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的动荡，促使刘豁轩决心请一位强有力的笔杆子来主持《益世报》的社论，他想到了此时身在上海的罗隆基。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１９２１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英美研习政治学和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先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并且主编《新月》杂志。刘豁轩酝酿延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之时，罗隆基正因针对“九一八事件”而发表《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学教授的处罚。接到《益世报》的邀请函后，罗隆基欣然离沪赴津，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一职。
刘豁轩给予罗隆基的待遇，今天看来也太优厚了。不仅开出高额月薪５００元，配发专门汽车一辆，而且还允许罗隆基在外兼课兼薪。罗隆基抵达天津就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后，又接受张伯苓校长的礼聘，在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政治学。坐着报馆供给的专用汽车，罗隆基穿梭在南开大学与《益世报》之间，左手执教鞭教书育人，右手握如椽大笔写快意文章。刘豁轩不仅在物质上极力满足罗隆基，对于这位“大才子”的一些“无礼”要求，也全都一一照办。譬如，罗隆基写社论选择题目时，从不与报社商议，本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刘豁轩照办；罗隆基写好的社论文章，偶有笔误错字可以校正，其他概不能更改，刘豁轩照办；罗隆基每次到报馆来，几乎很少与人接近，经常是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完就走，刘豁轩照办。刘豁轩对这位文笔出众的政论家的一再优容，体现着《益世报》求才若渴的急切心情。
罗隆基就任伊始撰写的第一篇社论就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在这篇题为《一国三公僵政局》的文章中，罗隆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国民党三位最高领袖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抨击三人的派系之争误国误民。紧接着，罗隆基又接连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可以战矣》和《再论对日方针》两篇文章，呼吁武力抗日。自此之后，《益世报》成为武力抗日一派的言论喉舌，诸如《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重要的社论相继刊出。也正是因为罗隆基能够言别人不敢言的道理，写别人写不出来的文章，《益世报》自聘请罗隆基担纲社论主笔以来，报纸销量大幅上升。当时天津报馆林立，有近７０余家的大小报纸，而《益世报》日销量可达４至５万份之间，罗隆基这个社论主笔请得值。
在报纸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益世报》也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罗隆基“出言不逊”，致使国民党对《益世报》和罗隆基怀恨在心。为此，天津国民党党部曾经多次出面要求《益世报》撤换社论主笔，刘豁轩顶住压力，以罗隆基聘约未满为由婉言拒绝。国民党当局眼见“文劝”不成，悍然决定以“暗杀”的方式武力除掉罗隆基。１９３３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乘报馆专供的汽车前往南开大学上课，行至海光寺路段时，对面驶来一辆敞篷大卡车，四名国民党特务对准罗隆基的汽车，连发十余枪。罗隆基眼见不好，立即卧倒在车座前空隙里，幸免于难。这次暗杀事件后不久，天津国民党党部采取先发制人之策，抢在《益世报》与罗隆基续约之前，“最后一次警告”《益世报》辞退罗隆基。刘豁轩为保证罗隆基的生命安全，也为《益世报》的日后生存考虑，不得不辞退了罗隆基。
罗隆基去职之后，《益世报》的社论主笔一职在很长一段时间空缺。刘豁轩又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任社论主笔，继续发表抗日言论。钱端升虽然行文风格与罗隆基相异，但文章的犀利程度丝毫不逊于罗隆基。不久，钱端升同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职走人。《益世报》的“屡教不改”终于惹怒蒋介石,被迫休刊三个月，后来经过多方通融才得以复刊重新出版。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紧张，宋哲元逐渐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区。由于宋本人主张抗日，因此《益世报》抓住这一时机，决定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罗隆基也通过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谅解，重新上任。再度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的罗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吁抗日，批判蒋介石政府。只是这时的蒋介石为应付动荡不安的政局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罗隆基和《益世报》的“放肆乱言”。罗隆基的这一次主笔生涯较为长久，一直延续到１９３７年８月天津沦陷、《益世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