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邓小平

张肇俊

    李先念与邓小平留守大别山时，邓小平曾幽默地说：“你们保住了先念同志的屁股。”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4个纵队，一举突破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胜利地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为投入战略进攻，恢复中原河山，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率第十二纵队8300余人，于8月5日从山西晋城出发，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中原，沿途作战，先后解放河南的通许、扶沟两县城。在淮阳汲冢地区见过陈毅军长后，率部继续前进，11月2日抵达光山县文殊寺，与刘邓野战军主力胜利会师。刘邓首长看望了经过中原突围的指战员们，并在营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没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同时对第十二纵队下达了进军江汉、重建江汉根据地，在外线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12月6日，李先念与张才千率领的中原独立旅，在湖北黄安华家河胜利会师，奉命组建新的江汉军区。

    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提出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部署。以第十、第十二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并以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中原局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担负外线作战任务；以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邓小平与李先念、李达留在大别山，刘伯承同张际春带部队到淮西。

    分手那天，邓小平、李先念等冒着风雪给刘伯承送行。

    刘伯承对陪送的李先念说：“请你协助邓政委指挥好部队。”此后的70多个日日夜夜，李先念与邓小平工作、生活在一起。

    12月31日，1947年最后的一天。大雪后的大别山，白雪皑皑，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

    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张延秋、县长王相卿、县委副书记张健三接到漆店区委书记江川的紧急通知：迅速赶到楼房村。

    邓小平、李先念、段君毅等正围着一堆燃烧的木柴烤火。张延秋等进来后，首长们也请他们坐在火边，说：“赶了这么远的路，更冷，先暖暖。”

    邓小平拍拍手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谈谈。先听你们讲，到大别山后给群众做了哪些好事，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说。”

    李先念一边用树枝拨着冒青烟的火堆，一边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随便谈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研究。”

    张延秋汇报了进大别山四个月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扩大县区武装等工作。特别提到在分田、分浮财、打土豪的土改过程中出现了过“左”现象，现在已经遵照中原局和首长们的指示予以纠偏。

    “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怎么样？”邓小平问。

    “干部情绪很高，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很有信心。除工作外，还帮助群众搞生产，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群众很拥护我们，说我们就像当年的红军。”

    小平同志点头表示满意。

    接着，李先念说：“你们在大别山建立政权，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是老苏区，多次拉锯，情况比较复杂。有许多老同志和革命家属，要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有少数不坚定的人，为敌人利用了，要注意，不要上当。”

    “我们吸收了不少地方干部，其中大部分是红军家属，有的已当了我们的区干部了。”张延秋回答。

    “老苏区群众觉悟高。看来，你们已在群众中扎下根了。”邓小平说。

    “苏区群众对革命战士有感情，地熟人熟，只要选拔得当，是一支骨干力量。”李先念补充道。
火越烧越旺。李先念把双手拢在火堆上方，来回翻巴掌，然后说：“你们干得很好、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坚持住了。蒋介石、白崇禧拿我们没有办法；邓政委，这下我可有本钱对房东大娘说硬话了。”

    “李副司令员，房东大娘怎么啦？”张延秋等着急地问。

    邓小平笑道：“那天在宣化店，先念同志住在他的老房东家。那是新四军第五师突围前的一位群众骨干。房东大娘见到他，泪先流出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回进大别山，你们还走不走？’先念同志怎样回答？他说：‘大娘啊，这次我们再走，你就打我李先念的屁股！’瞧，你们多么了不起，你们保住了先念同志的屁股。”

    大家哄地笑了。

    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其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灭敌人1l万多人，收复了太湖、英山、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0余座城。与此同时，第十、第十二纵队乘敌主力被吸引于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迅速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横扫敌人保甲系统和土顽武装，占领广大乡村，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至12月底，共歼敌4000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天门、潜江等城，极大地威胁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使他们不得不急忙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邓小平遭批判时，李先念曾说：如果小平错了，那我也错了！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李先念等协助下，对全国各项工作进行整顿，使中国大地出现了复苏的曙光。这实际上也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有力纠正。

    邓小平的治理整顿，遭到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他们不允许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挑战。于是自1975年底起，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一场错误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在中国大地刮起，刚主持工作不到二年的邓小平再次遭批判，中国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了波折。

    李先念一直希望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所谓“二月逆流”、批极左思潮，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进行各行各业的整顿，他都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也可以说是邓小平信任的人物，是当时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自然也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在毛泽东重病缠身，周恩来病危，邓小平遭错误批判，“四人帮”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时，李先念身心俱瘁，导致突发心脏病，不得不请假休息。

    1976年1月8日，李先念一向敬重、休戚与共的老领导、老战友周恩来逝世。关于开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政治局讨论的意见送到毛泽东手上时，他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四人帮”的阴谋最终还是落空了，做梦都想当总理的张春桥没当成。毛泽东洞察秋毫，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提出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又怒又恨。1月28日，张春桥以受中央的委托之名找李先念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提议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同时也传达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决定。李先念明白了，叶剑英“靠边站”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党心、不得民心，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激起了对“四人帮”的极大憎恶和愤怒，终于在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爆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强大群众运动。李先念非常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不仅通过新闻报道和有关文件了解情况，还把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叫去，询问全国各地和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每天看子女和工作人员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诗稿。

    不久，李先念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复说明邓小平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他都是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邓小平错了，那他也错了。既然是这样，李先念自然也就“靠边站”了。从此李先念一面以养病为由，继续请假休息，不再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另一面，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华国锋向李先念提议，不要到外地休息，静观局势发展。对此，华国锋回忆说：

    “那时，我去找先念同志，对他说，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你是不是不离开北京，就在北京养病，有什么事也可以商量。当时我想我是从地方来的，对中央许多事情心中无底，老同志不离开北京休养，有些事随时和老同志商量好办些。本来先念同志是可以到外地休养的，听我讲了以后，他决定留下来，不去外地了。”

    李先念明白了华国锋的意图后，静观局势的发展，等待时机。为避免“四人帮”节外生枝，经过慎重考虑，他给叶剑英打电话交换意见，并商定“约法三章”：俩人都不去外地，就在北京休息；不相互探望；无特殊事，不相互打电话。

    两位老革命家留在北京，“镇之以静”，对于及时掌握形势的发展，抑制“四人帮”的猖狂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事情，也促使两位老革命下决心除掉“四人帮”。

    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从大局出发，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对江青等人不开杀戒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和政治局委员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刘伯承因病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出席会议。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

    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认为，粉碎“四人帮”9个多月来，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深入揭批“四人帮”，大得党心、军心、民心。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全会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对他们实行审查等措施。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现在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案件已送到检察院，预定在10月间提起公诉，依法审判。

    29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宣布，将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公开审判。准备提起公诉的10名主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开庭。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48条罪行。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对10名被告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

    关于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李先念赞成分开审判，但他不赞成枪毙江青等人。由于“四人帮”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很多人，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主张枪毙江青等人。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找有关同志谈话，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出发，教育大家，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正是由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从大局出发，教育同志、教育全党，所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

    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此后，各地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案犯也陆续分别进行了审判。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主动退位让贤

    1986年，邓小平82岁，陈云81岁，李先念77岁。岁月不饶人，三位老革命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如何尽快实现新老交替，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0月3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据邓小平后来讲：我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统统退。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说：“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李先念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李先念对陈云说：“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10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邓小平说：老的不退，新的就上不来，椅子就这么几把。新的上不来，我们党就会老化，都成了七老八十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危险的。到那时候，我们一退下来，年轻人一下子上不来，经验不够，锻炼不够，对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很大的不利。他还说，我们退下来，不仅有利于保持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真正地实行退休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19日，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表示下一届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他作了说明，并公布了他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俩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纪委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四老”不约而同地提出“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辞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邓颖超辞去政协主席职务，徐向前、聂荣臻辞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