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王润华先生讲话略带南洋口音，聊到痛快之处，不禁爽朗大笑。如今，他在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两地穿梭：在元智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不时回新加坡小住，与朋友学生欢聚。

祖籍广东从化，祖父辈移民马来西亚，王润华1941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地摩（Temoh）小镇。那是英国殖民政府开采锡矿与种植橡胶树的重要地带。王润华曾住橡胶园的木屋，经历过英国与马共的游击战下的新村生活。童年记忆成了他的散文与诗歌创作的源泉。1962年，王润华获得台湾奖学金，前往台湾政治大学读西洋语言文学系。大学期间，王润华与淡莹、张错、林绿、陈慧桦、黄德伟等创办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又有《大地诗刊》。王润华和淡莹同为侨生，在诗社活动中相爱。王润华在大学结束前，已出版诗集《患病的太阳》，也以现代文学手法写散文，出版了《夜夜在墓影下》。王润华的作品受到林海音的赏识，至今感念这位文坛老大姐提携后辈不遗余力。

在台湾，王润华还热衷于西方文学和诗歌理论的翻译。他翻译了法国加缪的《异乡人》，成为畅销书。台湾政治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后，王润华与淡莹到美国留学。先到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认识了白先勇，相谈甚欢，为白先勇全身心主编《现代文学》杂志的精神感动，决定终生投身文学事业。1967年，王润华与淡莹在美国结婚，后来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周策纵，以传统考证、西方汉学与中国研究的方法研究现代与古典文学。

1972年，王润华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在爱荷华担任研究员一年，后进入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王润华回忆：“当时的南大校园原是橡胶园，名叫云南园，更唤起我的本土记忆，所以这是驱使我重返热带雨林的灵感与启发，一直到今天，还在雨林中思考构想。”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王润华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先后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副主任、文学院助理院长、中文系教授及主任等。2002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退休，2003年至台湾元智大学担任人社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现为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聘教授，国际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王润华的众多学术著作中有《越界跨国文学解读》、《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对“越界跨国”一词，他有独到的理解：“我们平常研究文学，研究《红楼梦》常常是讲《红楼梦》的版本是高鹗续写还是谁续写，因为研究文学从来没有用非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我的老师周策纵对中国的印刷术很清楚，就根据清朝印书的技术来考证《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有鼻烟壶，我的老师到法国、英国、美国的博物馆去看鼻烟壶，发现那些图案跟曹雪芹写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越界了，走出纯文学去考古，考古文物是非文学的，再回到文学分析，过去我们的文学研究很少这样做，不过王国维写元代戏剧史已开始使用这个治学的方法。有时候，跨国也要跨越民族的想法，过去我们诠释作品通常会从传统中国文化的观点来权衡，但是我们可以用后殖民文学、妇女文学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我经常要越界跨国，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法，甚至不要用自己民族的感情去分析。”

白先勇介绍，选周策纵、舍夏志清

时代周报：你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完西洋语言文学系后，到加州大学，从此和白先勇成为好朋友？

王润华：到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我们一见如故。淡莹与我曾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发表过诗，只是我们来台湾的时候白先勇已经毕业了，在台湾没有见过面。但是，有人告诉他有两位写诗的人来了，他就与我们见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那是白先勇最专心编《现代文学》的时期，他那时候在爱荷华读完硕士学位，刚在加州大学（UCSB）担任讲师，薪水也不太高，后来他回忆，几乎把一半以上的薪水投进去了，还有他的朋友王国祥，每期赞助出版费。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们见面就是谈《现代文学》里面的好作品与作者。该校只有一个暑假的奖学金，他说：“你念英文系，毕业后很难找工作的，你看夏志清是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都找不到好大学教书，你还是赶快转行。”那时候最热门的是东亚语文系与比较文学。他说：“我最近教现代文学的时候，用一本教科书《五四运动史》，是周策纵先生的成名作，这个学者好得不得了，而且跟我见过一次面。你就转到他的学校去。”我与淡莹因此就转到威斯康辛大学，跟周策纵读研究所。后来，我们跟白先勇谈过去的事情，他也觉得奇怪，他跟夏志清也很熟，但他没有给我介绍夏志清，而是给我介绍周策纵，他说冥冥中也是一种命运，如果把我介绍给夏志清，可能我们两个人生活就没有这么好。夏志清虽然是好的学者，但是他的行政能力不是太好，人家尊敬他是一个纯学者，他手上却没有奖学金，但周策纵不一样，后来我一到威斯康辛，就有奖学金，读书与生活就很顺利了。

时代周报：周策纵先生的成名作是《五四运动史》，学问渊博，原来好像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待过一段时间？

王润华：他在侍从室当编审。老蒋在南京时代外出考察，常常带他在身边的，老蒋去世前，他不敢去台湾，算是“背叛”了老蒋。后来他对政治很厌倦，他跟我们讲，如果当时从美国回台湾的话，国民党会给他做官，但是他就不愿意当官僚。他在密西根大学念的是政治系，其实他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史》是政治系的论文，他做学问后来比人家好。他是学社会科学的，论文写完了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修改他的《五四运动史》，结果又继承了哈佛大学正兴起的中国学派—当时已经取代了所谓旧的汉学—用现代跨越学科的方法、用文化研究来研究新文化运动，他建立了文化研究的新典范。他研究了“五四”运动后，转型到历史、文学与古文字，他的《红楼梦》研究，很多问题完全突破了过去的传统看法。

时代周报：周策纵先生对你做学问影响很大？

王润华：很大，很深。我跟他念硕士的时候，受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研究郁达夫在南洋，研究流亡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心态。当时美国人已经流行区域研究，问题出现在哪个地方就要到哪个地方研究。我研究郁达夫，提出计划后马上得到奖学金。但是，周策纵先生对我说：有学问的人还是要懂得古典，你的博士论文还是转去研究古典好了，所以我就以比较诗学研究唐代司空图的诗学，后来出了两本书，英文的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文的由台湾三民书局的“沧海丛刊”出版。周策纵当时教文学批评，最遗憾的是，他本来要写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了几篇就停掉了，没有写出来。后来我发展自己的路了，但是远远比不上他，我有两条路，一条是古典的，一条是现代文学的，都是通过比较文学、跨越学科的治学方法去研究，都是受了老师的启发。

回国任教，以诗代学术报告

时代周报：1972年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你到爱荷华大学待了一年，是聂华苓请过去的？

王润华：当时我在等待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工作，结果一等就一年。那个夏天一考完试，聂华苓那边有个空缺，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期间被批判作品与论文的翻译计划。我负责找资料，有一批洋人负责翻译，后来聂华苓整理出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两大本的《百花运动文学史料》。

时代周报：杜南发先生是你在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说你教书很特别，对他很有影响。

王润华：南洋大学的学生中，我跟他是非常亲密的。杜南发思考敏捷，脑子里充满创意思考，他在我教的现代文学的班上写现代诗，第一首现代诗，我就给了他一个最高的分数A，我跟他说：“你不必写学术报告，就写几首诗代替。”这个方法很特别，给不少学生很大鼓励，培养了很多诗人。后来杜南发在他的《酒涡神话》诗集里谈到，这个A的分数给了他很大的肯定。

时代周报：南洋大学后来被合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怎么回事？

王润华：基本是政治决定，我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叫我回新加坡的时候，我说：“我在美国留学，会用英文教中国文学，可能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更需要我，因为没有多少华人可以用英文教课。”让我回去的官员说：“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很小，只有两三个人，我们还是先把你送去南洋大学，南洋大学迟早要和新加坡大学合并。”1980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也过去了。南洋大学早期的学生以左倾为主，后来有段时期非台湾的老师不聘任。

南来文人提高新加坡文化水平

时代周报：你在威斯康辛大学是研究郁达夫。郁达夫在新加坡文化界的影响还是很大，几十年过去了，大家还念念不忘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事情。

王润华：郁达夫无形中把新加坡整个文化的水平提高了，郁达夫跟一般的文人在一起会喝酒、写旧诗，所以新加坡今天会写旧诗的人还很多。我小时候对他们特别有兴趣，他们到了新加坡的事迹，报纸常常有报道。后来台湾拍过一部纪录片《作家身影》，关于中国现代作家老舍、郁达夫在南洋的事迹，我帮忙他们计划拍摄路线，也有我的叙述。

时代周报：在老舍、郁达夫来之前，南洋文学有基础吗？

王润华：有，最早一些中国清朝的官员去欧洲，途中登陆新加坡，会小住一段时间。他们有时也会被派驻新加坡，像客家诗人黄遵宪，他在新加坡写了很多诗歌。“五四”运动发生后，新加坡立刻响应，游行、罢市、罢课、废除文言文—当时的报纸还是用文言文，后来本地作家就用白话文创作。我一直有计划写一本书关于新加坡“五四”运动史的书。1920年代，大量作家南来，当时是在红灯码头上岸，就是现在富尔顿酒店外面的海边。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些文化人里面就数郁达夫的影响最大？

王润华：其实胡愈之及其他作家群的影响也很大，他们住得更长久，但是郁达夫的文化社交活动比较广，个性特别，又有与王映霞的婚变，加上后来被日本宪兵杀死在苏门答腊的悲剧，所以大家特别尊敬与怀念他。

时代周报：老舍是不是也跟新加坡文学颇有关系？

王润华：当然，老舍在新加坡前后差不多一年。老舍非常了不起，我有一本书专门讨论老舍的专论《老舍小说新论》。他没有到伦敦之前，在新加坡上岸，去商务印书局跑了一趟，结交了一些朋友。后来他从伦敦回来就到华侨中学教书，写了《小坡的生日》，老舍没有机会去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所以就把新加坡当作一个小小的南洋，他后来写过一篇感想，谈为什么写《小坡的生日》。我的南洋经验使我解读出这篇小说就是未来南洋社会的一个预言。

时代周报：当时《星洲日报》的副刊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阵地？

王润华：很重要，我有《从战后新华华文报纸副刊看华文文学之发展》的论文，论述以前的华文文坛就建立在副刊上，新人新作都通过副刊呈现。郁达夫编副刊时，提拔了很多作家，他很鼓励年轻人写作。我最佩服他的是当时还有一个笔战，因为左派的人都推崇鲁迅，大家都要学鲁迅尤其是他的杂文，郁达夫就觉得像新马土生土长的年轻作家应该发展自己的文学特点，不能太像鲁迅，如果太像鲁迅反倒变成没有创意。但是后来左派的人就攻击郁达夫，说他妒忌鲁迅的影响力。

毛姆与康拉德在新加坡

时代周报：为什么毛姆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前后住了这么长时间？

王润华：莱佛士酒店二楼酒吧的水果酒，“新加坡斯令”（Singapore sling）是毛姆喜欢喝的酒。最近英国的档案资料解密了，毛姆就是英国情报局正式的情报员。因为英国在马来西亚的锡矿和橡胶树是很大的投资，英国政府要了解殖民官员的人事与政治，所以毛姆长期住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毛姆经常在酒吧里跟英国管理层的官员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打听当地人有没有起来革命，官员有没有贪污。他有很多小说的故事就建构在这些情报资料里面。他的小说《情信》，写吉隆坡郊外一个橡胶园的故事，就是他在莱佛士酒店听来的。

时代周报：你翻译过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康拉德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王润华：毛姆的小说是流行小说，康拉德写的是非常有深度的、多义性的小说。他本来是波兰人，后来移居英国当海员，在船上很无聊，就拼命读英文，就写小说了。到新加坡一定要停留很久，再把东西送去泰国或是婆罗洲、菲律宾，所以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写泰国港口、早期婆罗洲、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反而很少写澳洲。他偶尔也去非洲，《黑暗的心》就是写非洲，这是他的代表作。康拉德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良心，是因为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殖民主义。他虽然也有东方主义的眼光，但他以人类的良心写殖民地复杂的世界。

时代周报：老舍、郁达夫、毛姆、康拉德都是外来作家，新加坡本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丰富吗？

王润华：华语文学已经出现危机，这是语言的原因。在南洋一带，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在战前写作的多数人有华侨的心理意识，但抗战以后慢慢就转为华人，跟老一代的作家的文学书写不一样了，开始建构所谓“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我们的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创作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个危机，新加坡的学校都以英文为教学语言，这种情势继续下去的话，用华文创作的人会越来越少。在新加坡，英文是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华人用英文创作愈来愈蓬勃。2011年艺术理事会主办写作比赛，诗歌、小说的华文组参加人数只有300人，而英文组有1000以上。

时代周报：你在南洋出生，又在美国接受教育，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没有新的视角？

王润华：首先，中国学者有其文化资源，某些领域我们海外华人学者没办法竞争。比如研究郁达夫的一生，我当时在美国，没办法去杭州，去郁达夫的故乡富春江，去郁达夫所住的上海，我对他的作品了解，肯定比不上中国学者，但是我用区域研究的方法、萨伊德的流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理论与文学分析技巧来研究郁达夫，在1970年就已领先大陆的学者。第二，我以出生长大的东南亚文化资源，突破传统的研究途径。比如我从康拉德与老舍书写南洋的不同角度来研究老舍，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中国人根本没有看到的老舍颠覆西方小说的视野。我用当郁达夫在新加坡、马六甲、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的这些文化资源来剖析郁达夫，中国的学者就很难跟我竞争。

相关文章： 关键词：王润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