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回顾中国五十年走过的道路，在人们记忆深处，有一份非正常死亡者的　　　名单。据来自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这是记载着至少三千二百万无辜者姓名的　　　长长的一份死亡名单。记者就这个题目，采访了对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事件　　　作过艰辛调查、专门研究的几位专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现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阮铭先生认为，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生前对老百姓戕害最深的时期。

   阮　铭：毛泽东生平对老百姓戕害最大的，一个是三年大饥荒，再一个就是文化大　　　　革命，这在历史上是不可以原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牺牲了许多共产党的　　　　干部，实际上牺牲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别是六八年的武斗，牺牲了多少　　　　老百姓！大饥荒主要是饿死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间最根本的祸　　　　事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现在，有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中共也没有公布　　　　，目前估计有两三千万人，当然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记　者：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一书披露：“大跃进时期，　　　　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担任　　　　教授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丁抒博士　　　　对于这一问题有专门的研究。丁教授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　“死亡不要再统计下去了”

   丁　抒：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　　　　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　　　　记胡开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本地区饿死人的情况，下属向他　　　　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　　　　，结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扬，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　　　　吃空额。而张家口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　　　　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　　　　　　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曾这样说：“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　　　　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　　　　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由此可　　　　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是很难准确计算的。

   记　者：丁抒教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的情况？丁　抒：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　　　　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　　　　个县一九六一年的人口统计，共减少了四十多万人。”　　　　　　一九九零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　　　　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　　　　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　　　　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　　　　，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　　　　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了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一九六零年人口非正常死　　　　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　　　　中学读书，一九九五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一九六零年上初中时，是在　　　　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　　　　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子，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　　　　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　　　　上中学的，都有定量的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　　　　都饿死了。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　　　　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一九八六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　　　　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　　　　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　　　　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　　　　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　　　　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　　　　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接近了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　　　　九个。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　　　　工作组到了信阳，调查了五个月以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　　　　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　　　　，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得　　　　到了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　　　　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　　　　人。遵义县仅仅在一九六零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　　　　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　　　　晚了一步。结果，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　　　　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　　　　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　　　　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　　　　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　　　　省计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