冲突仍在继续。尽管并非出自其本意，也绝非精心设计，但美国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与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与这一地位相伴而来的担子绝不轻松，并且往往使人感到困惑、产生分歧。然而美国的公民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将这一重担卸下。如同1941—1945年间那场波澜壮阔的“热”战一样，接下来的“冷”战时代将注定成为对美国国家决心、力量与意志的考验。 11.1　复员与军种间的对立 美国民众在珍珠港遭到攻击之后全力以赴打败轴心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反映了美国人对模棱两可态度一如既往的不信任。然而当战事结束，这种要么战争，要么和平的同样绝不含糊的态度再次浮现，民众纷纷要求“让小伙子们回家”，重新过上安稳的日子。 各军种首脑们倒是愿意让服役的男男女女尽快回家，但他们意识到占领军的职责和在世界范围内肩负的其他责任必须保留大量现役部队。如果仅仅只是提供返回美国的运输工具势必会在某些方面延误复员进度。即便如此，陆军为了公平起见，仍然制定了退役制度，让参加战斗最多的海外老兵首先复员。这一计划虽然赢得了广泛赞许，但来自公众的压力要求让所有希望退役的军人加快复员进度。退役制度的进程因此被临时加快。截至1945年年底，陆军原有的800万部队已经有一半退役。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不够。1946年年初，归家心切、牢骚满腹的士兵在海外举行抗议和示威游行，陆军被迫再次加快退役进度。到同年中期，又有25%的士兵退伍返乡。陆军到1947年只剩下68万地面部队和30万飞行员，远远低于陆军承担战后任务所需的400万人。到1950年，这一数字跌至59.1万人。陆军后备队和国民警卫队分别只剩下18.6万人和32.5万人。而且部队装备短缺，训练不足。 面对公众让士兵尽快回家的呼声，加上哈里•杜鲁门总统和国会下定决心削减开支，海军也迅速展开复员工作。尽管海军提出抗议，指出美国在全球范围承担的新义务以及基本设施保养需要扩大兵力规模、加大资金投入，但是人们对海军的抗议之声置若罔闻。1947年，海军预算从前一年的450亿美元骤然降至145亿美元，并在此后不断减少。1950年，现役海军人员名单显示官兵人数仅为37.5万人，比战时减少90%。海军陆战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大战结束后仅仅一年之内便有三个海军陆战队师被解散，陆战队服役人数从48.5万人陡降至15.6万人。截至1947年，海军陆战队人员总数被削减至9.2万人，而到了1950年只剩下了不到7.5万名军官和士兵。 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各军种领导人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国会大斗口水，反对继续裁撤人员、削减经费之上。此外，他们还在自身内部和公共机构面前就军队重组计划问题耗费了相当精力。陆军声称自己理所应当成为美国唯一的陆上部队。陆军有能力并且有责任从海军陆战队手中接管两栖作战的专业——鉴于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如果两栖作战还有必要的话。在陆军看来，核武器让两栖登陆变得毫无意义，核毁灭的威胁将足以使任何入侵者打消侵略念头。与此同时，陆军航空队要求成为独立的平等军种，并且试图掌握全部空中军事作战控制权。这样一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陆基与海基航空兵将完全脱离各自军种。海军为此将损失30%的人员与军用物资，只剩下水面与水下作战和舰队护航的海上任务。而海军陆战队将失去航空联队，只承担一些无足轻重的安保任务。 虽然看上去不大情愿，但陆军高层仍然愿意让陆军航空队获得独立，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陆军担心如果不让飞行分队离开的话，后者有可能喧宾夺主；另一方面则由于在地面战斗中，指挥官对支援的空中掩护部队没有直接指挥权，陆军预见到在指挥与控制上迟早会产生问题。作为回应，自信满满的航空队将领们认为只要自己拥有投放“炸弹”的能力，其他军种都将顺理成章地沦为二流角色，单凭航空兵便可以迅速、轻易打赢任何一场未来战争，而海军当时还无力投放核武器。鉴于苏联毫无海军实力可言，有些人甚至质疑海军在美国未来的军事发展中是否还有必要存在。 海军对此反唇相讥，坚持认为控制海权对国防仍然至关重要，海军航空兵（包括核武器）在执行关键的海上任务时不可或缺。鉴于在投放原子和亚原子武器方面需要就多变的对抗局势作出抉择，海军将领认为陆基航空兵在这一点上不具备海军航母舰队一贯具有的灵活性。 正当各军种为各自在国家防御体系中的角色争论不休之际，华盛顿的国会圈子也在推动事态的发展。国会议员们希望确保国家军事力量能够更好的协调一致，保证既拥有更高的效率，又能节约开支。1947年《国家安全法》随之出台。这一法案并未使各军种达成一致，反倒成立了美国空军，使之成为武装部队中一个单独、平等的兵种。不过，新成立的空军并未吸收隶属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这一法案也未废除海军陆战队，陆战队依然保留作为海军的分支军种。 1947年《国家安全法》同时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具有内阁部长级别的新职位）、三大军种部长（此时为次于内阁部长级别）与总统任命的其他部署首脑组成，负责为总统出谋划策，协调与整合一切国家安全政策。 该法案还成立了一个被称作“国家安全机构”的二级机构。该机构归国防部长领导，由陆、海、空三军文职部长组成，旨在统一指挥三大军种。国防部长反过来将在政策方面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三军各派一名参谋长组成，同样负责就军事事务为总统出谋划策。这样，三大军种将成为行政管理部门，各军种部长由国防部长监督协调，各军种首脑就政策问题向国防部长与总统提出建议。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保证政府各文职行政部门通力合作。 这样的机构设置很快暴露出一个明显缺点：国防部长几乎无权敦促各军种部门协同合作。因为各军种部长拥有庞大的参谋队伍，并且可以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非正式渠道与总统直接沟通。各位部长并不介意使用这些渠道，这样一来他们只要离总统够近，便可以撇开国防部长行事。 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该法案将国家军事机构变成国防部，使之成为行政部门。国防部长具有正式内阁部长级别，各军种部长归国防部长管辖，领导军事而非行政部门。各军种部长由此不再具备内阁部长级别，不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席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增设主席一职，主席虽然不具备投票权，但作为事实上的总统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继续保留作为顾问与协调职能机构（1952年增设海军陆战队司令）。 至此，责任总算是得到了明确划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总统作为总司令处于最高级别，内阁成员级别的国防部长位居其下，陆、海、空三军部长位于国防部长之下，在各部长之下是三个单独的参谋长。虽然1947年和1949年先后出台的这些法案在最高指挥层面仍然留有某些含糊不清的组织关系，但这一系列行政变革终于使美国各军种明白无误地归于国防部长这样一个内阁级别文职官员的单独领导之下。 即便如此，这些重组法案并未能如政策制定者所愿消除军种间的对立问题。1949年，原海军部长及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V•弗莱斯特（James V. Forrestal）因精神失常辞职。杜鲁门总统任命路易斯•A•约翰逊（Louis A. Johnson）接任。约翰逊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出身律师，为人夸夸其谈且具有总统野心，此外还是一个坚定的空军支持者。不过，海军部长约翰•L•沙利文（John L. Sullivan）可没有约翰逊那样喜欢空军。沙利文认为依赖载有原子弹弹头的B-36轰炸机作为美国军火库首选反应武器过于鲁莽。他为此在1949年4月批准建造6.5万吨的超级航母“合众国”（United States）号。“合众国”号将成为一艘多用途巨型战舰，能够发射并回收具备核战能力的飞机，为海军在今后数年内的战略职责指明方向。 “合众国”号开始动工仅仅五天，约翰逊便在未征求沙利文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取消建造合同，并且将现役航空母舰数量从8艘削减至4艘，航空大队从14个减为6个。约翰逊下定决心要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队统统并入空军以节省经费，达到“真正的统一”。约翰逊擅自取消航母建造合同，并且做出其他种种苛刻举动，这分明是对海军的挑衅。 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随后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海军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来自佐治亚州的卡尔•文森（Carl Vinson）主持。由于约翰逊和空军曾经扬言单凭原子弹和B-36轰炸机便可保证国家安全，因此与会海军现役与退役高级将领（包括金、尼米兹、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等海军上将）对此展开猛烈抨击。在这场“海军上将倒戈”事件中，海军将领们的攻击矛头还对准了约翰逊与B-36制造公司之间的私人财务关系。约翰•L•沙利文为了抗议约翰逊取消航母合同，毅然辞职。杜鲁门总统任命弗朗西斯•P•马修斯（Francis P. Matthews）担任新一任海军部长。马修斯原先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银行家，毫无海军事务背景。他站在约翰逊一边，以支持海军同僚为由头，将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菲尔德（Louis E. Denfield）撤职。 正当听证会举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苏联人爆炸了一枚原子弹，令这场不合时宜的闹剧戛然而止。显然，美国人对原子弹的核垄断就此不复存在。从今往后，美国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招致核报复。国际力量的新现状使空军的核破坏王牌变得远不如之前咄咄逼人。既然美国的核垄断已被打破，那么威力不如核武器的武装力量就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亚原子军事力量不可能单纯依靠空军一家提供，无论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还是空军，各军种都有自己的专门使命与能力，满足不同的国防需要。对美国来说，他们一个都不能少。 从长远角度来看，“海军上将倒戈”事件对国家产生了有利影响。这一事件迫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和各军种认真审视国家的不同国防需要，并就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军事形势得出相对周全的结论。团结与协作已经在最高指挥层面达成——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如此，而且这样的程度或许已经足够。正是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这一必不可少的重新评估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的确加快了评估的进程。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同马克思与列宁主义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注定将逐步成为战后世界政治与军事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