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核心價值與中國制度創新
陳和順
《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在個多月前發表後，引起社會持續討論，也面對不少批評。其中某些人指摘《宣言》為聲討特區政府，抗拒回歸，眷戀殖民地時代，祟尚西方價值，否定國家認同。這是一個嚴厲的批評，需要認真回應。
的確，《宣言》的重點在於表達對過去一年香港的管治素質與營商環境繼續被削弱，社會的制度理性與凝聚力被進一步破壞的憂慮。《宣言》首要關心的是香港本地的問題。但是，如果由於這樣而被批評為香港本位主義，甚至不愛國，那是不公平的。《宣言》的確認為，失去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也就失去了「香港」。
但是，《宣言》的視野不囿於香港，因為它同時明確指出，「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也體現港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使命。」當然，近三百位聯署人對這一句話的理解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為了回應《宣言》否定國家認同的批評，我願意在這裏進一步闡釋個人對於「港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使命」的理解。
港人的文化使命
經過二十年的開放改革，中國經濟已經成功翻兩翻。未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挑戰在於制度創新。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可謂翻天覆地的改變，因為舊的制度需要取消，例如農村公社。不過，更為艱巨的挑戰在於建立新的制度，例如銀行制度和稅收制度等等。現代管治所需要的政策工具，其實都來自不同的制度，例如貨幣政策來自中央銀行制度，財政政策來自稅收制度等等。制度創新一方面需要科學的設計，但是另一方面，也更為根本的，是文化的轉換，因為建立一套制度，短期而言是靠獎勵與懲罰去塑造人的行為模式，但是長遠而言，則必須要透過確立一套新的文化價值，才有成功的可能。缺失法治精神，就難以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同樣，沒有文化的轉換，特別是核心價值的確立，就難以支撐制度的建設。
最近在國內引起很大迴響的審計風暴，正正說明國家在制度建設方面所面對的困難。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提出「審計就是國家的『看門狗』」的名句，就更是擲地有聲，因為這句話明顯是透過誇張的方式去突出國家官員是公僕的觀念，間接是在挑戰大陸社會的官本位文化。的確，中國今天仍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官本位的社會。到了今天，中國政府的官方論述仍然是多談政治路線，少談管治機制；多談核心領導，少談核心價值。總之，中國政府是多談領導，少談制度。能夠認識到制度建設的長遠重要性的，恐怕只是少部分人而矣！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有人說，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意義，是在於為國家的制度創新和建設尋找一個較合適的政治環境，是不無道理的。香港作為中國現代化試驗場，制度創新和建設的試驗場，在政治上可以減少政治上的震盪，也可以減少文化上的排斥。
香港回歸的意義
香港回歸七年，有誰會說「一國兩制」成功了？當然，現在就說失敗，也屬言之尚早。不過，在我看來，中央與特區的矛盾不在於權力衝突，也不在於利益矛盾。
港人在感謝中央經濟送大禮之餘，也渴望在政治上尋求溝通，主流意見不願見到中央與特區關係緊張，抗共根本沒有市場。港人對於回歸的失望，關鍵不在於政治上失去高度自治，也不在於經濟短期內不再繁榮，而是在於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方向愈來愈模糊，甚至出現香港的制度理性被進一步破壞，以至有人指摘社會出現搞封建，搞殖民，搞特權的現象。這就牽涉到香港回歸的意義，「一國兩制」的實踐。
為什麼會出現香港的制度理性被破壞的現象？原因是今天特區的管治過於政治掛帥，為了鞏固權力的需要而處處扭曲制度。香港回歸的意義，難道就只是在政治上確保特區不會為中央找麻煩嗎？難道重點工作就是嚴防井水侵犯河水，要香港繼續做經濟城市嗎？有人懷疑港人是否愛國？但是，就算港人愛國，關心國家的發展，他們有愛國的空間嗎？
和平崛起與文化自信
最近，為了回應國際間「中國威脅論」的質疑，中國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觀點。中國要和平崛起，第一個挑戰就是處理好香港這個一直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城市的回歸，以泱泱風度和恢宏視野去回應港人的訴求。一味抱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思維，一左二窄，還有資格談和平崛起？還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去立足於世界舞台？
香港在回歸之後最值得珍惜的是制度優勢。為國家未來的制度創新和建設作出貢獻，也應是港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使命。
正如上星期張炳良在本欄所言，「因時際遇，香港成為西方文明植入中國人社會的歷史產物，扮演中國走進現代全球文明的重要中介角色，失去了『香港』的作用，只會是國家的損失。」
刊載於《信報》 2004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