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

  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

  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

  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上午9时,我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全国第三次环保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下午3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 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游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 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 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 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 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 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 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 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 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 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据了解,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对话,在学校、机关、企业、军队和一般家庭都从电视中收看了袁木、何东昌以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与学生的对话的实况转播,并成为中心话题。关于对话,总的反映是好的。从对话中,许多人了解到党和政府对当前局势,对学生提出许多问题的态度。大家在评价对话时,认为政府方面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美国世界日报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社会”,“美国不论官方或国会、舆论界都深恐这次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受到镇压”。

  5月2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 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假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 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 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 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 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 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 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