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虚构的帷幕被揭开，我们看到：正是少数英国人的蓄意捣乱导致了道光皇帝与儿子咸丰的屈辱和死亡，皇权也因此落入了一个女人之手，这在最近一千多年来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捣乱的成功使得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某种古怪心态大受欢迎，这种心态怂恿了巴克斯等人歪曲事实、伪造档案，我们至今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中国却跌入了自1644年满清执政以来的最低谷。贪腐盛行，百弊丛生，道光皇帝的姑息纵容被视为软弱可欺，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弊端。在南方，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商人压根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大量走私廉价的印度鸦片。就像在树心中扎入一颗钉子，鸦片从此成为满清政府的一个符号，不管外国人是否会心血来潮地冒犯它，腐败的满汉官员参与鸦片买卖的事实，却是早已欲盖弥彰。每一回，总是洋人激怒中国人，而当中国人回击时，他们又向当地官员要求妥协。妥协不成，战舰就来了。这已经成了西方人最拿手的游戏。中国发现自己之所以面临战争，往往是因为那些凭空捏造的争端，以及被极度夸大（或者纯属想象）的事件。有不少洋人就是靠恫吓中国人而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们当中，就有《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当然还有巴克斯爵士。不过，要说最早将这套手艺耍得娴熟自如的，还得算是那些领事官们。他们利用航海时代的通讯不畅，在未经本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转向武装对抗。这一外交学派的首要倡导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1，他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之上的。19世纪的伦敦远离事发现场。巴麦尊和他的阁僚们在最糟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依赖（或者干脆就是利用）领事官们的直觉本能和快速果断。领事官当中，有很多人不过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临时来充当领事而已，他们并未受过外交惯例和权衡调停方面的训练。这些临时领事们心知肚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政府通常会认可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在面对冲突的策略中，突如其来的意外被视为不可错失的良机，而武力，则是成果的保证。至于国内公众，他们将会得到恰当的引导，从而相信这一切都是一个伟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武力恫吓之下的鸦片走私，加之临时领事们蓄意炮制的谎言，最终导致了1860年英法联军对华北的侵略。咸丰皇帝拖家带口逃到了关外的鞑靼荒原，华丽堂皇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就这样，鸦片政治最终将叶赫那拉推上了宝座。
为了控制鸦片上瘾，1729年，满清政府建立了专卖制度，对鸦片征收高得吓人的关税，使得这种毒品被限制在少数特权阶层中。英国商人看到：以极低价格倾销印度鸦片将在中国穷人中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就导致了烟瘾在中国的爆发性扩散，不断侵蚀家庭生活的基础，加剧了政府的衰弱。就连皇帝自家的太监，也成了瘾君子。到了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攀升到了360万镑。中国所有的茶叶加起来，也不足以抵偿这笔开支。中国的白银储备消耗殆尽，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没有哪个洋鬼子会正儿八经地相信满清政府有采取严厉措施的道德力量。因此，当道光皇帝决定禁止洋人的鸦片贸易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广州是当时唯一对西方商人开放的港口，而且只有在11月至次年5月的贸易季期间，才允许他们在此居留，他们的常设机构则设在葡属澳门。道光皇帝，身材高挑瘦削，光着脑袋，有一张神情忧郁、瘦骨嶙峋的脸，他的忍耐看来已经到了极限，不由得仰天浩叹：“呜呼，倘不能驱此恶魔，虽死矣，亦何颜见先帝及列祖列宗于地下！”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抵达广州。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大人下令：任何拒绝戒毒的瘾君子将切除其上唇的一部分，以防止他再用烟枪。一开始，林则徐便直接向维多利亚女王温和地提出了道义上的吁请。在给女王的信中，他写道：
广东自开海禁以来，通流贸易，凡在内地民人，与外国番船，相安于利乐者，百数十年于兹矣……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之人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此为人心所共愤，亦属天理所难容……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
但没有收到答复。
林则徐警告广州的外国商人：鸦片是非法商品，要求他们交出各自库存的鸦片，并保证日后不再从事这一非法贸易。
义律总监2受英政府委派督察广州及周边地区英国商人所有贸易方面的事，他试图偷偷地接应三大烟贩之一、宝顺洋行的头头颠地3出港，然而中国人在河道上设置了障碍以防止他们开溜。义律只得投降，交出了20,283箱英国自产的鸦片，但他却指控林则徐“蛮不讲理地扣押了广州的全部外国侨民。”
义律很快被允许前往澳门，并带上了所有尚未离开的英国人。接下来，他们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请求回击，要求对他们的鸦片损失进行赔偿，同时还提醒巴麦尊，他们的贸易是得到了英国政府许可的。
丹麦、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的船长们向林则徐签署了保证书，从而得以进入黄埔自由地从事其他商品贸易，而愤怒的义律总监却将保证书撕成了碎片。随后宣布：所有的英国商船将在澳门卸货。作为回应，林则徐也同样禁止了中国在澳门的一切贸易，这样一来，英国商船只能直接和中国走私贩子进行离岸交易。
紧张的形势因为一次酒后斗殴而进一步恶化，此次事件中，一名英国水手杀死了一位中国平民，还打伤了另外几个人。义律给了幸存的受害者一笔封口费，让他们声明这只是一次意外，随后又上演了一场装模作样的审判，宣告凶手无罪。凶手和他的同伙乘船回了国，从此逍遥法外。义律告诉中国人，说他实在找不出“此一不法行为之元凶”。很显然，义律是个“滑头哲学”的信奉者。
不幸的是，中国误解了英商个人和伦敦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会受到了来自国内商界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向这种挑衅自由事业的行为开战。而北京方面，也未免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它的破坏力，此种力量主要以现代化大炮为表现形式。
外交部则另有一个发动战争的动机：他们想以此强迫北京的朝廷和英国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官方交往，这是满清政府一直拒绝的。
英国军舰很快封锁了广州湾。在林则徐提出抗议的时候，“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两艘英国军舰就开了火，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伦敦，威廉·格莱斯顿4在国会谴责了这次攻击：“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义的战争，也更是一次使帝国永远蒙羞的战争，空前绝后，闻所未闻。英国国旗被升起来，为的是去保护不光彩的贸易……面对这样的战争场景，我们应该惊恐地退避三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