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此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两年多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可是，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人都不赞成刘少奇回延安去，认为“他不能暂离华中，否则会失掉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刘少奇必须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缓期起程。

一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化名胡服）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华中局负责干部一直送到黄河大堤，同刘少奇合影留念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遥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此行极为重视，直到3月21日还在为刘少奇途中的安全担心，并致电叮嘱：“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但是，刘少奇已经出发3天了。

刘少奇急于启程的原因是：毛泽东委托他在回延安途中，帮助解决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分歧。早在2月初，毛泽东就把有关材料转给了刘少奇，并电告他：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3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山东问题再次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刘少奇是个心中只有工作的人。华中工作安排就绪，他已在考虑山东的工作。他曾向中共中央索取更多的有关山东的材料，毛泽东答复他：“请到当地调查，此间材料不足。”于是，他就提前踏上了去山东的行程。

二

山东地区西邻冀豫，北依平津，东濒大海，南连陇海铁路，境内山脉纵横，地势复杂，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地区的重要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山东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直接威胁着敌人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津浦铁路，是插在日本侵略者脊梁上的一把利刃。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别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的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又先后发出了《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等电报，进一步阐述了山东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并对山东根据地的任务和战略部署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关键的阶段（即敌人的新进攻已经到来），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山东，正是意图考虑解决山东的“领导骨干问题”。刘少奇到山东后，毛泽东的这种考虑更加成熟，意图也更加明显。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考虑到去延安路途无保障，山东又需统筹全局之人，曾电商刘少奇，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7月9日，毛泽东再次专门致电刘少奇，提出了“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际局势后指出：

“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个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

但是，山东近两年的工作却令人忧虑。1940年以来，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加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山东，仅1941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各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分歧。他们先后向中央申述各自的意见。中央一方面令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部队的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回延安汇报，一方面多次电示：“彼此间关系必须更密切，分局、山纵、115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但是，成效不太明显。山东党的集体领导没有形成，自然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工作。这同它将要担负的任务很不适应。

因此，毛泽东电令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来解决山东问题；并电告山东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一切必要材料。”

三

1942年4月10日，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身材颀长、面庞清癯的刘少奇身穿灰色旧中山装，脚踏黑色粗布鞋，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诸繁村。至此，刘少奇一行经过22天的千里跋涉，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位于沂蒙山区南麓的诸繁村是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刘少奇等到来后，就住在这里一家破落地主大院的三间正房里。他住正厅靠右边的一间房子，用两块门板做床，用包袱里换洗的衣服当枕头。正厅做会客和饭厅用。左边的房子由警卫员居住。刘少奇对山东的工作并不陌生，山东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的工作，是在他指导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对这两年的工作情况不很清楚。

刘少奇一到山东根据地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先后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谈话3天，接着又同115师代理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谈了一天。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朴实话语，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感到无比亲切；他那一贯民主和谦逊的作风，令人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那深入细致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更令人钦佩不已。他还听取主动向他反映情况的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仔细翻阅了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基本上找到了问题的症结。4月26日，他召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同分局成员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萧华、陈士榘等交换意见。在会议上，刘少奇以他那一贯民主和谦虚的作风，启发每个同志开诚布公地摆问题、谈看法。会上有不少正确的意见，如罗荣桓主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分局有些同志认为减租减息要提请参议会通过，然后实行。刘少奇认真倾听各方面意见，还不时插上几句话，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会议连续开了几天，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意见都摆了出来。经过思想交锋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由少奇同志做了总结，大家思想逐步明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会后，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在会上，我对五年来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作了一个报告。参加者均有意见发表，他们都完全同意我对山东过去工作的批评及提出的今后任务。”

为了推动山东工作的全面进步，刘少奇抓住了充分发动群众这个“牛鼻子”。 刘少奇对群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一进入山东境内，就千方百计地接近群众，一见农民就问：“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是不是都参加了？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得怎样啦？……”而且他还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应该找一切机会和老乡交谈，看看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的反映如何。经过观察，刘少奇感到山东分局工作的弱点在于： “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针对山东分局负责人忽视群众工作的实际问题，刘少奇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在这里列举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党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党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群众，就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脱离了土地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导致被对手勒死的后果。他十分尖锐地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关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法，刘少奇指出：群众运动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

接着，刘少奇又连续作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报告，对如何以群众运动为中心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的这些报告“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确了’，‘工作有办法了’；对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充满了信心。”萧华形象地称“实际上是办了一次很好的党校。”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他“白天参加会议，夜里忙于工作，在暗淡的油灯下，经常熬到二三更天”。据当时随身警卫员吴文桥回忆：“由于连续几天的报告，刘少奇嗓子都哑了，几乎讲一句话，就要咳嗽一声，脸色也不太好。我说找医生来看看吧，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说：‘不要紧，上了一点火，过两天就会好的。’”

刘少奇的心血没有白费，山东的工作很快出现了转机。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从5月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动。

刘少奇身体力行。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及时为山东领导人提出明晰的指导方针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说：“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一起来抓这一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亲自下去走走，了解情况，帮助工作。”萧华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的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就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四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期间，刘少奇还帮助山东分局切实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当刘少奇来山东的途中，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党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作风浓厚存在，因之在锄奸工作上犯过严重错误，使党在苏鲁豫边区、泰山区、滨海区的党与群众工作遭受了严重悲惨的损失，许多党的干部无辜受戮，至今工作不能恢复。中央和北局虽自去年到现在几次严厉纠正，但仍未彻底转变。”“望你到山东时，对此问题彻底检查，以纠正山东党锄奸工作的严重错误。”

刘少奇遵照中央指示，经过深入调查了解，认为：这是被坏人钻了空子，这种自我摧残革命力量的惨痛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切勿重蹈覆辙。他指示山东分局组织部：“要实事求是地纠正锄奸工作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于已经查明的错案、假案，应予彻底纠正。”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总结全山东锄奸工作的决定》，强调今后锄奸工作要有严格的制度，“任何地区或军队逮捕任何一共产党员，必须经过分局、师政、纵政批准后执行。否则一经查出，直接负责之党委及锄奸同志应受党纪律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党籍。”罗荣桓并亲自主持分局、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保卫干部复查案件，凡属搞错的马上平反，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从而稳定了山东局势。

刘少奇还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问题。山东根据地建立后，山东文化教育界一部分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来这里参加抗战，并组成“国民抗敌协会”，愿意接受山东分局的领导。1940年9月，分局却帮助他们改组成半政党性质的组织，改名“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认为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共合作”，还建立起一套同中国共产党平行的组织和两个旅共4000人的军队，每年由当地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数十万元经费。然而，他们的某些基层组织却被坏人利用，经常同中国共产党闹独立，妨碍抗战工作的开展。有几个县乡干部直接来找刘少奇请求帮助。刘少奇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又派秘书深入了解情况，把问题基本弄清楚后，他征求了分局意见，约“抗协”负责人座谈。

夏夜，月白风清。“抗协”十几位负责人来到刘少奇住处院内。刘少奇向他们诚恳地阐明抗日政党、政团和群众组织的不同性质和任务，以及“抗协”同中共的关系，请他们仔细考虑。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

经过一天的考虑，“抗协”负责人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根据胡服先生恳切详尽的指示，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和酝酿，深深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抗协”作为一个政党和政团不会对抗战工作起多大的作用，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前途。希望共产党批准“抗协”成为山东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统一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民族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不久，“抗协”的各级干部分别到有关部门工作，它的军队并入山东纵队，“抗协”活动逐渐结束。

五

山东工作走上正轨后，刘少奇致电请示中央，准备启程继续前进。因不久前日军在华北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敌情依然严峻。毛泽东担心刘少奇路上的安全，电示他：“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似较适宜。”刘少奇便又住了下来，随着115师师部，在鲁南和江苏北部一带同日军“兜圈子”。

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停留了近4个月，7月下旬，又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原山东领导人黎玉等回忆说：“当时从滨海去鲁西路程几百里，经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特别是津浦铁路，大家都为少奇的安全担心。分局领导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小部队化装护送。多数同志主张第一个方案，去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却毅然同意铁道游击队送。于是他就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站在战士的行列里起程了。”

刘少奇一行渡过沭河、沂河，经临沂、费县和抱犊崮山区的滕县，到达枣庄西南。他们将在这里越过津浦铁路。护送刘少奇的是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和杜季伟等。当他们走到距津浦路三四百米处时，突然从北面闪来一道白光。伴随着突突的响声，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驶来。刘金山、杜季伟后来回忆说：

“巡逻车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瞎打了一阵机枪，又突突地向沙沟方向开去了。铁路两边又恢复了平静。我们赶忙以战斗的姿态，掩护着刘少奇，沿着干沙河，一溜小跑，从涵洞穿过了铁路，接着离开干沙河，避开大道，插向小路，直向微山湖边挺进。”

由于日军正在对湖西地区进行“扫荡”，刘少奇等在微山湖中心一条小船上停留一个多星期。敌情稍有缓和，刘少奇等继续前进。他们在丰县同湖西军分区派出的骑兵连取得联系，由骑兵连穿过湖西区。

这里是鲁西区党委辖区，处在晋冀鲁豫四省的接合部，是一片沙土地带。地无三尺土，到处是沙窝。当地百姓主要靠种枣树、挖土盐维持生活。日军为了隔绝鲁西同冀南和晋东南的联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进行严密经济封锁，群众生活困苦极了。这里的负责人缺少办法，情绪低落，同群众的关系也不够密切。

刘少奇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把沙区几位负责人请到住处，听取他们汇报，给他们出主意。刘少奇指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生活下去，动员老百姓种植瓜果蔬菜。他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给群众东西，而不是向群众要东西。”“我们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在群众中生根，要使群众相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这里的。”他还帮助鲁西区党委解决了这里比较突出的大刀会和小刀会问题。鲁西区的干部深有感慨地说：“这回胡服从这里经过，真给我们解决了问题。”

8月下旬，刘少奇等离开山东，重新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从春暖花开，到秋实累累，刘少奇在山东近5个月的日日夜夜，始终和山东人民战斗生活在一起，共同探讨革命问题，栉风沐雨，劳顿奔波，废寝忘食地工作，充分展示了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