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第五卷) 藤牌兵 1644年清朝入关以后，铁骑横扫大江南北。郑成功坚守东南一隅，誓与清廷不共戴天，军中设有藤牌兵，专门训练用作冲锋陷阵的主力，以对付清军的骑兵。 藤牌兵是郑成功的子弟兵，多为泉州、漳州人，使用的武器是一面藤牌、一把长刀。藤牌用于防御，长刀锋利可削铁甲，可谓是一守一攻，配合默契。藤牌是用藤编浸油制成的，形状像一顶大圆帽，所以又叫团牌或滚牌。 明末计六奇《明季南略》载：藤牌兵作战编制的基本单位是“伍”，三人一伍，一兵执藤牌，以遮蔽掩护其他两名士兵，而这两名士兵，一人砍敌人战马，一人则砍杀敌人。或说藤牌兵作战时，左手持牌，跳舞滚动，迅猛向前，滚至敌人面前时，抡起右手所持大刀，砍杀敌人。当遇到敌人大队步骑兵时，则使用密集队伍把藤牌擎起作为掩蔽，起到限制敌人弓马的作用；如果发现敌人散开，立即变为小队，每兵活动范围为前进八尺、后退一丈，进退灵活，尤适宜在田塍或泥泞的地区作战。 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征，挺进长江，势如破竹，攻打瓜州、银山时，就凭藤牌奇兵取胜。可惜后来因坐失良机，功亏一篑，郑成功只好退兵。 郑成功藤牌兵发挥最大的威力，还是在于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战役中。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赐姓公（郑成功）未得台湾也，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可见郑成功东征，藤牌是重要的装备。 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率领船队，出其不意，乘涨潮驶进鹿耳门，在赤嵌城西北附近的禾寮港登陆。驻台的荷兰总督揆一大惊，命令汤马斯·贝德尔上尉率240名士兵荷枪实弹，进攻扎营北线尾的郑军。郑军集中3000人从正面迎战，又拨出七八百人从后面绕过小山进行抄袭。荷军见势不妙，争相逃命。郑军由杨祥率领藤牌兵，乘势猛攻，敌军118人被歼，狂妄的贝德尔上尉也命丧当场。 揆一离开台湾后著有《被忽视的福摩萨》一书（福摩萨即台湾），书中说：郑成功的盾牌兵（即藤牌兵）是用来代替骑兵的，每十人中有队长一人，负责指挥，并督促士兵冲锋，士兵则低头弯腰，躲在藤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陷敌阵，十分英猛，荷军见此阵势，都吓破了胆。 在郑成功的复台大军中，有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战士，包括大批黑人士兵。 非洲黑人伴随西方殖民军队来华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叩关而来，许多非洲黑人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黑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被贩卖的黑奴，二是在殖民者的迷惑下，出于宗教热情来华进行冒险活动的黑人。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军队中当兵，成为殖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非洲的黑人甚至成了葡萄牙驻澳门军队的主力。 黑人忠勇善战。明人史籍中记载黑人“善斗”，战斗力很强；清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陈澳门情况时也说，此间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人充当，“终年训练，无间寒暑”。 黑人洋枪部队成为郑成功的贴身卫队 虽然黑人在澳门等地的社会中担当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许多黑人不满奴役，加之明朝边疆将领的召唤，纷纷逃出虎口，寻找新的生活。1647年，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已超过200人，其中很多逃到了南明势力控制区，他们明确表示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南明皇帝工作。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许多地方势力的军队中，都有黑人士兵。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手下就有一支由黑人组成的军队。 史载，南明·隆武帝依附郑芝龙，在福州称帝。郑芝龙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对郑氏父子忠心耿耿，深得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信任。根据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录，这些黑人多是咖吠哩人，据推断，可能是南部非洲的班图人。这些黑人作战英勇，为郑氏集团的建立和巩固作出贡献。 在郑芝龙的军队中，还有由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部队。与他们相比，黑人部队军饷虽低，但更加忠实可靠，并且“猛过白番鬼”。不仅如此，郑成功军中的黑人还擅长铸造和使用火枪，为郑氏军队提供了武器和后勤保障。 西方人撰写的《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曾写道：“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头领叫路易斯·德·玛托斯，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郑芝龙“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火枪手)。他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巨大的声响令郑芝龙吃了一惊，还以为遭到敌人进攻。得知原因后，郑芝龙不但没有惩罚他们，还下令赏赐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如此之宽容，难怪会有那么多的黑奴前来投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黑人士兵逐渐能够听懂汉语，但仅“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 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在郑芝龙降清后继续为郑成功服务。其中，有一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 黑人士兵参加收复台湾的战役 郑成功的黑人部队还参加了收复台湾的战役。 郑成功围困荷军主力于赤嵌城和台湾城时，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法，黑人部队也起了作用。郑成功曾派手下的黑人士兵同荷军中的“乌番兵”(黑人士兵)进行联络，策动他们投降。这些“乌番兵”属于奴隶士兵，平时备受荷兰殖民者欺凌。在郑成功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不少“乌番兵”出城投降，加入了郑成功的部队。 郑军在围歼荷军时，得到黑人士兵的配合。由于资料所限，这些黑人的最后归宿不甚清楚，只知道在郑经(郑成功之子)统治台湾期间，有支黑人军队曾作为宫中卫队及仆役使用。作为长期忠诚服务的报答，一些中国妇女曾被许配给黑人战士，为他们生儿育女。 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南著述·梅氏日记》）载： 1661年5月4日，作为荷兰使者，测量师菲力普·梅第一次见到郑成功： “他坐在帷幕正中央的一张铺有刺绣桌巾的桌子后面，身穿一件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沿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 “我猜他年约40岁，皮肤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黑又大，那对眼睛很少有静止的时候，不断到处闪视。嘴巴常常张开，嘴里有四、五颗很长，磨得圆圆、间隔大大的牙齿。胡子不多，长及胸部。” “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严厉，咆哮又激昂，说话时动作古怪，好像双手和双脚飞起来。中等身材，有一条腿略为笨重，右手拇指戴着一个大的骨制指环，用以拉弓。” 开拓台湾 清 ·乾隆《泉州府志 ·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八年四月，成功入台湾，据之。”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在郑成功的领导下，岛上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称“台湾之人是以大和”。 政权建设 荷兰人踞台时，搬用西方议会制度，将台领地分为四个行政区，在大员（台湾城）设置行政长官和评议会，下设地方长老会议，任命各蕃社、各汉人村归顺的头人为长老，作为殖民统治的代理人。 郑成功复台后，铲除荷兰人的殖民统治，按照中国封建体制的机构设置，设府县，定职官，编户籍，兴办学校，将儒家王道文化传播台湾。 郑成功坚持奉永历正朔，以台湾为东都，设承天府，下设两县：天兴县管北路，万年县管南路。官制仍因其旧，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并置六科都事及察言、承宣、宾客诸司。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改台湾为东都，置一府、二县……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 招贤纳士 郑成功一向重视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海上起兵后广为招贤纳士。 郑成功赴台时，“当时士大夫东渡者，盖八百余人。延平礼待诸缙绅之避乱而至者，军国大事，时来询焉。”这八百士大夫中，较著名的有沈光文、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张煌言、曹从龙等，他们均为当时的宿儒名士，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 又设储贤馆、育胄馆以纳贤士。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起池馆以待故明宗室遗老之来归者。” 永历开科粤西，成功资赞诸生赴考，于是“岛上衣冠济济，犹有升平气象。” 宗教传播 明郑以前，台湾尚无很大影响力的宗教派别，民间信仰诸神较早有关圣帝君、妈祖、玄天大帝、广泽尊王等。郑芝龙踞台时，已笃信民间诸神，今高雄关帝庙内还保存当年郑芝龙供奉的古石香炉。 郑成功儿时就非常崇信妈祖，攻台时曾奉祀妈祖、保生大帝等神祗上船护航。复台后，郑成功在台南学甲镇仿建慈济宫一座，供奉保生大帝，这是台湾慈济宫的开基祖庙。又在台南鹿耳门大兴土木，建造圣母庙及天后宫。（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妈祖、吴夲》） 郑成功“首崇文庙，次葺祠宫。岁修禋祀，时奉坛祀。”（沈光文《台湾赋》） 巡视劝农 为了制定出一套切合实际，有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政策，在荷夷投降后，郑成功立即亲自带领何斌、马信、杨祥、肖拱宸等人巡视新港、目加溜湾、肖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垅、他里雾、半线等地，走访各社。 在视察过程中，各处高山族同胞列队欢迎，更使郑成功感到民风淳朴，严禁部卒侵犯他们的利益。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巡视里社土番，锡以烟布，慰以好言，皆受约束。” 当他了解台湾百姓耕种收割等技术落后 ，即派“农师”指导，并分配熟牛、犁耙、锄等给各社，授于犁耕镰割等技术，赏勤者，罚怠玩。 围地屯垦 1661年郑成功亲率大军渡海东征时，首批十三镇，有官兵25000名和眷属数千。继而六镇官兵第二批抵台，约有12000人，眷属也搬到台湾。郑成功在围困荷兰殖民者时，就着手部署军队屯田。郑成功复台当月（1662年2月），为促进开发，加固根本，即令诸水陆提镇搬迁家眷入台；翌年正月重申前令，严格执行。 郑成功复台后，清廷为在经济上困死郑氏，下令在大陆沿海禁海、迁界。当时台湾地广人稀，高山族同胞“计口而种，不贪盈余”，土地利用率很低。在视察过程中，郑成功“见其土地平坦膏沃”，适合屯田养兵和移民垦荒。 江日升《台湾外纪》载： 视察归来后，郑成功立即召集各提督、镇将和参军议事。郑成功在会上说：“大凡治家治国，以食为先。苟家无食，虽亲如父子夫妇，亦难以和其家；苟国无食，虽有忠君爱国之士，亦难以治其国。今上托皇天重庇，下赖诸君之力，得有此土。然计食之者众，作之者寡，倘饷一告匮，而师不宿饱，其欲兴邦固国恐亦难矣。故昨日躬身踏勘，揆审情形，细观土地，甚是膏腴。当效寓兵于农之法，庶可饷无匮，兵多粮足，然后静观衅隙而进取。” 接着提出具体部署：“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日以什一者了望，相连接应，轮流造更。是无闲丁，亦无逸民。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其火兵则无贴田，如正丁出伍，贴田补入可也。其乡仍曰‘社’，不必易；其亩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东西南北四至长一丈二尺五寸。今归版图，亦以此为则，照三年开垦，然后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但此三年内，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寓兵于农之意如此。” 为了维护台湾农民利益，他严令官兵垦辟荒土，不许混圈田地，违者重罚；还派員赴大陆招募漳、泉、惠、潮的沿海失业、失地之民到台湾垦荒，人数应有数万。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水土恶，皆惮行，又以令严不敢请。”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于是寓兵于农，用屯田法，按镇分地、按地开荒，三年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有警则荷戈以战，无事则负耒而耕，即日督兵开垦，用法颇严。马信以为言，成功曰:‘立法之初贵严，后之守者自易治耳。’既而闻黄梧迁界之策行，叹曰:‘使吾徇诸将意，不决东征得此一块土，英雄无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员上下数万里，田庐坟墓无主、孤儿寡妇望哭天末；今当移我残民开辟东士，养精蓄锐，以图光复。’乃招漳、泉、惠、潮流民，辟污莱……” 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但在推行家属迁台和屯垦问题上，郑成功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不得不严加督责，却急于求成，立令过严，在许多方面一意孤行，造成严重恶果。 江日升《台湾外纪》也载，“犯者虽亲信无赦”。大将马信建议“立国之初，宜用宽典”。郑成功却坚持己见，回答道：“立国之初，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载：“以各社田土分水陆诸提镇，令各搬其家眷至东都居住，兵士俱令屯垦。初至，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其用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 “（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年)正月，赐姓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信息隔绝。” 《台湾外纪》亦云：“各岛搬眷，俱迁延不前。” 杨朝栋、祝敬用小斗散粮未必是私克入己，很可能是存粮不足，即便罪有应得，也不该牵及家小。至于强令驻守大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则带有人质性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 鼓励通贩 为繁荣台湾经济，他鼓励文武官员从事渔业、经商，建造大船，通贩日本与南洋各国；又令金、厦、铜山、达濠诸镇，冲破清朝海禁，同内地商民通贩，购运各地货物，转贩海外各国。 《复台——即东都》诗 郑成功对建设和发展台湾充满信心，赋《复台——即东都》诗一首，抒发抱负 ，表达他为收复台湾而奔波的艰辛历程。诗曰：“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第二句后原注]：“太师会兵积粮于此，出仕后为红毛荷兰夷揆一窃据。” 郑成功时期，海上贸易的范围从其父郑芝龙主要以日本为基地的中日贸易，扩大到东南亚各地的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印尼、越南、马来亚、菲律宾，并自称为“巴达维亚、台湾和马六甲等地”这个广阔市场的“主人”，不准任何殖民者“侵犯我的地位”。 郑成功就是通过这个海上商贸网络和一支庞大的武装船队，与东西洋各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华侨开展贸易往来。郑氏在频繁对外贸易活动中，内外商品交换的进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各地华侨的大量需求吸纳，并通过他们在市场上转手销售与当地居民，同时也为郑氏的商船采购一部分各种有利可图的物产。 郑成功船舶在海上的往来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促使沿海居民一批批地移居国外，其中不少人乘坐了郑氏提供的船只移民东南亚各地，成为今天华侨的先辈。1644年清兵入关，1647年郑成功起兵勤王，在转战于东南各地期间，他还派出船只帮助躲避战乱出走海外的沿海人民到明室宗族提供方便，使他们安全南渡定居海外各地。 在郑芝龙与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和称雄海上这个期间内，荷兰殖民者以其强盗武装船只，经常出没海面，袭击郑氏船队和华侨商船。殖民者的骚扰和劫掠，给郑氏和侨商的海上贸易，带来了极大损失，造成严重威胁。 为此，郑氏武装船队以牙还牙，一再打击荷兰的船舰，迫使其在海上的劫掠活动有所收敛，既为自己的船队扫除了通达大洋的障碍，也保护了华侨商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同时，郑成功还对荷兰殖民者施加压力，于1656年到1660年曾两次表示今后不与荷兰商人通商，除非他们停止海上劫掠和改变对海外华商的劫夺。此外，郑成功为确保华侨商船海上航行安全，允许他们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当时不少侨商即采取此法，得以驾船出海，通贩各国。 郑成功保护海外华侨，最突出表现为严厉谴责和准备征讨菲律宾的西班牙统治者。 侨居菲律宾的中国商民在1603年和1639年遭到西班牙殖民者两次疯狂大屠杀，死难侨胞竟有五万余人。郑成功于1657年致函巴城一位华侨巴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贸易往来，以便采取共同的抵制行动。随后，郑成功对菲律宾华侨危难处境，曾多次表示关切，也提出要率师出征西班牙殖民者，“以雪我中国人之耻”。菲律宾侨胞在他的关心和激励下，“勃勃欲动”，“以报夙怨”。 郑成功驱荷复台后不久，决心以武力拯救孤立无援的菲律宾华侨，于1662年4月24日（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致书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曼利克·特·喇喇，遣使递交，正气凛然地谴责其杀戮掠夺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这封信载于林金枝、韩振华的《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南洋问题》1982年第3期），2012年收入《延平二王遗集》。（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南著述·延平二王遗集》）
然而马尼拉殖民统治当局对华侨进行第三次血腥大屠杀。郑成功获闻大怒，决意挥师征讨，惩治凶顽，为同胞报仇。他一面要妥善抚恤和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难侨，一方面组织战士舰队，并暗中派人与菲律宾侨众联络，一旦出兵即可里应外合。 不幸的是郑成功于1662年6月23日逝世，未能实现。但他的儿子郑经和部属继承了其事业，1670年和1671年郑经曾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 永历朝廷覆亡 陈豹叛逃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既得台湾，其将陈豹驻南澳，而令子锦（郑经，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居守思明。康熙元年，成功听周全斌谗，遣击豹，豹举军入广州降。” 硬行推行家属迁台和屯垦，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 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陈豹降清的时间，《台湾外纪》和《海上见闻录[定本]》记在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 《清圣祖实录·卷8》记：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戊午，授投诚伪侯陈豹为慕化伯”。 永历帝被俘杀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永历帝及太子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 郑成功弄巧成拙，内心的悔恨可想而知。他的实力既不足以公开以隆武帝的继承人同清廷逐鹿中原，只好继续挂着没有永历帝的永历招牌，僻处一隅。 不少史籍把郑成功说成是明朝的纯臣，对他和他的继承人存明朝“正朔”三十余年津津乐道。这种见解是比较肤浅的。对复明志士而言，永历朝廷覆亡即已心灰意冷，极少数随郑成功赴台的官绅、宗藩不过借此保住先世衣冠，几乎没有人把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氏集团作为复兴明朝的希望。 郑成功一贯的思想是“东南之事我为政”，不奉近在咫尺的鲁监国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可以恩威自操。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郑“经承父例，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 自然，郑成功除了尊帝虚礼以外，也真心实意地希望永历朝廷能够存在下去，这样既可以借朝廷名义吸引东南复明势力的支持，又可以利用永历朝廷支撑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结果事与愿违，使自己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导致郑成功晚年心理失衡、举动乖张。 卒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正当郑成功呕心沥血、描绘宝岛蓝图之际，不幸英年早逝。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康熙元年五月，成功死，子经袭。”（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公历6月23日）未時，郑成功带病登将台，肃坐胡床，照例冠带读太祖祖训。至第3帙，長叹曰：“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六年。今日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临终又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頓足拊膺，“以两手抓其面而逝”，享年三十有九。子郑经嗣延平王位。 死因三说 “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说 一般认为，郑成功长期征战驰骋，精殚积虑，复台后又百废待兴，政务繁杂，致一病而绝。 持此说者如： 清·江日升《台湾外志》：“（成功）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载：“马信（清将，后降郑，成功之亲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 清·夏琳《闽海纪闻》：“（成功）顿足抚膺，大呼而殂。” 清·林时对《荷闸丛谈》：“（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 但此说似与当时情况不合。郑成功在复台过程中，虽战事频仍，但其自幼身健，临终前5天还“登将台，持千里镜”，巡视海域，得疾而终似不可能。 近代学者王芸生《台湾史话》记载了郑成功于1661年初率军攻台时，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侵略者拒降，郑成功“率部围城七日”，仍“面无倦色，指挥如常”，台湾收复后，郑成功立即着手台湾的建设和开发，短短一年中，台湾“军民足食，台湾从此日益兴旺”，“众皆信服”。倘若没有健康的体魄，过人的精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建树的。 “中毒谋杀”说 或说清庭为翦除郑成功，重金收买郑成功的亲信，“用一种慢性毒药投放到郑成功的饮食中去”，最后毒性发作，“郑成功中毒身亡”。 首先根据的是郑成功临终前情状。夏琳《闽海纪闻》说，郑成功弥留之际，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为郑成功投掷于地，由此推断，郑成功对有人谋害自己，已有觉察，但为时已晚。 其次，马信神秘死去也是一大疑点。郑成功临死前一天，马信推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当晚郑成功便死去。郑成功死后五天，马信也无病而终。认为这很可能是马信为人收买投毒，事成后遭灭口。 “中毒谋杀”虽无实证，但事出有因，清军早就有阴谋毒杀郑成功的实例，事发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厦门保卫战期间。 江日升《台湾外志》记述说，当时清政府确有一军官，奉上司密令，携带一枝孔雀胆入郑军，用重金买通专为郑成功做饭的厨师，要他乘郑成功会诸将议事用点心时毒死郑成功和他的将领。厨师虽贪财，但慑于郑成功之威，权衡再三，不敢下手。随即把此事转托其弟办理。其弟允诺。但到了真正下毒时，他又“每欲下药，则浑身寒战”，恐怖之余，便把这件事告诉其父。其父“闻言大惊”，怒斥其子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宁可背信，不可不忠。覆宗灭嗣岂可为之？宜速首无罪。”立即带其到郑成功住处自首，郑成功非但没有降罪，而且重赏，十分自信地说道：“吾乃天生，岂人能害？”此后，众将领、幕宾采取了种种保卫措施，虽有汉奸“欲施毒，奈何不得其近身也”。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也载：“总督旗牌张应雄之弟德为成功厨人，应雄以孔雀胆遗德，属俟会宴时杀成功并诸将佐；德许诺，属其徒王四为之。四下药，则身战栗。捧盘者环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乃安。如是者屦。乃告其父耀。耀大惊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宁为负信，不可不忠!’乃首之，诛张德。” “家族不睦，其子乱伦”说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认为郑成功之死与其子郑锦私通乳媪并由此引起的兵变有关，其云：“（郑成功）恶锦（郑经）与乳媪通，生子，遣泰就杀锦及其母董。会有讹言成功将尽杀诸将留厦门者，值全斌自南澳还，执而囚之，拥锦，用芝龙初封，称平国公，举兵拒命。成功方病，闻之，狂怒咬指，五月朔，尚据胡床受诸将谒，数日遽卒，年三十九。”（董友，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董友》） 江日升《台湾外志》也认为郑成功的死因，缘出于“家族不睦，其子乱伦”，“成功气绝而亡”。 江日升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原是“流民”、“海寇”，明·崇祯元年(1628年)受明王朝招抚，官至都督同知。1644年清军入关，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封郑芝龙为建安伯，赐郑成功国姓“朱”。 如此浩荡皇恩，郑成功镂骨铭心，永志不忘。 1646年，清军擒朱聿键，郑芝龙叛明降清。郑成功反对郑芝龙做法，坚不投降，在南澳募兵反攻，并取得厦门为根据地，继续奉明正朔，从此与郑芝龙分道扬镳。父子间政治上的分裂，并不等于郑成功摆脱了“父为子纲”封建礼教桎梏，其内心痛苦与矛盾相交炽。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兄弟辈出现裂痕，尤以郑泰、郑鸣骏为最。父亲反叛，兄弟间貌合神离，郑成功痛心疾首。（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泰、郑鸣骏》） 与此同时，郑成功家中也出了一件事。 留镇厦门的世子郑经，同四弟的奶妈陈氏通奸，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 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内有“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赏赉。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 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积愤于心，唐显悦只顾泄私忿危言耸听，使成功“登时气塞胸膛。立差都事黄毓持令箭并画龙桶三、漆红头桶一，过金门与兄泰，同到厦门斩其妻董氏治家不严之罪，并其子经与其所生孙、乳母陈氏”。 黄廷、洪旭、陈辉、王秀奇等守金、厦诸将接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和郑泰、黄毓商议，采取折衷办法，杀陈氏与所生婴儿，诸将联名上启代董夫人及郑经请罪。取得董氏和郑经同意后，即按此办理，由黄毓回台复命。 郑成功坚持必须杀掉董夫人和郑经，解下自己的佩剑让黄毓再次到金门交郑泰执行。郑泰无奈，只好把黄毓送到厦门向郑经说明事处两难。郑经立即把黄毓拘禁起来，和金、厦文武官员商议对策。 正在这时，蔡鸣雷从台湾来搬家眷，郑经等向他探问消息，蔡鸣雷因为在台湾有过失，怕受成功处罚，故意夸大其词，说藩主发誓要除掉董夫人和郑经，如果金、厦诸官拒不遵命就全部处斩，而且已有密谕给往南澳征陈豹的周全斌命他相机行事。 金、厦文官武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洪旭说：“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诸将，臣也，不可以拒君。惟泰是兄，兄可以拒弟。凡取粮饷诸物，自当应付，若欲加兵，势必御之。” 郑泰同意后，即趁周全斌征南澳回厦门之机，将其拘捕，交援剿左镇黄昌监守。同时给郑成功送去诸将公启，启本中有“报恩有日，候阙无期”的话，明确地表达了金、厦诸将联合拒命的意思。 性格刚毅、崇尚礼教的郑成功阅信后，心中愤闷已极。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直到五月初八日(农历)，完全绝望，气噎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台湾外志》作者江日升自称，编纂此书，仍据其父对郑氏“始末靡不周之，口传耳授，不敢一字影捏”。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也采此说，曰： “世子经聘尚书唐显悦之女孙为妻，不相能，通于四弟之乳母陈氏，生男，诡报侍妾所生。成功赍经母董氏暨生子者金锭花红，颁赏台湾诸将士。显悦发其奸，成功大怒，令黄毓持令箭谕兄泰监斩经、陈氏与其所生孙并董氏，以教儿不谨也。 洪旭等接令大惊曰:‘主母、小主，其可杀乎?’乃议杀陈氏及所生男复命。部将蔡鸣雷构之曰:‘藩主誓必尽诛，否且及监斩诸公，已密谕南澳周全斌以兵来矣。’旭等益骇。既闻成功有疾，谓此乱命也，谋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诸将，臣也，不可以拒君。泰于藩主为兄，拒之可也。’调兵守大担，诱全斌执之。 成功知金、厦拒命，大恚，疾遂革，犹日强起，登将台望澎湖诸岛。时康熙元年也，仍称永历十六年。 五月庚辰，登将台，罢冠带，请太祖祖训出;坐胡床，进酒，读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两手掩面而逝。自隆武丙戌起兵，凡十有七年，年三十有九。 长子经立。” 身后 初葬台南州仔尾 郑成功逝后，葬台湾省台南市州仔尾。 移葬南安石井 郑成功死后，子郑经嗣位，继志抗清。至郑经子郑克塽主政，于康熙廿二年（永历卅七年，1683年），方被清将施琅引兵攻破侵入；八月十八日郑克塽降。（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郑克塽、施琅》） 郑克塽《郑氏附葬祖父墓志》载，清·康熙卅八年（1699年），帝赐郑成功迁葬归故里石井郑氏祖坟。郑克塽随即接送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尸骨回福建南安县水头镇康店村覆船山安葬。在迁葬过程中，康熙皇帝赐御笔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五月廿二日卯时，郑成功骨骸入土归葬石井附近复船山郑氏祖坟乐齐公墓内，且举行了隆重迁葬仪式，御林军于周围护灵，故今郑陵周围山地仍被称作“御踏青”。该墓葬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古墓·郑成功墓》）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孙克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诏曰：‘郑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置守冢，建祠祀之。” 1929年，郑陵被盗，即时抢救出石质墓志铭两块，一为郑经1674年回乡修祖坟时所立的《橄榄山墓志》。另一是迁葬时郑克塽之《郑氏归墓祖文墓志》。郑成功灵柩用棺廓两层，里面一层油漆朱红鲜泽，棺内布满水银，骨骼完好，取出将盔1项，龙袍1件，腰围玉带镶玉17块，靴鞋各1双，还有头发等珍贵一级文物，由南安石井郑成功纪念馆收藏。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福建将军文煜、总督李鹤年、巡抚王凱泰、南洋大臣沈葆祯等合疏题奏，请在台湾建郑成功祠；光绪元年（1875年）台湾始有延平郡王祠，至今祭祀不绝。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孙克塽》：“同治十三年，南洋大臣沈葆桢巡台湾。奏请追谥郑成功，并在台郡敕建专祠。报可，予谥‘忠节’。”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光绪初，德宗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为成功立祠台湾。” 金门衣冠坟 郑成功曾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根据地，整顿军务，训练水师，东渡收复台湾，300多艘战船就是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的。因此，郑成功逝世后，后人在金门岛建立郑成功的衣冠坟，供后人缅怀祭奠。 河南固始“郑成功墓” 廿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在河南固始汪棚乡邓庙村“莽牛地”处挖出了“郑成功墓”。 1970年正月初一，固始县要求各乡镇平整坟地，扩大增种面积。邓庙大队就选了这个古墓。开挖中发现，最外层是1层用石灰、糯米和瓷粉混合在一起建造的石灰壳，20多厘米厚，非常坚硬。 外层用炸药炸开后，第2层是青石板。四四方方的石板镶在坟墓上，中间的缝隙连接得很细致，每块石板都有10多厘米厚。第3层是用1米多长、15厘米宽、15厘米厚的木板铺就的木板层，再下去才见到棺材。棺材由红木做成，棺材两边各有一对与棺材差不多齐高的木制龙虎牌。 棺中的尸体用白绫裹着。尸体面目还可辨清，戴着金属头盔，穿着黄色丝绸衣袍，胸口有一块白色圆形的护心镜。在护心镜的位置，还有一块四方形的布写着“土部丰府郑成功”字样。见了空气，本来完整的尸体的面目立刻就变了形，衣服也开始成碎片掉落下来。尸体已经从头部、腰部被分成三段，手腕的地方则用白布做成的手套连在一起，以保证尸体的完整。尸体的下面铺着一床丝棉褥子，还压着许多带有血迹的棉被、衣服。棺底的木板上，则呈北斗状雕刻着7颗星。 当时参与掘墓的人没人知道郑成功是谁，就草草将尸骨重新安葬了。据称，当时还出土了一块刻有“郑成功之墓”的青石碑，但已经不知去向。那块护心镜则被村里人拿到附近的地方换了粉条。 据说，过去这个坟墓很气派，占地60多平方米，六七尺高。坟墓还有神道，石人、石马等则分立两旁。代代相传的说法，这是老郑家的祖坟，埋葬的是个反朝人物。每年，郑氏后人都得来上坟。 现在的“郑成功墓”是个普通的土堆，有一人多高，除了坟前3个墓碑上刻着“郑成功”的字样外，与其他乡间土坟并无特殊之处。3个墓碑有一个是固始县人民政府2004年立的，书面直接认定了它是郑成功的坟墓；另外两个墓碑，则是2004年清明时郑氏后人立上的。 固始研究学者认为，施琅攻占台湾后，郑成功的灵柩曾被作为战利品俘献北京。后郑克塽为能使郑成功安眠地下，一面偷运到祖籍河南固始安葬，一面派其弟郑克举到郑成功出生地———福建南安石井乡建了衣冠冢，并对外声称，郑成功已归葬在南安。但因为当时出土的文物至今已难找到，这段历史只是从参与挖掘的老人口中讲出，因此无法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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