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9日

上周一《求教评论》刊出后，陆续得到一些反馈。想要在这里补充说明，我当然也乐见于各类观点在中国媒体上都可以得到表达机会，“真理越辩越明”，这对我们这个社会尤为重要。

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得以在一些市场化媒体上得到比较多的发言权，我更觉得那是好事，这种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可以化作舆论监督存在。从这一点来说，执政者如今允许这些言论大行其道，的确反映了管理理念上的变化，即使是只能“异地监督”或者“对下监督”，即使被认为是“权术”的一种，但也总好过没有。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同意这种“自由主义”的存在非常没有安全感，处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力之下，对具体的媒体或作者来说，时时有倾覆可能。有太多例子可以证明，“导向错误”对一个中国媒体从业者来说是怎样的雷霆一击。　　　　

媒体有“导向”一点不奇怪。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公共表达平台，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都有权利得到亮相，但拥有议题设置能力的“把关人”推荐什么、强调什么，用什么形容词，采用什么叙述方式，所得到的“导向”效果就会大大不同。所以，就又想起今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所发表的那篇“关于圆明园兽首事件反愤青的见报统计”，在我看来，此文对“导向”技巧的分析就不太成立。

这篇由刘健署名的文章，对新浪网相关专题收集的18篇时评作统计，得出结论：舆论几乎“一边倒”贬蔡的统计结果是确定无疑的。文章还补充检索“一向被时评界视为‘极端民族主义大本营’的《环球时报》对此说了些什么”，亦称：大致倾向，都不赞成蔡铭超先生。

《环球时报》是唯一一份我每天购买纸质版本的报纸（一是因其重要，二是其电子版不提供全部报道）。的确，环球时报所刊发的评论中“左”“右”皆有，“鹰派”“鸽派”并存。但比例大有落差，总体来说，倾向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更醒目的表达机会，比如以头条评论或者以更长的篇幅呈现。

而最有力的“导向”工具根本就不是这些评论版上的文章，而是那些以“新闻报道”的样式出现的“夹叙夹议”。比起在头版头条刊登的那些报道，评论的受众范围和普通读者吸引力毕竟小得多，而且不易“润物细无声”。

《环球时报》的新闻描述方式是有标志性的。在“竟然”、“居然”、“狂妄”、“小丑”这样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中，在对“网民”“专家”观点的选择性引述中，这份畅销全中国的报纸每天都在激发着“爱国热情”。这种内化在报道文本中的“导向”以新闻事实的面貌出现，才是真正有效而强大。阅读并信任《环球时报》的普通受众，很难不被这种“新闻”所影响，进入其设定的思维模式。至于得到发表机会的反“民族主义”观点，在我看来，不过是决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踩一脚刹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