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日—5日
接待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举行三次会谈，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双方扩大贸易与人员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一日晚，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主持欢迎宴会。在讲话中指出：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二日上午，在会谈中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指出：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二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夫人。三日晚，陪同福特和夫人观看体操、武术和乒乓球表演。四日上午，在会谈中就福特表示美国政府可能仿照日本的方式“更具体地朝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行动”后，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实现我们所说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原则，也意味着跟日本现在和台湾的关系一样，非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的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内部问题解决。在谈到西藏问题和中国的民族政策时说：现在的西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过去西藏的农产品只有青稞，产量很低。现在能种小麦，这在过去是被认为不可能的。那里也开始有工业了。我们注意民族政策。我们国家还很落后，人口太多，所以我们注意节制生育的问题，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鼓励生育、发展人口。因为那里地广人稀。四日晚，出席福特举行的告别宴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1975年12月6日
中午，会见即将离任返国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夫妇，并就南亚次大陆、印度支那局势和亚安体系等问题进行交谈。
1975年12月8日
晚，前往三０五医院看望周恩来。后又于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两次看望病危中的周恩来。
1975年12月12日
内容同意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向扎伊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5年12月15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前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和夫人，就西欧联合等问题交换看法。指出：中国支持西欧联合是完全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我们并不担心苏联会轻易进攻中国。当然，我们要有准备，有备无患。中国落后，原子弹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但中国有三个特点：一是地方大；二是人口多；三是有长期战争的经验，有耐力。我们的战略是毛主席制定的人民战争，打持久战。
1975年12月19日
晨，审阅外交部、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释放苏联入侵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请示报告①，作出批示：“即印中央讨论文件，拟于明（廿）晚会议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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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4年3月14日，苏联1架米—4型武装侦察直升机越入中国新疆境内纵深70余公里，被中国公安机关扣留审查。查明原因后，1975年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决定释放机组人员，交还直升机。
1975年12月20日
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①，并作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态。指出：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的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在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后，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在今（廿）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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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这类会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主持会议，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句“散会”，剩下就是作检讨和听别人发言。
1975年12月21日
下午，出席康生①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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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生，1975年12月16日逝世，终年77岁。
1975年12月22日
下午，和有关负责人一起听取周恩来医疗组的紧急汇报。二十八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和其他四位中央负责人赶赴三０五医院守候。
△ 阅毛泽东本月二十日对叶剑英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报告的批示，并批送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叶剑英。毛泽东的批示为：“很好。”
1975年1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二十七日晚，再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这个草案。
1975年12月26日
晚，到机场欢迎结束对亚洲、非洲、欧洲一些国家访问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中国网 200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