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旦开始鼓动和宣传群众，就走向了不可控制的局势。除了特务、土匪、间谍、现行反革命外，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也要杀。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就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地方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许多人只是当过旧政权的低级官员，并没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也被很草率的、不经任何审判，以反革命罪在学校操场之类的开阔地，开个群众大会，就就地正法了。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毛泽东：要避免错杀，但还不能废除死刑

　　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人死不能复生，死刑适用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误判无法纠正，误判死刑还会由此产生恶劣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并引发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