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弗·亚·克留奇科夫
1924年生于伏尔加格勒，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和苏联外交部高级外交学校。大将军衔。1978－1988年间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1988－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90－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会议成员。曾任国防会议成员。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珍宝岛事件
中国问题在苏联外交活动中始终不变地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安德罗波夫在自己的视野中从未放过这个问题，并做了大量工作。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仅是邻邦，而且是在各个方面都很伟大的强国。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赫鲁晓夫未慎重对待中国这个邻邦，使苏联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赫鲁晓夫一人身上，也不能只怪罪于他的看法和错误。影响苏中关系的还有一些客观因素：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比如对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的看法各不相同，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存在重大分歧。
中国领导集团往往对苏美关系非常敏感。我们在对美关系上的急转弯，当然在北京引起了消极反应，使其对苏方意向的真诚性产生了怀疑，同时也触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但是，很遗憾，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起主导作用的主观因素估计不足。世界各国的社会国家制度的不完善必定制约个人的、特别是国家元首的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如果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达到了激化高潮，并难以抑制地、完全彻底地向局势的尖锐化发展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走上领导岗位，就是这一趋势的结束，并给苏联对华政策掺入新的因素。我方已开始着手真诚地、目的明确地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尝试。我们表现出了毅力和耐心，但很难及时抑制赫鲁晓夫时期就已开始的危险的冲突态势。
我由此想起1969年3月2—15日发生在珍宝岛地区的悲剧性冲突。珍宝岛军事事件是在一块不太大的地段上突然爆发的，就这一特征来说，它的局限性很大，但它的意义不能用地理概念来确定，只能用中国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解决领土问题的原则和态度，用中方的一种意图来确定。这种意图是：无论如何也得让世人看到，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尊严的独立强国，它只根据自己的观点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珍宝岛事件对于苏方是出乎意外的。在一些边防军人牺牲之后，如果苏联领导没有休克，那么也已濒临休克状态。于是开始痛苦地寻求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因为这一局部冲突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它随时都能诱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制定了如下对策：第一，用纯边境问题的框子局限它，达到限制冲突的目的；第二，尽力只用边防军力量调解所发生的冲突，无论如何也不允许正规部队参与军事行动。我记得，安德罗波夫始终坚持应同中国谈判，并号召苏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自制力。同时，他还果断地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他请求多给他点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当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它的拥护者们提出，利用中方提供的口实，展开全面进攻，并为此而动用大兵团作战。不过，勃列日涅夫恰恰支持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他们两人，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安德罗波夫，心里都很明白：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向我们预示的那种胜利，同样也是暂时的，那么，以后就不得不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医治由此而造成的创伤。
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珍宝岛事件过了若干年以后，苏中关系开始逐渐正常化。
韦特罗夫事件
1983年3月，国际社会中发生了一件时常发生的大丑闻。法国利用当时的背叛事件，宣布驱逐47名苏联工作人员出境，并剥夺了他们今后进入法国的权利，其中大部分人员从来未与情报侦察有过任何关系。法国人这次表现出了相当肤浅的复仇心理。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法国人如此之大的忿恨呢？其理由就是我们揭露了法国特工机关收买第一总局工作人员韦特罗夫的丑闻。
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即使离它非常遥远，也能闻到一股粗野的刑事犯罪的味道。顺便说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卷入了这场刑事犯罪。
这一案例的简要情况是这样的。1982年，韦特罗夫建议自己的女朋友（她也是该局工作人员）去莫斯科郊区散会儿步。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这是缘何而起呢？原来，韦特罗夫过去曾承诺与妻子离婚，并使他与新恋人的关系取得合法地位。但他却食言了。这本来纯属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不愉快，但经此之后，韦特罗夫就与情人分道扬镳了，这却给他带来了另外一种更加危险的威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情人已经猜到了他的“第二种生活”。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在相当偏僻的地方单独相对时，韦特罗夫用玻璃瓶猛击其情人的头部，妄图杀人灭口。
万幸的是，旁边有一位偶然路过的行人，他试图干涉这对男女的冲突。韦特罗夫一发现这个苗头，就捅了他一刀，结果，女人受了重伤，而那位偶然的目击者却被杀死了。
过了一会儿，杀人凶手决定检查一下，看一看他不久前的情人是否还活着，就返回到犯罪现场。就在那里，他被辨认出来，并当即被捕。
韦特罗夫的罪行证据确凿，法庭判决剥夺他10年自由。在法庭上，除了企图杀死情人未遂和杀人罪外，未发现其他任何情况，尽管我们有根据认为，犯人道德堕落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宣判时对他的指控。
但是，韦特罗夫在审讯过程中过于情愿地供认自己的罪行，并详细描写了所犯罪行的细节，这一事实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助长了一种怀疑：即这是不是企图掩盖另外的更加严重的罪行。但当时这只是一种假设，没有找到证据。虽然我们对这种有关一系列原因的说法曾积极进行过研究，但未得到韦特罗夫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于是，韦特罗夫在监狱中仍继续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罪证越积越多，韦特罗夫也很快犯了一个不可挽救的错误，使我们侦察到了必不可少的证据：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亲笔信，要她把自己最近发生的一切转告给自己的法国朋友。他非常担心，千万别因为法国人寻找其意外失踪的间谍而将他“曝光”。
信被我们截获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其他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只是技术问题了。韦特罗夫被紧急押解到莫斯科，他在无可辩驳的罪证压力下，详细供认了自己的间谍活动。
如果用职业语言来表述的话，他是一个主动者，即当时他是自己提议为法国特工机关服务的。1984年底，韦特罗夫因背叛祖国罪被判处重刑。
我们在侦讯过程中得以弄清，法国人与韦特罗夫在莫斯科的勾搭是多么明目张胆！他们在11个月的时间里与他私下见面12次！而且，这些接触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时刻，甚至是在人非常多的地方——莫斯科的一个市场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什么检查，也未制定通报体系，而资料转交也是通过最原始的方法——手递手的方式。
我除了感到惊异之外，还想知道，我们的反间谍侦察部门是如何监控这一切的！顺便说一下，应充分利用这次获得的教训对莫斯科室外侦察的效率作出相应的结论，要知道，连法国人（甚至不光是他们）都迅速体会到了这一点。
韦特罗夫担心法国人与他失去联系以后，可能会采取拆穿他的措施的想法是正确的。他那些不久前的保护人，并不太关心他的命运，正急急忙忙地利用从他那里获得的情报，以打击我们在巴黎的实力，并开始从法国大批驱逐苏联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个典型的背叛事件，从轻点儿说，决不会给其中任何一个人物脸上增添光彩！
苏联最高政治领导集团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后还是决定不采取任何反击对策，仍只限于措词严厉的声明而已。对此，就连法国方面也感到非常惊奇。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在那之前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采取这类决定的动机。可能他认为如果采取反击措施，会被别人猜疑他的态度不公正，因为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任主席，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解释。况且苏联外交部和葛罗米柯本人也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坚持采取反击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带有局限性。
当巴黎最终确信苏联放弃反击措施以后，采取这一决定的原因却使法国人不知所措。看得出来，他们正等待我们施展某种谋略，甚至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得对苏方这种奇怪态度的解释。当一切都稍微平静下来之时，一连串驱逐并同时伴随着限制苏联驻国外机构人数和权利的浪潮涌遍了全世界。
这一切就是付给我们的高尚情操和忍耐精神的“股息”！
出兵阿富汗内幕
参与调停阿富汗冲突是我国最后一次体现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两大世界体系对抗形势下不得不奉行的对外政策。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输，关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虽然我们付出了不少代价，但在撤军之时我们已完成在阿富汗面临的主要任务。不仅在阿富汗是这样，从德国撤军亦是如此，而当时很多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50年之后，我们却不发一枪一炮地输掉了这场战争……
1978年4月27日，总统达乌德和他的家人及一些亲信在皇宫内被抓获，并当场被打死。政权落到了革命指挥部手中，阿富汗被宣布为民主共和国。
政变进展神速，全过程只有两天，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60岁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被选为总统，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总理是哈菲祖拉·阿明——一个追逐个人名利的人，他残酷无情，喜欢冒险，为了达到个人的狂妄野心而不择手段。
应当指出，1978年阿富汗4月革命的进行不但没有得到苏联的倡导和支持，反而违背了苏联的愿望。阿富汗革命者让我们面对一个既成事实，他们对此感到由衷的自豪，瞧瞧！我们是多么的勇敢，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自主！整个1978年和1979年他们都在向全世界大肆宣扬阿富汗革命的胜利，并且沉浸在社会主义会在阿富汗大地上很快大获全胜的幻想之中。
阿富汗的4月革命立刻就使莫斯科面对许多难题：阿富汗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的新领导层在近期和将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新的条件下，怎样建立苏阿关系？依靠谁来建立？
1978年7月，我作为第一总局局长率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喀布尔。
我们在阿富汗首都停留了4天，这期间，我们与阿富汗国家领导人和特工机关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我们互不了解，所以在这些会谈中彼此戒备，都不想亮出底牌。我们不了解新政权的计划和意图，而阿富汗人，总的看来，则不清楚我们如何看待达乌德政权的覆灭，苏联一直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访问期间，我也会见了阿明。
我提醒阿明，说实行镇压政策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会使新政权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革命注定会走向失败，镇压只能使政府脱离群众，失去它最后的依靠。
在分析完与阿明谈话的材料后，我们一致认为，阿明这个人已直接威胁到阿富汗革命的命运。遗憾的是，在莫斯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些评价，然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阿明的第一步便是把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巴尔恰姆”分子挤出领导层，他用消灭政治对手的方式来巩固塔拉基政权，不论对手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
残酷的镇压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在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肆迫害军人特别是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部落的代表和宗教界人士。
一次，政府邀请了大约500名部落领导人到喀布尔，说是去谈判，但这些人都被残酷地杀害了。
令人关注的是，镇压范围不断地扩大，阿明甚至连塔拉基周围的“哈里克”分子都不放过。
1979年10月，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塔拉基被免去总统职位，然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在这之前，当塔拉基从哈瓦那参加不结盟运动会议返回时，在莫斯科曾做短暂的停留，勃列日涅夫根据苏联情报侦察机关得来的材料，亲自提醒他注意面临的危险。塔拉基对此表示感谢，并说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他不顾劝告，仍决定飞回喀布尔。这时，离他被害仅有两个星期。
除掉塔拉基的行动，是根据阿明的命令，由总统近卫军长官亚库布将军实施的。起先，将军控制了总统官邸，随后又软禁了塔拉基，对外界宣称总统生病了。过了几天，事先由亚库布选定的4个近卫军军官闯进关押总统的房间，他们把床垫扔在地上，把塔拉基绑着放在上面，然后压上枕头，把他活活闷死。
后来，其中一个凶手回忆说，在死之前塔拉基“最少受了15分钟的折磨”……
塔拉基被害后，阿明一人独揽阿富汗。恐怖逐步升级，进步力量转入地下，许多反对派人士流亡国外。
阿富汗已由一个与苏联保持传统友好的国家变成一个使地区形势紧张并动荡不安的策源地。阿明很清楚，苏联不把他当朋友，也不会和他有什么来往，因此，就毫不迟疑地拆掉了所有的“桥”，开始迫害在阿富汗带有亲苏思想的人士，由他发动的血腥镇压的狂潮席卷全国。
同时，在阿富汗不满情绪滋生，反对阿明法西斯统治的反对派力量逐渐壮大，阿富汗各界人士开始请求苏联领导人给予支援。
反对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这时侨居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准备组织反对阿明的斗争，苏联领导层一直与他保持着接触，1979年12月，我们作出一项政治决定：帮助阿富汗进步力量与恐怖和专制作斗争，促使阿富汗国内局势正常化。
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可能是苏联在二战后作出的最困难、最矛盾的决定之一，问题提出得太突然，而阿富汗局势的迅猛发展又不允许我们用更多时间去深思熟虑。
在1978年4月之前，也就是在4月革命之前，好像没有人认为苏阿关系会出现波折。但是，在这个与我们有着很长陆地边界的邻国，政权突然落到了左派激进分子手中，他们在屈指可数的几天内不仅改变了阿富汗局势，而且使整个地区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们的南部边界上，一个对苏联传统友好的国家已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危险且敌视我们的邻国。
苏联应作出什么反应呢？
很难详细描绘苏联高层领导讨论阿富汗问题的过程，具体说出他们怎样作出军事干涉的决定，这些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秘密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费·安德罗波夫当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定期给委员会领导成员通报情况，所以，我对作出的决定一清二楚。我确信，讨论绝对是围绕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的，领导们认为，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与阿富汗及其人民的自身利益是一致的。
在作出给予阿富汗人民军事援助以推翻阿明的反人民政权的决定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们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
对于阿富汗及其周围地区发生的事件，莫斯科决不能漠不关心。两国有着25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阿富汗几乎有一半人口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他们和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属于同源民族；在边境的河流上拥有共同的水资源；还有双方互利的相当广泛的经贸联系。
苏阿共同边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可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纽带，或者与此相反，成为争执与纠纷的界线。对阿富汗，特别是对它的北部地区，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很感兴趣，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和地位。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总局收集到许多令人担忧的情报，说美国将利用阿富汗靠近苏联南部的边界地区，这是他们一项长期的军事计划。说到这，便让人回想起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那场残酷斗争，事实上，我们当时正处于“冷战”最激烈之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们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
1979年12月27日夜，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种部队和一些阿富汗人一起攻占了阿明及其亲信盘踞的行宫。占领行宫以及其周围地区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在激战中，阿明被打死，而我们原计划是将他俘虏（尽管在行动之前，阿富汗反对派就以阿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判处他死刑）。
攻占阿明行宫的行动经过周密的准备，在实施过程中显示了高超的专业水平，虽然在其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行宫位于喀布尔郊区的一个丘陵上，靠近它非常困难。周围的地形已被摸得一清二楚，往上只有一条曲折的小道，且又陡又窄，只能单向行进，这就要求突击队员们要有过人的智慧和机敏的反应。行宫本身也带来不少难题：房间、大厅和厢房错综复杂，长长的台阶、走廊和过道上到处是装备精良的卫兵。
我们已做好应付一切不测事件的准备，在阿明的身边安插了我们的间谍，所以突击队员未盲目行动。除此之外，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对方实施有组织反抗的可能性，因为在进攻前，阿明和他的亲信就被麻醉了，麻醉剂是被我们隐藏在阿明卫队里的一个特工悄悄放在晚饭里的。
攻占阿明行宫大概是在喀布尔惟一的一次需要主动出击的战斗行动，在战斗中，我们牺牲了8人，这是在阿富汗的第一次损失。
第二天，即1979年12月28日，当阿富汗人从梦中醒来时，已隶属另一个政权了。
阿富汗后来的事件没有按照它最初所显示的情节去发展，其原因很多，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
在1979年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时，谁也没有料到，军队在阿富汗一呆就是整整十年。与我们的愿望相左，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时不时地卷入一起起冲突，由此带来许多不良后果。最初，我们只是想帮助阿富汗人，但事实上，我们却负起了全部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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