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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九运动与谷景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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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如 |
| 2008年02月20日10:3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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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爆发至今刚刚过了72年。关于这次运动的意义，毛泽东在1939年12月9日就曾说到过：“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中，只说到这次运动与抗战的关系，一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日战争，二是因为讲话距离运动爆发时间不长，还很难看到它的长远意义。
今天看，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不是还应更广一些。我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稳定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革命形势。由于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领导核心不断出现“左”的决策错误，致使已经形成的较大革命武装力量遭受极大损失，不得不放弃原有地盘，北上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奋斗，战胜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险恶的自然阻力，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但是，这时的革命形势还不容乐观。从内部说，1935年九十月间，陕甘根据地的某些“左”倾领导者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不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地就无法巩固和发展。同时，红二、四方面军尚未到达，而红一方面军人数少，抗敌力量不足。从外部说，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一心想置共产党于死地，不肯让红军扎根在陕甘根据地，加之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共地下组织力量薄弱，没有能发动起来影响全国的群众运动，从而使蒋介石尚无后顾之忧，这样，刚刚到陕甘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所承受的压力极其之大。正是在这个时刻，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贪婪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蒋介石不抵抗，任其宰割，广大人民极其愤怒，忍无可忍。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学生，在中共领导下率先起来抵抗，不许政府投降，强烈要求抗战。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这下子，蒋介石慌了神，不得不以很大精力对付家门口的“叛乱”。这样，就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说的一二·九运动帮助了红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推动了抗战，准备了抗战。这方面，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但还需要做点具体的补充说明。1935年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蒋介石虽然在9月表示让步有一定限度，但并未真正强硬起来。11月，冀东22个县宣告“自治”，脱离中央，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随后，日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实现华北“自治”。蒋介石迫于日本的压力，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准备正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在这时，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性的抗日浪潮，使蒋介石不得不顾及人心之所向。这之后，再加上中共又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的态度逐渐转变，开始考虑与共产党谈判，联合抗日。可见，一二·九运动对抗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说准备了抗战，毛泽东说准备了人心，这话非常到位。人心不齐无法抗敌，在这之前，虽然九一八事变掀起过抗日民主运动高潮，但由于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占领地而暂时止步，由于东北地区距离全国中心比较远，所以抗日民主运动在高潮之后处于平稳发展态势。到1935年，华北事变出现，一二·九运动爆发，重新激起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12月10日之后，杭州、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学生、教职员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随之，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爱国人士相继成立各界爱国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抵抗日军侵略。接着，中共北平临委依据中央指示决定，由北平学联与天津学联共同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使影响波及到更大范围。这一次高潮与以前不同，是全国性的，从南到北，在知识界领头之下，一般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不抵抗绝对不行，否则要当亡国奴，人心一下子聚集到一起，誓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活。这种人心的准备，是抗战的最重要的准备。
第三，提高了中共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因处于秘密状态，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党的存在，当然谈不上信任不信任。随后，它领导工人运动，才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到北伐战争时期，中共的政治活动除上层统战工作外，主要是从事南方工农群众运动，这就在更多的人群中留下了好的声誉。但是，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恶意宣传，致使国统区的群众，有的误以为共产党已所剩无几，有的误以为共产党是杀人的土匪，只有一些有识之士才了解真相，反对国民党的“剿共”政策。所以，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公信力很难得到提高，只有先在苏区，后在长征途中才得到工农群众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拥护。经过一二·九运动之后，人们对共产党增进了了解，知道这个党不是捣乱的，而是爱国的，是主张抗日的，主张民众、政党联合起来一致对敌。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开始倾向于共产党。从1937年4月10日《教育》第27卷第4号披露的一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到，在300个调查对象中，有94个人倾向于国民党，占28.5%；有54人倾向共产党，占16.1%；有54人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占16.1%；其他人有赞成无政府党、国家主义派、法西斯蒂党的或不要政党的。这个材料说明，完全改变了以往主要信任国民党，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状况。此时，国民党的社会公信力降低，共产党的社会公信力明显提高。这很重要，它为后来中共的社会公信力的不断提高打下了基础。
第四，为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量有较高知识水平、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干部。运动中，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以及青年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得到了锻炼，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成为各个领域的工作骨干。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部分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高层的或中层的领导干部。比如，周小舟在1931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北平临委宣传部长，领导一二·九运动。解放前，周小舟相继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周小舟相继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又如，孙世实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中共区委书记、省委常委，不久牺牲。再如，许立群在南京上中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9月到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许立群相继担任过《中国青年》主编、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胜利日报》社社长、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新中国成立后，许立群相继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青委书记、团工委书记，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其实，还可以举出很多人，比如谷景生、彭涛、刘导生、蒋南翔、黄敬、林枫、姚依林、郭明秋、宋黎、李昌、孙敬文、邹鲁风、黄华、于刚、梁寒冰、聶真、徐冰、杨述、方铭，等等。中国革命越发展，越需要更多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在这方面，一二·九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面说的是一二·九运动的意义，不知道是不是讲到位。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一二·九运动，只是把我想到的说出来，就教于一二·九运动研究的专家。下面再说一二·九运动时中共北平临委书记谷景生与运动的关系问题。
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没有写到谷景生。2002年在上卷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没有写到谷景生。该书中这样说：“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为什么这部权威性较大的书中没有写上谷景生呢？是不是没弄清楚，按说不应该，但起草人没弄清楚就下笔，也不是没有可能。
确实，“文化大革命”前只知道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没有弄清楚一二·九运动是由什么人具体领导的。比如，196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的由北京高校党史编写组编著的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这样写的：“12月9日，北京学生一万多人，在党和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显然当时没有弄清楚，而且把1936年春才到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说成是领导者。这也难怪，那时，不可能看到周小舟1944年写的材料。到“文化大革命”后，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还是没有把这件事弄清楚。比如，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沁等人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共党史讲义》中是这样写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冲破‘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罗网，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本书没有写具体领导人，就是因为不清楚。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胡耀邦批准，由蒋南翔主持在中共中央党校设立一二·九运动研究班，撰写一二·九运动史。参加这个研究班的研究者经过多方努力，查找大量材料，访问了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终于把这次运动之前党内认识的分歧、实际领导运动的领导者的情况、运动的具体进程等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这个研究班写的《一二九运动史要》于1986年2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北平市工委领导层中，有的人主张继续搞苏维埃运动，经过一番争论，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所提发动组织一次学生运动救国的主张得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的赞同。11日间，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北平市工委，由李长青直接领导成立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估计当时的研究者可能已经看到了1944年6月周小舟写的材料，不然怎么会提出谷景生的名字，而且所排顺序与周小舟写的材料一样。但在李长青的回忆中又说，他自兼书记。这样就出现了“由李长青直接领导成立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提法。从这段话上看，说李长青是书记可以，说谷景生是书记也可以。尽管如此，谷景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领导工作在该书中是明确的。
1987年6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这部资料书中，收了周小舟于1944年6月写的《我与一二九》。所以，到1989年10月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中就写明白了。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长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199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谷景生的文章，讲述中共北平地下党与一二·九运动的关系。文章说，到1935年秋，他和彭涛、周小舟从不同渠道看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明确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方向，但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王学明、冷楚却死抱着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反对利用合法形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因为意见分歧，周小舟就去天津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意见。“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批准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决定我任市委书记兼团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对此，王学明、冷楚不服，又去找省委。“省委坚持撤销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决定，并派李长青为特派员，来北平领导北平市委的工作。我们信心倍增，集中全部精力，继续以前的方针，把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至此，应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以后再写到一二·九运动时就不会出错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1997年9月，沙健孙主编的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中是这样叙述的：1935年秋，“河北省委决定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以李长青为书记。地下党引导一些学校成立或恢复了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使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学联党团书记为彭涛，成员有周小舟、谷景生等”。
2000年9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列的1935年11月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名单，书记是谷峰即谷景生。
即使又一次明确，也仍然避免不了有的党史书中出错。比如，2001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中，先说1935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派特派员李长青到北平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杨子英任组织部长，彭涛任宣传部长。周小舟是武卫会的书记，谷景生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后又说，到了冬天，省委派李长青为特派员来北平调解北平临委内的分歧。李来后，支持彭涛、周小舟的意见。显然，这本书中写得就更乱一些。又如，2007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干脆没提到北平临委，只是说当时中共地下党人在学生中宣传统一战线思想，鼓吹团结御侮，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遂后，他们组织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员郭明秋任执委主席，姚克广任秘书长。为便于领导，中共还成立了学联党团，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为党团成员。”书中根本没提到谷景生。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每个研究者所看到的材料并不是都一样的。比如，《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主要是根据彭涛的回忆，不过也挺奇怪，在《一二九运动》这部资料书中，同时收入了彭涛的回忆和周小舟的回忆，也许作者看到彭涛的回忆是在另一本书上。有的研究者看见这份材料，有的研究者看到则是另一份材料。不是圈内的人不大理解，材料不全怎么就写呢？实际上也很复杂，有的写作者以为他找到的材料就是最权威的；有的写作者明知可能还有别的材料，就是找不到；当然也有的写作者比较懒，任务又催促得紧，能对付就对付了。特别是写通史的研究者，写这段历史的人并不见得是专门研究一二·九运动的。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共历史的毛病，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对自己管的那段了解很细，对别人管的那段就只是晓得大概情况，弄错了也不知道。话又说回来了，中共历史那么长，谁又能把全部历史都弄清楚，实在太难了。当然，中央党史研究室写本子时，应该更慎重一些，起草人应该多向某方面专家请教，尽可能写得更准确。因为一般读者很重视中央党史研究室写的本子，认为它是权威性的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没有把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导人写准确，只是他们在收集材料时没有做到位，而没有其他原因。所以，希望这本书再版时，应该做出准确修订。
写本文的过程中，我就想，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的先辈们，在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无所畏惧，顽强战斗，勇往直前。他们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把“灾难的中国”变成“可爱的中国”。“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上述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着。当代中国人还要加倍努力，为创造更美丽的将来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默默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谷景生就是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他在生前说得好：“凡共产党人，永不做观赏者眼中的尖顶、美花、天才、豪杰；安于成为建筑者和栽培者手中的一块石材和一撮泥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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