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衡恪

陈衡恪（１８７６—１９２３），字师曾，号槐堂，又号朽道人。陈三立长子。近代著名画家。

衡恪五岁，生母病卒，由祖母抚养。幼时颇得良好家教，六岁，随祖母游杭州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便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在轿板上画起来，回家即索笔砚、开始自学绘画。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与短章断句。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十九岁，随祖父至湖北，与范孝嫦结婚。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汉隶，魏碑及楷书，又从岳父范肯堂学行书。他聪颖灵机，刻苦好学，在这些名师指导下，艺事日进，曾为妻兄作绢本丸扇“桃花竹笋图”，设色鲜丽，初露绘画才华。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其祖父宝箴、父三立作为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同被革职。通过这一系列变故，使他们清醒过来，不再让儿孙参加科举考试，而要让他们进新式学堂，学习科学技术，掌握一门立身本领。衡恪遵照长辈要求，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以学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皆为自然科学。在校与鲁迅等同学，结下友谊，以后交往频繁。光绪二十八年由江南督练公署派遣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虽然学习自然科学，但其心却在艺术。这时，又与鲁迅朝夕相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往来的还有张棣生、江翔云、黎伯、颜仲苏等，这些人能文能诗，唱和往来，对衡恪的文艺修养很有帮助。毕业后，考入东京师范博物科，继续深造。光绪三十年，与李淑同（即弘一法师）相识，李在日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在书法、篆刻、国画、诗词等方面很有造诣，两人一见如故，频频交往。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陈衡恪在日本东京师范毕业，返回祖国。二年，任教江苏南通师范大学，讲授博物学，寓居通名道观。钦佩画家吴昌硕的书、画、刻印，遂拜其为师。不指在艺术向其请教，而且对其人品也极为敬仰。吴昌硕能严于律已，听取不同意见，不护己短，胸襟豁达，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衡恪在题画寄怀吴昌硕亦有云：“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衡恪因直接继承了老师的优点。为人正直谦虚，处事全面合理，得到金石书画界的好评。这年，他为鲁迅翻译的《城外小说集》及《会稽郡故事杂集》题写封面，还多次为鲁迅刻“俟堂”、“会稽周氏”等印章，鲁迅视为珍品。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曾选入衡恪作品多幅，并在序中给予极高评价。

1913年2月，应张謇之邀，至长沙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同年秋，又应教育部之聘，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从事图书编纂工作。他工作兢兢业业，不追逐名利，不分寒暑，徒步上班、颇得其父赞许。1915年2月，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三年制手工图画科，他受聘为国画教师，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博物教员。同年秋，寓居槐堂，因以为号。这年，作《北京风俗人物画》十七页，用速与漫画的形式，画出那些不为人画的劳动人民。这种风俗画，或描写劳动大众的日常生活，或揭露现实社会黑暗，如《墙有耳》一画，以茶馆为背景，厅内正面赫现“闲谈莫论国事”几个大字，当厅外墙边有人耳贴墙壁，探听厅内饮茶者的言谈，深刻讽刺了当时军阀统治镇压舆论的用心，被称为中国最早期的漫画。

1917年、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牌卖字、刻印，陈衡恪看见齐刻的印章渊源有自，便往齐寄住的法源寺访问，晤谈十分投机，即成莫逆之交。齐亦闻衡恪之名，携借山图卷请其鉴定。

1918年春，陈衡恪到北京大学作一次绘画演讲，使满堂听者叹服，倾刻之间，报名画法研者究七十多人，校长蔡元培乃决定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约请衡恪任中国画导师，并于二月四日即复函蔡元培。提出了“不仅学者要分别学习，而导者亦须分门担任指导”以及“指导方法”等建议。四月，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聘请他为中国画教授。第二年，开始在该校讲授《中国绘画史》，这是根据日本美术史家中村不折与小室翠云合编《支那绘画史》加以翻译改编的。这本讲稿，在他逝世后，经其门人整理成书，为近代研究中画史的先导。1920年5月北京成立中国画研究会，衡恪为主要成员之一。6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编辑的《绘学杂志》第一期发刊，他发表了《清代山水画派别》、《清代花卉画之派别》、《对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与《绘画源于实用说》四篇专论。同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人物画之变迁》一文。1921年，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到中国访问，经画家金拱北介绍与衡恪相识，两人在京讨论文人画问题，所见略同，后衡恪译其《文人画之复兴》一卷，并附已作《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合刊成《文人画之研究》一书。其中自撰《文人画之价值》，归结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是其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一篇，至今在画坛仍有参考价值。

1922年，陈衡恪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的电邀，带着自己和好朋友齐白石等人的作品，赴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日本拍摄了陈衡恪与齐白石的作品和生活剪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其画被抢购一空，其中齐白石之《杏花》首次为海外艺术家赏识。

1923年6月，陈衡恪继母俞淑人病故。他冲雨市棺，伤风感冒，加以哀悴劳累，竟至一病不起，于8月27日在南京逝世。北京艺术界著名人士三百余人在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并展出其山水、花卉、人物百余幅遗作，以志哀悼。许多艺术界人士在会上致悼词，梁启超喻衡恪之死“中国之大地震”，评价衡恪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根据他的遗愿于1925年12月3日将其遗体安葬于杭州西湖牌坊山其母之墓侧。

陈衡恪工篆刻、诗文和书法，长于绘画，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其山水画参合沈周、石涛笔法，喜作园林小景。写意花果取法陈道复、徐谓等，并结合写生，聚诸家之长而别具新格。常以“虚实相生”手法，大胆省略，以空衬实，画意开旷深远。其诗作承其父之训，又染于岳父范肯堂之诗学至深，而不貌袭其祖若父。长篇短句，清新隽逸，借物托意，感怀时事。书法各体皆擅，中年以后日趋苍老刚健，矩法森严，喜用狼毫颓颖、坚实沉美，于古朴之中饶有秀气。篆刻早期受蒋仁、黄易、奚风等诸家的影响，后上溯秦汉，融会赵之谦，师承吴昌硕，逐步形成自己苍劲秀逸，古拙浑厚和气宇雄壮的风格。他善于创造性地把诗书画印溶于一炉或将画与金石文字之情趣相融，别具一番风格，或以诗文状所画之物，褒贬鲜明，意趣昂扬。如所画败荷枯苇萎和一枝挺立的莲蓬，题以“晓荷枯苇战秋风”，把本来易引人悲观失意之景，赋予昂扬向上的刚强气概。又对《犬》画题诗云：“不信而今无孟尝，吠声吠影枝偏长，颈铃俨若印悬肘、恃宠骄人两眼方”。对鸡鸣狗盗、仗势欺人之徒，骂得痛快淋漓。

陈衡恪遗著有《槐堂诗钞》、《陈师普先生遗墨》、《染仑室印存》、《陈师曾印存》、《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陈师曾先生遗诗》及其门生俞剑华搜集其论文、讲稿与题画诗词等资料编辑而成的《不朽录》，鲁迅与郑振锋合编的《北平笺谱》也有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