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三圈通行的华语并非一种单质性的语言,它与其他世界语言一样,早己衍生各种区域华语变体。以过去属于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台湾、普港、新加坡华人为例,由于近百年来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加上华语与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并深受当地华人认同的华语变体自然产生。其实这些区域华语变体不只出现在中圈或外圈,内圈的中国因幅员广阔,各汉语方言区所使用的华语也形成程度不同的语言变体。
3.2区域华语词汇差异
词汇是语言符号最敏感且变化最大最快的部分,也最能具体反映出社会文化变化的面貌。就以华(汉)族的共同语及演奏的传统音乐为例,中、港、台、新四地便出现名称迥异的词汇:
各地选用的名称可谓社会意识形态沉淀的结果。中国大陆称“汉语”强调其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称"普通话"则与传统名称一一“官话”相对,强调此语言的普及通用特性,乃人民大众的语言,不具任何特权性质,此名称与中国大陆政权所标举的共产意识紧密相连。香港称“国语”或“普通话”乃保留旧时国民党政权与回归中国后的不同名称。台湾称“国语”乃沿袭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民国时的名称,强调其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中,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与他族(马来族、印族等)形成对照,自然把华人的共同语称为“华语”,以强调其海外华人的认同。许多词语(例如:华裔、华社、华校、华教)也以“华”作为词素,以突显其民族性。
以此类推,三地炎黄子孙也以各自的语言意识形态为中国民间乐器演奏的音乐命名:“民(族)(音)乐”(中国大陆)、“中(国)(音)乐”(香港)、“(中)国(音)乐”(台湾)、“华(族)(音)乐”(新加坡)。
对于外来新事物,四地也有不同的译名(T''sou 2000),例如同样是taxi ,内地便出现多达七种词条:
四.区域华语的认同感
陈碧珊《新加坡华语变体语言态度调查研究》(1999)以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师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大学四年级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各种区域华语(北京标准华语、新加坡标准华语、新加坡本土华语、新加坡杂菜式华语)及其使用者的态度,从中便可看出部分新加坡人对这些区域华语的意识形态。
在区域华语本身特质方面,受试者在“句法正确”、“语音标准”项目上给予北京标准华语和新加坡标准华语正面的肯定,新加坡本土华语与新加坡杂菜式华语则取得负面的评价。至于在工具价值方面,受试者对北京标准华语、新加坡标准华语、新加坡本土华语在“政治影响”、“实用价值”项持正面的态度,对新加坡杂菜式华语则给予负面的评价。至于在语言变体的情感方面,受试者在“优美自然”项目上给予两个标准变体高分,两个本土变体低分,这意指前者为优美自然的高阶变体,后者则为粗俗拗口的低阶变体。同样在使用者态度方面,受试者在权势量的众选项(自信、威望、学养、学历)上也给予两个标准变体高分,两个本土变体则取低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共聚量的选项(感觉亲近、风趣幽默)上,受试者赋予新加坡杂菜式华语使用者高分,其他区域华语变体的使用者则偏向低分。由此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标准华语、新加坡标准华语在语言的标准、工具价值、权势量方面都取得高分,但是在共聚量项目却偏向低分,而两个本土滋长的区域华语变体所取得的分数正好相反,较具亲和力和认同感。这项调查明确显示出各地区滋生的区域华语,即使在社会地位上不如标准华语,仍能深切引起当地人民的认同与共鸣。
五.标准华语带动三圈交流
成为各地区华人族群语言标志的区域华语中的某些要素,布时候确实会成为三圈间的语言交流的障碍,但是这些沟通障碍并不难排除,透过卫星传送到全球各地的各种华语影视娱乐节目,让我们能逐渐熟悉各区域华语的其他说法。同时规范华语也借由报纸、教科书或其他印刷品,在不同的华语地区继续以书面出版。一般而言,书面语体的差异就又比口头语体更小。
另外,透过入境随俗的学习管道及编篡各地地区词词典等方法也都可弥平这些沟壑,例如:汪惠迪编撰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1999)便试图协助新加坡或其他地区的华人排除这样的语言障碍,该词典把新加坡本地特有的1560个词条加以分类解说,有助于其他地区的华语使用者了解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并进而欣赏其丰富有趣的区域语言色彩。
或许部分以华语作为母语者,对华语风靡全球的境况可能觉得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们对华语的全球化感到骄做:一方面又对其他地区的使用者“滥用、污染”华语而忧心忡忡。其实,要成为全球性语言,就得付出代价接受各式各样的使用方式。一位南洋作家想利用华语散发原汁原味的南洋经验,绝不可能照搬中原区域的词汇或语法,具弹性及流通性的华语才能使自己不断壮大,登上国际舞台。
以新加坡为例,平常新加坡人和亲友聊天时,总爱使用新加坡本土或杂菜式的华语,其中充满浓烈的“乡音”,本地化的华语语法,以及熟悉的特有词汇。当新加坡人远离家乡或在某些国际交流场合,与来自中港台外地华人交谈时,便会试图使用该地区的区域华语或“标准华语”,其语音较接近北京话,词汇较为通用,也较符合规范语法。这样的“标准华语”并非单指北京的区域华语,事实上,它还处于孕育成形的阶段,随着越来越多以华语为媒介的国际会议举行、越来越多风行于全球华语市场的电视节目、歌曲、畅销作品出现,这种可被各地华人接受的“新华语”将越来越“有模有样”,不过这种“标准华语”的出现并非要消灭或排挤区域华语的存在,它将不断从各种区域华语汲取丰富的成长养料,并与区域华语相辅相成,在谋求全球沟通了解与区域认同间达到动态的平衡。
华语全球化,虽然带动中圈与外圈学习华语人数的剧增,然而,这毕竟是晚近的现象,许多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与外语的教学研究亟待开展。例如:因为内中外三圈学习华语的环境与经验并不相同,中圈学习者所面对的华语学习问题并不一定是内圈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障碍。像部分来自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新加坡华族学生,在学习华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必须面对英语的干扰。因此,新加坡的华语教学工作者必须采取不同于中国的教学策略,来满足当地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
吴英成“华语词典应用与编篡的落差”(2000b)以新加坡四十位经验丰富的小学华文教师为对象,通过问卷方式调查他们使用词典的现况。而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出版的华语单语词典与汉英双语词典皆无法满足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需求。由此可见,不仅是教学法,中圈的学习者对教学工具、教材也都有别于内圈与外圈的要求。
身处中圈的新加坡,特别能体会推广全球华语过程中的种种语言屏障与学习者面临的难题,所以也积极希望担任内圈与外圈沟通的桥梁,广邀内中外三圈的华语专家学者,求同存异,分享各圈的华语教学经验,也探讨影响全球华语扩散的诸多问题,例如: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习得、正字法、译名统一等议题,相信这样的交流必能加速全球华语圈的沟通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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