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民主 | 人民大众的呼声

2008.06.22

宗教自由的来源

 

(本文系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物《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的章节之一)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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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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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是美国人民最珍惜的自由之一;这一点在一些视美国为世俗社会的人看来也许不合逻辑。但是,"世俗社会"一词有误导性,它给人的印象是指一个没有宗教和宗教理想、日常行为完全受世俗价值观支配的社会。然而,美国的日常生活里不无宗教;而且实际上,《宪法》创立了一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和宗教团体都可以享受充分的信教自由,不仅不受政府的约束,也不受其他教派的压力。宗教多元和宗教自由的相互结合是复杂的,通往这个理想境界的道路不曾一帆风顺,在今天也不乏争论。但是,民主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件成品,各种形式的自由都在不断发展。

宗教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曾经出现过一些对略不同于国教的教派予以宽容的社会,但这类宽容完全随多数派或统治者的意愿而定,或放或禁均可瞬间即变。宗教自由首先需要使国家的宗教生活与政治体制脱离,即所谓政教分离,而这同样是一个较新的现象。伴随美国反叛英国和《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的诞生而出现的伟大社会革命之一,就是宗教与政治的正式分离──先是由前殖民地政府、而后由联邦政府实行。开国先贤通过把这一观念连同信仰充分自由的理念写入《宪法》,将过去充其量只可被称为的临时性特许,化为了受保护的权利。虽然这并不等于在1791年我们就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宗教自由,但它的种子从此生根。这些思想的萌芽将在20世纪开花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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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美洲殖民地早期移民的故乡──的历史,从4世纪直至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一直是一统宗教的历史,天主教是"法定"("established")宗教,或曰国教(official church)。人们也许认为,新教改革将导致某种程度的宽容,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的文章中,确实可以找到呼吁宽容和良心自由的章节。但是,在那些新教教徒取得控制的地方,他们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法定宗教。这不应令人吃惊,因为路德原本并没有反对那种认为只有一个真正的信仰、其他皆应被取缔的观念,即任何国家只能有一个宗教。

新教改革确实打破了欧洲宗教的一体化。在有些国家,宗教分歧导致了残酷的、有时长达数十年的内战。正是针对这一历史,詹姆斯·麦迪逊曾疾书道:"如注的鲜血,在世俗武装力图通过禁止所有不同宗教观念而平息宗教不和的徒劳中,遍地流淌"。只有在小小的荷兰,相互对立的教派如此势均力敌,以至到17世纪,善良的市民采取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and-let-live)的政策,不仅允许天主教和新教教徒,而且也允许犹太教徒,本着相互容忍的精神在一起生活。美国革命时期的一代人完全了解荷兰的情形,不过,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在英国殖民地的生活经历。

17世纪初,随着北美殖民化开始,英国人带着对圣土的憧憬来到新世界。就宗教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时所有新移民都相信应有法定宗教,并且在殖民地落脚后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1643年的一本小册子《新英格兰最初的果实》(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这本小册子描述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早期的情形,作者在其中写道:"自上帝带领我们安抵新英格兰后……我们盖房、谋生、建造便于敬拜上帝之场所,并设公民政府。"

从1607年在詹姆斯敦建立殖民地开始,直至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除少数例外情况外,北美洲各英属殖民地都有法定宗教。在纽约和南方殖民地,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享有与在英国相同的地位;在新英格兰则是以各种形式的基督教公理制(Congregationalism)为主。这些殖民地一贯歧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甚至持不同观念的新教教徒。

1656年,马萨诸塞湾区大法院禁止基督教贵格会(Quakers)信徒滞留在殖民地内,并命令一经发现,就将他们入狱、施以鞭刑并驱逐。但贵格会信徒不肯屈服,因此,隔年,议会命令将驱逐后重新返回的男贵格会信徒割一只耳朵,如第二次返回,再割另一只耳朵。重返的女信徒将受"严厉"鞭笞,对第三次返回的男女信徒将"以热烙铁在舌头上烫孔"。但贵格会信徒继续到来,于是在1658年,大法院规定对他们施用绞刑,这也是对放逐后重新返回的耶稣会会士和其他天主教教士的处罚方式。从1659年到1661年,确实有三男一女被绞死在波士顿广场。

甚至时至1774年,也就是在殖民地居民强烈抗议英国侵犯他们的权利的时候,还出现过马萨诸塞浸礼会(Baptists)会长艾伊萨克·巴克斯(Isaac Backus)教士向总督和当局报告的情形:有18名浸礼会教友因拒绝缴纳乡镇公理会牧师的课税,在冬天最冷的时节被关进北安普敦的牢房。同一年,詹姆斯·麦迪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来自地狱的恶魔般的清肃之规在肆虐……。此刻即在邻县,至少五、六位善意之士因发表宗教感言而入狱,然其感言大体甚为正统……。故我须恳求你……为天下良心自由而祈祷。"

但是,自美洲殖民地最初期开始,反对国教和统一宗教的声势一直在不断上涨,特别是在北方殖民地。早在1645年,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大法院的多数成员就主张"对所有遵守治安和服从政府的人充分给予并维护其宗教宽容自由;不对穆斯林(Turke)、犹太人(Jew)、天主教徒(Papist)、阿里乌教派(Arian)、索齐尼教派(Socinian)、尼古来教派(Nicholaytan)、家庭教派(Familist)或其他任何教派设立限制或区别对待"。罗杰· 威廉斯(Roger Williams)在附近的罗得岛建立了一个享有近乎完全宗教自由的殖民地。威廉斯当时被誉为这方面的现代先知,而他的作为使他完全受之无愧。威廉斯不仅赞成良心自由,而且还反对确立国教,因为他认为,那样做不仅危害公民社会,也危害宗教。他是在17世纪殖民地中提出这种观点的极少数人之一。

虽然法定宗教一直存在到1776年,但实际上殖民地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宗教包容。最初的移民来自相对同一的背景,但新世界的诱惑不久也使不列颠各个岛以及欧洲北部和西部的移民纷至沓来。许多人来这里并不是因为美国比他们本国有更多的宗教自由,而是因为有经济机会。他们并不都持清教徒的公理会信仰或者南部殖民地的英国圣公会信仰。浸礼教、犹太教、天主教、路德教以及其他宗教教徒一经落脚便提出抗议,认为他们不该向他们从不去的教会缴税或被迫附和他们不信奉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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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革命初期,弗吉尼亚同许多其他州一样取消了英国国教,许多殖民地居民将英国国教与他们所痛恨的王国政府划等号。弗吉尼亚州1776年的宪法保证每个人可以平等地自由信教,但未能宣布政教完全分离,这使全州最大的反对派浸礼教教徒大为失望。其他仍信奉英国圣公会教(不久命名为美国新教圣公会[Episcopalians])的人认为,应该纳税支持宗教。在他们看来,税收所得不应该仅归于一个教派,而应该用于支持所有的(基督教新教)教会。

弗吉尼亚为确立完全宗教自由的斗争值得在这里略作回顾,因为它涉及美国建国的两位伟大设计师:《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和《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两人均在后来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曾撰写《宗教自由法案》(Bill for Religious Freedom)。这份文献指出:"任何人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一宗教祈祷、教场或教职。"这项法案被弗吉尼亚议会通过。杰斐逊相信,宗教是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个人事务,因而超出公民政府的管辖范畴。他没有把自由局限于新教教派或甚至基督徒,而是包括所有宗教团体,他认为,这个自由并不是议会的恩赐,而是"人类天赋权利"之一。杰斐逊的思想在1780年代遥遥领先于他的同胞,即使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反对者也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的教会。

杰斐逊赴巴黎任美国驻法公使,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落到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詹姆斯·麦迪逊的肩上。麦迪逊撰写了美国宗教历史上的关键文献之一《反对宗教徵税评估的请愿抗议书》(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 against Religious Assessments)。同杰斐逊一样,麦迪逊提出,宗教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个人的和自愿的,因此不应以任何方式受制于政府。课税,即便由所有宗教分摊,也无异于确立宗教。因此,无论课税显得多么轻微和善意,都应予以反对。200多年前的这番论述至今听起来仍然铿锵有力。


《请愿抗议书》(1786)

1. 我们视此为基本和不可否认之真理:"宗教或敬拜造物主及所用方式只可由理性与信念而非强迫或暴力支配之"。信仰故必须随个人信念与良心而立;此乃尽人皆有之权利。此一权利之本质使其不可被剥夺。观念唯可由大脑哲思而非他人指意而生,故不可剥夺;此一做人之权利乃为敬拜造物主之责,故不可剥夺。敬拜造物主为世人之责,然唯以个人诚信之方式履行之,方成敬拜……

2. 宗教若免受全社会权威之主宰,则更不得受立法机构之控。立法机构不外是社会之产物及代理。其权力既属派生,且有限:它需受平行机构之制约,更需受选民之约束。维护自由政府不仅须始终保持各部界限分明,且更不得使其逾越为保护民权所设之屏障……

3. 理应对初试自由之举持戒备之心。我们视慎疑为公民之首任,且为上次革命最佳特徵之一……。所获经历如此可贵,绝不会迅即忘却。孰不知,一政权若排斥所有宗教唯立基督教,亦可排斥所有基督教派而唯使一派独尊?一政权若强迫公民以区区三便士支持某一教会,亦全然可强迫其就范于其他教会?……

麦迪逊有力的论证使弗吉尼亚选民投票选出的州议会不仅反对法定单一宗教,而且反对所有教会向民众课税。在随后的全体会议上,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的奠基性文献之一《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的论点是,宗教如此重要,自由信教对人类福祉如此关键,故它必须受到充分保护,不受国家干预。民众既不应为他们不拥护的正统教会纳税,甚至也不应为他们自己的教会纳税。宗教靠信徒的奉献才最可兴盛。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1786)

全能上帝创造自由心灵;凡欲以世间刑罚、重荷或民间禁锢之举对其施以影响,势必衍生虚伪卑鄙之习,有悖吾教圣主旨意;圣主乃身心之主宰,无所不能,却不施威于吾之身心……

大会兹颁布法令,不得强迫任何人参加或支持任一宗教祈祷、教场或教职,不得因其宗教见解或信仰而受强制、约束 、骚扰、肉体之劳、财产之重负或其他痛苦;尽人皆可畅言,为维护其宗教见解而争辩,其社会资格决不因此而降低、增加或受影响……。我们有权宣告,并在此宣告,所述权利为人类天赋之权利,今后若以任何法令取消或缩小此法令之行效,属侵犯天赋权利。

虽然我们今天把宗教自由主要归功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通过在当时标志着摆脱国家支持推行特定宗教并走向社会开放包容的更伟大一步。法令的重要性在于,它设定宗教事务完全属于个人私事,不在国家权力范围之内。托马斯·杰斐逊致友人的一封信体现了这个观点:"我从不宣示本教,亦不曾审视他人之信仰。我从未图改变谁人之信仰,亦无意为之。我从不评说他人之宗教,……因宗教须以生命而非言语解读。"

在根据《宪法》诞生新政府的时候,上述两份文献所体现的思想已经传遍新建立的各个州。虽然法定教会在有些州继续存在了几十年,但人们达成一个共识:联邦政府不应干预宗教。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所述:"我希望国会除作祈祷和一年一度感恩以外,永远不涉入宗教。让各殖民地不受干扰地自理本地区宗教。"

实际上,一些州为确保国会不干预宗教,把修正《宪法》使其包含一个权利法案作为批准《宪法》的条件。在根据新宪法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上,詹姆斯·麦迪逊为实现这一点发挥了相当的才干。经他的努力产生出十条修正案。这十条修正案在1791年得到通过,总称为《权利法案》。其中第一条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伸冤请愿权利的法律。"

将数项权利纳入一条修正案绝非是精简文字之举。各项内容都关系到民众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关系到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思想、甚至不满时不受国家压迫的权利。要知道,麦迪逊在草拟这些修正案时,宗教与宗教信仰经常包含重要的政治内容。麦迪逊是在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后,才使《宗教自由法令》得到实施,类似的政治斗争也出现在其他州。毫不奇怪,后来提交到最高法院的许多有关第一修正案的案子,都突破了单纯的言论、出版或宗教这些人为的分类,所涉及的是政府限制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度。

过去200年来,使每个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心决定信仰或不信仰什么的政教分离理念,得到了实践。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不曾出现过任何宗教偏见。天主教、犹太教和其他一些宗教教徒曾受到歧视,但这些属于社会歧视,既没有得到政府支持,也不是政府所实施。信仰歧视在独立革命后不久便逐渐失去了其合法性。

的确,从独立革命到进入20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尽管美国在人种和宗教上非常多元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是基督教新教。与这一主流不尽相同的群体经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然而,这些群体,特别是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新教徒多数派中始终有着同情支持者,这些人帮助他们维护按自己良心自由信教的权利。

举一个著名的例子。19世纪初在纽约,一个小偷向天主教神父安德烈· 科尔曼(Andrew Kohlmann)忏悔,并请神父代还脏物,神父照做了。警察要求科尔曼神父道出小偷的姓名身份,但被神父拒绝。神父说,依告解保密之规所得知的事,除教父和忏悔人双方以外,不对其他任何人公开。安德烈· 科尔曼被以妨碍司法罪逮捕,在纽约市法庭接受审判。双方律师和法官团成员都是新教教徒,安德烈· 科尔曼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对宗教自由作出了最广义的阐述。

严守忏悔秘密一方的律师辩护词(1813)

下面我来阐述我的第一个论点,这就是,(纽约州)《宪法》第38条保护教士所要求的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的豁免权。

条款全文如下:
"
鉴于善良的理性自由原则要求我们不仅消除社会暴政,而且提防因无能邪恶教士和王子之狭隘和野心而加难人间的精神压迫及不宽容:本条款兹以我州善良百姓的名义和权力规定、决定并宣布,本州内从今以后永远准许全人类不受歧视或区别地享有神职和信仰自由。条件是,此一良心自由不得被用作无视法律的行为或违背本州和平与安全的行为的借口或理由。"

如今我们难以想出比这更宽阔全面的表述。宗教自由是他们所瞩目的崇高目标。他们感到,按照个人自己的良心信仰上帝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他们要确保全人类永远享有无区别、无偏袒的神职和信仰自由。他们使用了与这个目标相符的语言。文如其实。

这项条款无疑旨在确保良心自由。那么,如果神父和忏悔人的话要被公开,天主教徒的良心自由何在?如果神父遭受这般胁迫,他还有良心自由吗?如果强把忏悔人拉进法庭对他忏悔的事情负责,他还有良心自由吗?他们任何一个人还有秘密忏悔权吗?还能无拘无束地作神圣的悔忏吗?如果这就是宗教自由──宪法旨在确保宗教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像从前对人使用的若漂浮水面就有罪,若沉没水中就清白的水判法一样令人不解。……"

可见,到19世纪初,至少一些对宗教自由的含义有所思考的人已基本形成了现代的观念。审理安德烈· 科尔曼神父案的法官们一致维持了忏悔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1828年,纽约议会作出规定,明文实施过去普通法对教士与忏悔人之间秘密的保护。虽然只有天主教才使用忏悔仪式,但将一个人与他/她的心灵导师──无论是教士、牧师、拉比或伊玛目──之间的谈话保密,已被纳入美国各地的成文法和普通法。就这样,起始于对一个宗教信仰的挑战,最终给所有人带来了更大的良心自由。

在许多新教教徒不忘与天主教在欧洲的流血冲突、对天主教教徒持怀疑眼光的岁月里,天主教徒也始终不乏保护人。美国前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就曾反对1850年代的一个反对天主教的规模不大但有声势的政党"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泰勒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对一无所知党给予谴责,并赞扬天主教徒说,他们"在我看来非常忠守国家的《宪法》,他们的教士树立了不干涉政治的榜样,非常值得北方其他教派的教士效仿,这些其他教派的教士毫不犹豫地插手政治,让激烈争斗的尘埃染脏教服。这种反天主教的不包容态度……将在大多数美国人民中引起强烈不满;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有一个原则比其他原则都更加重要的话,那个原则就是宗教自由。……"

但是,这不等于反天主教的偏见至此消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移民大潮,把上百万新移民带到美国,其中很多人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天主教国家。在许多新教教徒看来,这些挤在喧嚣城市里的移民不属于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虽然美国从未经历过欧洲那样的血腥宗教战争,但反天主教情绪仍然高涨。第一个竞选总统的天主教徒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1924年失利,偏见无疑是一个因素。36年之后,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得到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提名时认识到,要当选就必须正面迎击并消除这种偏见。他请求并应邀在一个南方浸礼教牧师大会上,阐述有关他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信仰和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义务。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受到举国瞩目的演说大大化解了选举中的宗教问题。

约翰·肯尼迪论教会与国家(1960)

因为我是天主教徒,而从来没有天主教徒当选过总统,所以这次竞选的真正议题被混淆了──在不像此地这么有责任感的地方,那也许是故意的。我显然有必要再次声明──不是声明我信仰哪一个教,因为那应该只与我个人有关,而是声明我信仰什么样的美国。

我信仰一个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在这个国家,任何天主教主教都不得指示总统(假如他是天主教徒)如何行事,任何新教牧师都不得指示他教区的教徒为谁投票;在这个国家,任何教会或教会学校都不能被给予公共资金或政治优待;在这个国家,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其宗教信仰有别于可能任命他的总统或可能选举他的民众而被拒绝担任公职。

我所信仰的是一个既不将天主教、新教,也不将犹太教定为国教的美国──在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在公共决策中既不请求也不接受来自教皇、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或任何其他教会的指示;在这个国家,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谋求把它的意志直接或间接地强加于民众或强加于民选官员的公务;在这个国家,宗教自由是如此不可分割,以至侵害一个教会就是侵害所有教会。 ……

这就是我所相信的美国──这也是我在南太平洋为之而战、我的长兄在欧洲为之献身的美国。当时没有人说我们也许"非忠贞不二"、说我们"不相信自由"、说我们属于那种威胁"我们先辈为之捐躯的自由"的不忠诚团体。

实际上,我们的先辈不惜生命逃脱旨在禁止非国教信徒担任公职的宗教忠诚宣誓而到这里来,为《宪法》、《权利法案》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而奋斗,为我今天参观的圣地阿拉莫(Alamo)而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美国。与鲍依和克罗克特并排倒下的有富恩特斯(Fuentes),有麦卡弗蒂(McCafferty),有贝利(Bailey),有贝迪里奥(Bedillio),有凯里(Carey)──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在那里没有宗教宣誓。……

我在公共事务上不代表我的教会──教会也不代表我。

虽然新教教徒不担心存在犹太教阴谋(实际上,早期清教徒敬慕犹太教),但犹太教徒还是受到数百年之久的宗教偏见之害。新世界不需要为推翻中世纪的那些鼓励反犹的体制而斗争,但是,偏见的种子仍然飘过大西洋,使沿海地区星罗棋布的小型犹太社区仍然不得不对付偏见的后果。

如同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也得到了一些新教教徒的帮助,这些新教教徒坚信,美国绝不容猖獗欧洲的那种宗教迫害。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对纽波特的犹太人社区说:"有幸的是,美国政府不支持偏见,不助长迫害,所要求的只是生活在它保护下的人做良好公民。"杰斐逊和麦迪逊提出过类似的保证,即这个国家是以宗教自由而不是以专制当道。

但是,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如果说他们担心存在天主教阴谋的话,他们对犹太教也感到不甚自在。在马里兰州,如同在其他州一样,革命后产生的《权利法案》使宗教自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一自由仅限于基督教徒。1818年,马里兰州议员,同时也是虔诚基督徒的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率先争取把自由扩大到犹太人。

托马斯·肯尼迪为马里兰州犹太教徒争取平等权利(1818)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如此关心通过这项法案,回答很简单:因为我视它为我的职责。我所在的县里没有犹太人,我也不认识世界上的任何犹太人。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他们甚至没有人知道此刻会提出这个议题……

我此时只担心一个反对势力,那就是偏见。议长先生,我们的偏见与我们非常亲近,我们都了解并感受到政治偏见的力量,但宗教的偏见更强烈,更亲近;它们跟随我们一生,至死不肯离去,我们必须面对的不是一代人、一个时代或一个世纪的偏见。不是的,这是父子相传已长达近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偏见……

美国的犹太人很少;马里兰的犹太人很少,但只要有一个犹太人,我们就必须给予公正对待。

或许由于犹太人的数量如此之小,或许由于其他州视犹太人为好公民,或许由于公然的偏见冒犯了很多公民,此时,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得到了外州的大力支持。报纸社论要求马里兰州作出正名之举。有影响的周刊《奈尔斯记事报》(Niles Register)写道:"确实,存在这类情况的日子已经过去;一面谈论共和,一面在事关个人敬拜造物主这等重要的事务上剥夺良心自由,这是违背常理的。"压力起了作用,1826年,马里兰州给予犹太人全部的政治和宗教权利。到内战时,只有北卡罗来纳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仍限制犹太人的权利,而这些限制也分别在1868年和1877年被废除。

到内战时期,宗教自由的思想已经从废除法定宗教这个早期问题上大大发展。几乎所有州都通过并实施了保护个人良心自由的权利法案。虽然人们普遍感到美国主要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但各州都取消了对天主教和犹太教教徒的限制。联邦政府受《第一条修正案》的制约,从未试图干预过宗教事务。如同在政治事务上一样,在宗教事务方面,对于那些在旧世界受压迫的人来说,美国──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言──是自由的"最后一线最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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