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同 墨 竹 图

                                      钱 浚

元代画竹名家李衎(字息斋)在《息斋竹谱》中记道,他早年常听说苏轼、黄庭坚等人十他推崇文同画竹,很想一睹风采。最初在钱塘看到十余幅,总觉得并不起眼,暗暗思量苏黄等人的赞誉,大概缘于他们之间的交谊而已。不久他在朋友处终于见到了文同墨竹真迹,不禁概然,深憾自己闻见寡陋。惊叹文同墨竹“不异杲日升空”,在他看来没有比文同更能使他折服的了。
    借物抒情是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文人心目中,梅花孤高、幽兰洁操、秋菊凌霜,不同的花卉均代表着特定的含意,这是长期以来画家和观者所相互默契的。以竹入画有称始于唐。竹的寓意是丰富的,北宋《宣和凾谱》认为“花之于牡丹、芍药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必见之幽闲”。同是宋代,李昉在他的《文苑英华》中称竹有“刚、柔、忠、义”四德,并解释道:“劲本坚节不受霜雪,刚也;绿叶凄凄翠阴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耸,必相依以擢秀,义也。”他对竹的看法是不同的是人格化了的竹。苏轼更在《墨君堂纪》中赞扬竹子“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瘦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俱”,没有什么比竹子更能象征文人的气节了。李衍更给竹增加了伦理色彩,他认为“竹之为物……散生者有长幼之序,丛生者有父子之亲”。在他们看来,竹既可以言志,更可以寄情的,说是画竹实即画人。

   
画墨竹始于文同。文同(10181079),字与可,世称石室先生,四川梓潼人,北宋皇佑年间进士,元丰初年任湖州太守,故亦号文湖州。至于画竹,他曾对好友苏轼有过表露,说:“吾乃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可见画竹是他渲泄情感,遣发胸怀的手段。苏轼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也擅画竹。由于文同、苏轼等的倡导,宋元间画墨竹之风大盛,名家辈出。如元代赵孟俯、李衍、柯九思、吴镇、倪瓒,明初王绂、夏昶等等均以文同为宗师,后人则以“湖州竹派”称之。竹也就与文人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幅墨竹纵1316厘米,横1054厘米,双拼绢本,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全图呈“∽”形构图,吴镇在《墨竹谱》中将这种构图称之谓“俯而仰”。此图竹竿曲屈而劲挺,似竹生于悬崖而挣扎向上的动态。《宣和画谱》认为“竹本以直为上,修篁高劲,架雪凌霜,始有取也”,此种弯曲的竹子自然是不可取的。而据记载文同却偏爱画纡竹,或许正因为变形而又顽强向上的竹子,更能引起他的思想共鸣。此图竹竿用笔自然圆浑,墨色偏淡,节与节之间虽断离而有连属意。画小枝行笔疾速,柔和而婉顺,枝与枝间横斜曲直顾盼有情。此图之竹叶更是笔笔有生意,逆顺往来,挥洒自如,或聚或散,疏密有致。在墨色的处理上更富有创造性,以浓墨写竹叶的正面,以淡墨表现竹叶的背面,使全图更觉墨彩缤纷和有丰富的层次。综观全图,竿、节、枝、叶,笔笔相应,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文同非凡的笔墨功力和对竹的深刻的理解。
   
画竹必须先爱竹,爱竹必先由观竹而起,观竹则必须亲自养竹,文同即是这样的。据说他在洋州时曾在居处遍植竹林,经常以竹为伍,细心观察竹的不同形态,观察竹在晴晦雨雪等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变化,做到“胸有成竹”。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也认为“有成竹于胸中,则笔墨与物俱化”,只有通过观竹、爱竹,对竹的充分理解,执笔时才能不期而然地将胸中之竹纳入毫端,这正是文同墨竹出神入化的原因。
   
广东省博物馆亦收藏有文同墨竹一轴,章法笔法与本幅基本相同,但幅面稍大,左下方并有“与可戏墨”四字款。或认为古人作画同一构图连画数幅也是常事。

原刊于上海文化出版社《国宝大观》(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