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進了研究所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日據時代的了解遠不及中國歷史,因而對日據時期產生興趣。之所以選定此研究課題,乃是因為事件人物之中,有本人之高曾祖父的參與,並在親眼見過後人為其建立的銅像之後,故而決定以此題目作為研究課題。 在進行資料蒐集之前,手中有關蘇有志的相關記載,僅限於虎頭埤風景區內紀念銅像上之記載,以及日據時期的戶籍謄本。後經不斷蒐集的結果,陸陸續續發現許多與蘇有志相關的紀錄,但都僅限於其家產之多寡。家族中原有之第一手資料,自家中大家長交至連戰手中之後再無下文,實為可惜,不過經由實地探訪蘇家古厝(新化老街),以及新化文史工作室、現任西來庵理事的協助之下,得以探知一二。 蘇有志為本論文的最初研究動機,為了能夠更加了解蘇有志,開始動手搜尋任何有關西來庵事件的相關書籍。在閱讀過所有相關資料之後,捨棄其中所含的宗教信仰部分,決定將西來庵事件的領導者之目的,及蘇有志的參與意圖作為主要探討主題。 研究目的 在閱讀臺灣總督府的官方資料及臺灣人對於西來庵事件的研究之後,本人對於余清芳等人的起義目的產生疑惑。在臺灣總督府的紀錄當中,不消說,自然對余清芳等人冠以匪徒的身分,不僅如此,當時的新聞記事亦是如此稱之。至於臺灣人的研究部分,除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忠實呈現的《余清芳革命案全檔》的內容之外,最早對西來庵事件有所紀錄的是,民間的有心人士以小說的方式來呈現,後來較為正式的研究,僅針對武裝抗日的型態轉變、或是西來庵事件的歷史意義進行評論。較為特殊的研究報告則是針對西來庵事件中的宗教信仰部分中的鸞堂進行研究 。至今尚未有針對起義目的進行的研究。 最初令人產生疑惑的部分在於臺灣總督府的紀錄與臺灣人所進行的研究之結論導向不同,當然這是意料中的結果,不過,在審視臨時法院的審問紀錄後,以及最後執行死刑時,余清芳等人所呈現的情形,不禁令人懷疑余清芳矛盾行為。加上事件中摻雜過多宗教迷信色彩,與利益分享、大中國情懷,使得事件的目的被模糊,僅因為其驅逐日本人的最終意圖,所以許多研究報告毫不考慮的將其列入烈士名冊中。 蘇有志的身分更是令人起疑。蘇有志不僅在新化地區負有名望,家產之可觀至今仍為當地人所津津樂道。對於其為人,家族中並未有人知曉,其餘在地方文史工作室中的紀錄,則說明其為人樂善好施等。至於在西來庵事件中的評語,反而不如描述家產的內容。站在商人的立場,加之其配有紳章之身分,以及曾經擔任台南廳參事的資歷,何以需要反抗日本人?因為在西來庵事件中超過90﹪的參與者,其職業為農民,不如蘇有志容易生活。以一個商人的立場,不作賠本生意,而所有資料指出蘇有志參與事件的原因是為了對日本人進行報復,曾有日本人以東新股份騙取蘇有志不少家產,因此蘇有志從此對日本人心懷不滿。簡單的說,蘇有志僅是為了報復,而不是為了所謂的民族思想,也就是個人利益。是否真是如此?此亦為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過程及內容 研究的過程分為兩個部分進行,一項為文書紀錄的再審視,另一項則是實地至南部蒐集資料。文書紀錄的部分最主要仍是以臺灣總督府的官方紀錄為主,雖不是最客觀的資料,但經過重新審視,仍可獲得新資訊。 實地進行探查的部分,則是現今的新化、玉井,及左鎮地區。 內容的部分首先係將事件之緣起經緯作一完整交代,以釐清事件人物的舉足輕重,隨後提出的兩場主要戰役,則是致使日軍、警屠殺臺灣人民的導火線。第二章的搜捕行動則是為表明當時事件的影響範圍,以及日軍、警所採取的激烈手段。第三章所提到的審判情形與結果,則顯示西來庵事件在當時日本國內也曾引起輿論風暴,最後還需利用大正天皇的登基進行大赦,以及至今討論武裝抗日事件時,必定提到西來庵事件的原因。第四章則將西來庵的歷史定位作一重新詮釋。最後是整體結論與年表。 結論與特色 在結論的部分,並非完全否定余清芳等人的民族意識與起義目的,但是因為其以利益分享作為號召,以及宗教色彩過濃,完全模糊目的焦點,加上所欲建立之「大明慈悲國」的背後思想,仍未脫離大中國意識,與最初日本接收臺灣時的「臺灣民主國」的時代背景意義已完全不同,所以將余清芳稱為烈士,仍需斟酌。 至於蘇有志的意圖,檢視過其紳章身分後,以及曾為台南首富的地位,加之報復日本人心態,本人不認為蘇有志懷有民族意識,而是將此事件視為一筆生意,想藉此分享利益。且蘇有志在起訴紀錄中的表現不如羅俊被捕的反抗神情,僅是一味的否認,更加令人懷疑參與事件之目的。 羅俊被捕時,身上之祈禱文雖然顯示其迷信宗教的力量,但仍表現出為臺灣人民爭取利益的強烈意識。蘇有志的表現則完全與之相反。因此認定蘇有志的動機與目的乃為個人私利著想,較之余清芳更不似抗日烈士。 其實整起事件在臺灣史上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代表了生活困難的農民之反抗行動,同時也代表了在事件中無辜遭受牽連的臺灣人民。至今在新化、左鎮、玉井、南化等地區,還有許多民間自行設立的萬善堂,以供奉事件中慘遭殺害的無名孤魂,每每回想西來庵事件就會想到日警的殘虐手段。僅管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對臺灣進行不少實體建設,但屠殺事件仍為無法抹滅的事實,有建設必有犧牲,對於此段歷史,不能完全斷定其功過,不過傷害仍留在被害者的心中,也因此,提到西來庵事件時,曾親身經歷過的人,對臺灣總督府的評價是功過各半。 這也是本論文最大的特色,以現在的眼光看過去的歷史,才能夠給予較為客觀的結論,並提供給其他相關研究者另一種角度去審視後期的武裝抗日事件,重新給予歷史定位。此外,本論文之年表經多方參考,乃目前有關西來庵事件的資料中較為詳實的年表,可協助相關研究者快速了解西來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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