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了2名孩童的兇嫌，在法院宣判無期徒刑後狂喊著要死刑、要解脫，殺人似乎是兇嫌通往死亡的門票；而網路上，鄉民對「精神鑑定」不能區辨裝病的批評與懷疑，如雪片般飛躍了起來。這是一段《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情節，事實上，也反覆在社會中上演。

然而，精神鑑定，並不是「鑑定精神病」這麼單純，更不是給精神疾病犯罪的減責工具。

診間外頭傳來緩慢而沉重的喀喀聲響，表示鑑定過程中必要的會談即將開始。腳銬的聲音，和桌上厚厚的卷宗，都讓人心頭隨之一沉。

但對戴上手銬腳鐐的犯罪嫌疑人進行精神鑑定，不僅考驗判斷能力，也挑戰價值觀；有時還要壓抑看到犯罪行為的憤怒情緒，不要讓價值觀與情緒左右了精神鑑定中立的立場。雖然我們從住院醫師時代就會跟著資深醫師，接受精神鑑定的訓練，但當了精神科專科醫師，才能獨當一面，和心理師、社工師等共組團隊進行鑑定程序。如果被分到這樣耗時耗力的案子，團隊都會大嘆「運氣很背」。

通常卷宗影本幾個星期前就到醫院了，包含警方的偵訊筆錄與犯罪現場鑑識（有時還附光碟）、檢察官開庭的紀錄與起訴書、法院的各次開庭紀錄以及法官的判決，有時還有醫院和診所的全部病歷紀錄。

在會談之前，醫師、心理師、社工師都得先閱讀過卷宗，交換讀後的專業意見，並了解彼此所想要澄清的內容。團隊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判斷犯罪行為的當下，背後有什麼因素影響。是不是生理的原因呢？例如當癲癇發作時撞到別人造成交通事故；是精神疾病的影響、還是其他心理因素？當時的意識狀態，與責任能力究竟如何？有時還要判斷是不是有能力進行審判的過程，相當複雜。

鑑定的過程，包括不同專業交相詰問的會談、心理測驗，有時候還要做腦波或其他相關檢查，法警至少要帶犯罪嫌疑人來兩次以上——這還不包括另外向家屬了解詢問的時間。這些嚴謹的程序，都是為了試著找出事件下可能隱藏的原因。

社會矚目的重大刑案，像北捷鄭捷事件以及「小燈泡案」王景玉事件，都進行了精神鑑定，報章媒體與社會大眾常以為，這是犯罪人藉精神疾病之名來減刑或脫罪，導致原本客觀的精神鑑定，因為社會大眾的喜好或情緒，被隨意解讀。當鄭捷的精神鑑定結果認定他「有反社會性格、但沒有精神疾病，應該為罪行負責」時，社會大眾一片叫好；但王景玉有思覺失調症的鑑定報告一公布，精神鑑定的公正性與正當性卻被質疑。

尤其，精神鑑定是由精神科來進行，而不是司法體系或獨立單位，更有犯罪「醫療化」之嫌。實務上，的確偶有律師申請法院進行犯罪嫌疑人的精神鑑定，但法官有裁量的權力，不是申請就一定會進行。再者，精神鑑定並非只是找找看有沒有精神疾病這麼簡單，還要抽絲剝繭去追溯犯罪行為發生的脈絡。

例如，我曾經參與鑑定3件縱火案，都是男性，兩位30幾歲，一位50幾歲，他們都說有幻聽症狀的干擾，耳朵可以聽見不知從何而來的聲音。我們不僅要了解幻聽和他說什麼、如何說、在哪裡說，還會問一連串關於幻聽的問題，例如：「爸媽的話都不一定會聽了，為什麼會聽幻聽的話？」、「不聽又會如何？」這樣的問題，來判斷是不是真的有症狀，而行為是不是真是受症狀的影響。（《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思覺失調症患者應思聰闖入幼稚園，是為了向幻聽證明自己還有能力拍片，就是例子。）

第一位在加油站前點火，雖沒有釀成巨災，還是以公共危險罪起訴。他說「聲音說如果沒放火，就要殺死家人」，他原先不信，可是經過一連串的求證，他深信有可能發生。最後演變到在聲音威脅下，只好照做。

第二位說自己有幻聽，還說自己有憂鬱症。但是提供的訊息前後不一致，整體評估與心理測驗並沒有明顯顯示有精神疾病的現象。最後鑑定他其實是對家人不滿，縱火是一種報復手段，後來法官仍以謀殺罪定罪。也有人會說，自己吃了安眠藥，說些什麼做些什麼都忘記了，在精神鑑定中，這可不是能撇清犯罪行為的說法。從犯案手法、路口監視器拍到的畫面、之後如何隱藏罪證等等，都可以判斷行為能力。

第三位是一位思覺失調症的病友。雖然常常受症狀干擾，但縱火的原因，是來自於家庭生活變故，需要把房子賣掉，而他不想離開這個有媽媽味道的房子，乾脆同歸於盡。因而，雖然有思覺失調症，他還是被判有罪，而且法官認為他必須治療，必須在精神病院的司法病房住滿刑期。幾年之後，刑期結束他才出院。

有時會聽到病人懵懂地說：「我有精神病，殺了你，我不必負責，也不用坐牢。」除了安撫他生氣的情緒，告訴他這是錯誤觀念外，我還會安排他去參觀司法病房。在那裡，受到法官判定「監護處分」的精神病人還真不少。

有病人一整個刑期都得在醫院和其他精神病人一起接受治療。也有病人已經在監獄服完刑期，刑期結束後移到精神病院繼續做幾年的治療。例如，王景玉的高等法院二審宣判是「殺人罪，無期徒刑，刑後需監護5年」。也就是說，就算他出獄，之後至少還要再待精神病院5年。

精神鑑定已經是精神醫療的日常。一個人犯了罪，精神病人都不一定能用疾病作為理由脫罪了，一般人更難以佯稱精神疾病而逃過法律制裁！精神醫療中，醫師和病人要有夥伴關係；而在精神鑑定中，又要像福爾摩斯一樣追索犯罪行為當下的細節，身為精神科醫師，無可避免要面對正常人／病人、犯人／病人的模糊地帶。隨著社會日趨複雜，這樣的專業挑戰愈來愈多，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在2018年底成立，無疑也是這項趨勢的註腳。

所以，當一份眾所矚目的精神鑑定報告公布，社會大眾、鄉民們，可不必再以精神鑑定作為情緒宣洩的標靶和獵物。這實際上是一個以精神疾病為名、對全體社會的修煉，它開啟了「犯罪不應該被醫療化」的認知，讓人們更了解，因病而犯罪的人應該要併以適當處置，創造司法科學與人性兼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