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与文明
 

 [摘要]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遗址有大量的青铜器、有城墙环绕的城市、有大型的祭祀场所,已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功能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但没用出现成熟的文字,按学术界对于古代文明的界定,三星堆文化已步入了文明的门槛,但处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

古蜀人生活在由他们自身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人”的环境中,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开始了其非自觉的、非独立的审美活动。

   关键词:文明  三星堆文化  审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历史划分法,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已步入了文明的门槛,但处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

一、关于“文明”

“文明”一词,所用甚滥,或言人类的起源、或言历史的进程、或言社会的状态;或言一种文化类型、或言一种价值观念、或言一种生产或技术方式……凡斯种种,不一而足。在有关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成果中,“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文明”也常常混用,似乎未见有人对此作出严格区分。究其原因,与中国多以“文明”与“文化”并举有关。“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文明’一词的含义同‘文化’的涵义非常接近,难以区分。《书经》中有‘睿哲文明’的记载,意为文德照耀;《周易·贲卦》记载:‘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颖达疏云:‘用此文明之道,截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这里的‘文明’也是文德、光明之意,与‘文化’相类。”[[1]]不仅古代“汉语”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定义分别是:“文明(civilization),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的标志。”“文化(clture),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二者并不实质的区分,相反倒是将之有意识地沟连。这种现象在西方亦不乏例证,美国历史学家伯思斯和拉尔史在《世界文明史》中写道:“我们可以说文明即一种先进的文化。我们可以说,一个文化一旦达到了文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从科学和自然科学巳有某些进步,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已经发展到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那么这个文化就应当以称为文明。”[[2]]这一说法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文明”、“文化”及其关系的解释异曲同工,都指出“文明”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即使是在强调“文化”与“文明”的共同性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以上的解释还是暗示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性,“文化”是对人类创造成果的客观指称,而“文明”是对文化发展状态或人类发展阶段的价值判断。

在人类的上古社会,一种文化达到文明程度的标准是什么呢?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的标尺是“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3]]“文字的使用是文明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认真地说,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4]]在三星堆遗址的社会状态中,有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较明确的社会分工,较系统的礼仪规范,由此推测,当时应该具有了语言系统,否则,如此复杂的社会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但到目前为止所发掘的考古文物中,并未发现当时有如殷商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那样的趋于成熟的文字,只有一些处于准文字性质的刻符。如果按照摩尔根的标准,三星堆遗址的社会就不属于文明阶段。但我们认为,从一个方面看文字是介定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文字并不是上古社会、文化进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条件。许多学者将人类的文明无限上延,认为“原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雏形”、[[5]]“火的发明和应用开始了人类文明”、[[6]]“有了人就有人类文明”[[7]]、“尽管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及文明时代等……由于它们都是人类符合规律的活动结果,所以它们都标志着各自时代的文明。”[[8]]他们把“文明”的领地随意扩大,将文明的进程与文明的形成混淆的说法是不为我们所同意的,但象摩尔根那样,抽取文明标志的一项因素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进行界定亦难免以偏概全,失之偏颇。如印加文明即使是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亦未发现其存在文字系统,而仍然结绳记事;玛雅文明也仅有一种不太成熟的图形文字。

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是古代文明“四要素”说:1、文字的出现; 2、金属器的使用;3、有城墙围绕的城市;4、有复杂的礼仪中心,加之阶级和国家的形成,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来确定古代文明的内涵、外延,使“文明”理论臻于完善。

二、三星堆文化跨入文明社会的考古学证明

(一)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金属器——青铜文物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物,数量之多、体积之大、形制之独特、制作之精美为中国考古史所少见。它们是三星堆文化的表征,也是三星堆文化迈入了文明门槛的重要标志。

摩尔根认为:“当野蛮人一步一步前进而发现了天然金属,并学会了将金属放在坩锅里熔化和放在模型里铸造的时候,当他们把天然铜和锡熔合而产生了青铜的时候,以及当他们更进一步地努力思考而发明了熔炉,于是从铁矿中提炼出铁的时候;他们争取文明的战斗便已十成赢得九成了。”[[9]]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摩尔根的分期法进行了概括,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他视青铜器的出现为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两个重要标志之一(另一个是织布机)。虽然摩尔根、恩格斯主要以西方上古文化现象为例证,不主张将青铜器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但毫不否认其作为人类“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产物,在人类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种族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生成背景各异,各大古代文明的内涵并非完全一样。如玛雅文明的基础是建立于石器之上,而中国的上古文明的基础却是建立在青铜器之上的。张光直指出:“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unique)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在数量上,我们非常显明地注意到在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它古代文明中为多;我毫不犹豫地大胆宣称:就已经发现的铜器来说,在中国古代所发明的青铜器的量,可能大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铜器的总和;在中国所发现的青铜器的种类,又可能多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器的种类的总和。人类的进化史上,不论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的秩序或原因上多么相似,青铜的重要性像在中国这样中心性的是少而又少的。”[[10]]三星堆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是对张光直这一结论的又一实证。反之,张光直的观点,又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层面,为三星堆文化已步入文明社会作了一个有力的注释。

以大量青铜器物的出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实因该物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有着必然的联系。

从技术层面看,陶器是人类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质的化学结构后的产物,是人类认识、掌握世界,使之服务于自身的重大的发明。但陶器的生产只有取土、范模、烧制三个环节,而青铜器的生产却有寻找矿源、开采矿石、运输矿石、冶炼金属、范模、铸造等六个基本生产环节,其技术要求与陶器生产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标志着人类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社会分工层面看,青铜器生产环节复杂,技术要求高,必然产生专门从事该项劳动的人群,因此促进了农业与工业的分工,这就使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

从政治层面看,青铜器的生产意味着对劳动力、青铜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占有,而对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占有又必然以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产生、政治权力的产生为前提。同时青铜器生产的劳动规模扩大化、劳动组织复杂化必然导致社会逐渐走出在农耕生产方式中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结的结构形式,逐渐加入以地缘为因素的组成方式,由部落和部落联盟催生为国家。

从历史层面看,青铜器的生产必然以人们赖以生产的食物得以满足和出现剩余才有可能,否则就不会有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来从事该项生产,而生产食物的农耕活动的发展与男性的介入是不无关系的,同时,青铜器生产的劳动强度也决定了该项生产以男性为主。由此我们可得出如下推论:父权社会推动了农耕的发展,农耕的发展产生了相对剩余食物和劳动力,生活、生产资料的剩余不仅为私有制、阶级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也为部分男性从事青铜器生产提供了可能。正是父权社会、农耕经济为青铜器的生产确立了历史性前提。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核,正是以父权社会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

(二)城市的出现

村落和城市,虽然都是人的居住之地,但两者在社会结构和功能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是在现在,村落也还是传统性和农业文明的象征,城市却是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标志。而在古代,城市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出现。因此,对城市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一直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对人类发展阶段作出判断的一项重要依据。正是特洛亚古城址、迈锡尼古城址、克里特岛古城址的发现和发掘,揭示了古希腊米渃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摩罗·佐达罗古城址、哈拉巴古城址的发现和发掘,揭示了古印度文明;乌鲁克、基什、拉伽什、苏萨、巴比伦等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和发掘,揭示了美索不达美亚文明;安阳殷墟、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古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商代文明。

段渝指出:“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wiscivatas,本义指城市居民和社会,含有城市化城市的形成等意义。城市一旦形成,便宣告了史前生产方式和村落生活方式的基本结束,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标志着文明时代的来临。[[11]]此说甚是,但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由于农耕文化的根深蒂固,上古城市与村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以血缘关系结构社会的民族文化特征,并未因城市的出现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在三星堆古城内部,尚有相当部分的农田,说明居住在该城市的人口,还有相当部分在从事农耕。这一现象并非三星堆文化所独有。《管子大匡》载:中原的城市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不仅说明了在中原文化的古城中,居民的居住是人以群分,居住的地理位置与人的职业选择和价值取向相一致,而且说明了在中原古城中,农耕是城市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耕的发展,才使人由迁徙转为定居,所以中国上古的城市,是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12]]

上古蜀国筑城的历史悠久绵长,现已探明的有早于三星堆文化,属于宝墩文化的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紫竹、和双河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遗址,它们分布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和腹心地带,但这些古城规模较小,存在时间也较短;晚于三星堆文化,属于十二桥文化的成都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和黄忠遗址,以及属于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构成了古蜀文明的另一个中心城邑――成都古城的前身,显示了蜀人由岷江流域向成都平原迁徙的文化线索,证明了《华阳国志蜀志》所载开明徙治成都史实的可靠性。

三星堆遗址经二十世纪八十年来的大规模发掘,现已探明东城墙残长1100余米,南城墙残长800余米,西城墙残长600余米,墙基宽约40米,墙顶宽约20米,横断面呈梯形,系人工用土和砖采取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方法筑成,巨大的城墙是三星堆文化已建立了城市的最根本的标志。整个城墙东西长约1600-2100米,南北宽约1400米,城区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相当于商朝都邑的面积。按商制,方国之城必须小于都邑,所以三星堆不可能属于商朝统治系列。在三星堆周围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分布着十多处遗址,而且从地层学角度看,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其文化堆积从未间断,延续时间近两千年。这些都说明三星堆也是一个中心城邑。

三星堆古城城内结构复杂,从房屋建筑看,“既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仅2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更有甚者,还发现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13]]从分区功能看,有平民居住区、权贵居住区(或宫殿区)、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手工业作坊区、农耕区、祭祀区。从人口构成看:若按职业划分,有王室、贵戚、官吏、幕僚、将军、武士、宗教人员、商贾、工人、农民、艺术以及其它职业。若按民族划分,有蜀族、氐美族、濮族等等[[14]]。段渝推测,三星堆蜀都的居住人口达八万余人。

(三)有大型的祭祀场所

考古证明,在三星堆文化中,宗教活动是频繁而多样的,很多场面是宏大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些延续不断、规模壮观的宗教活动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呢?

就此问题,学者也力图在考古实物中寻求例证。美索不达美亚平原古代文明中的城墙是集防御和宗教功能于一身的。段渝认为:“三星堆古城高大坚厚的城墙,也是神权无限强大的证据。大多数庄严肃穆,隆重而热烈的宗教礼仪活动及其各种的仪式,就是在城墙那宽阔而高高在上的墙顶平台上举行的。兀立于成都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川泽上的城墙,配以光怪陆离,发出阴森惨烈光泽的青铜器群,能够产生巨大的恐怖和威慑效应,以其无法抗拒的物质形式震慑治民的心灵,达到巩固神权统治的目的。这就说明,三星堆城墙,其实就是象征神权政治的一座宗教性建筑。”[[15]]他还从三星堆城墙的功能与祭祀坑相邻的地理位置,并以美索不达美亚和中美洲城文明、印加文明的城堡、城墙功能为佐证,将三星堆城墙视为宗教性建筑,可备一说。三星堆得名于广汉三星乡三星村的三个土堆,这三个土堆位于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上,系人工堆筑而成,其内部有三星堆文化一期的陶片被发现,证明其修筑时代古远,许多学者认为这三个土堆系三星堆遗址的“祭台”,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这三个断续相连的土堆为三星堆城墙的残存。笔者不能判断其是非,但可用一旁证材料以资参考,成都北郊羊子山土台,底边103米见方,高约10米,外用土坯砌墙,中间夯土,被确定为大型祭坛。兴建如此巨大的建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肯定不是一时兴起,而必然有其十分重要的目的,也必然有其文化渊源,且羊子山土台四方三级,与大青铜立人像的基座――法坛形制相仿,这是饶有趣味的。

如果说以上的研究成果尚属推测,那么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不断发现的器物坑则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场所的确凿明证,不管这些器物坑的性质为何,它们作为祭祀场所是不容怀疑的。

《三星堆祭祀坑》认为:“从两个祭祀坑埋藏的大量神像、神灵、巫祝、祭器、礼器、仪仗、祭品等,已及用于镶嵌的各种宗庙用器来看,商代的蜀国已经有了规模巨大,气势宏伟,装饰神秘而华丽的宗庙建筑。出土的神坛(K2③296)和神殿(K2②143K2②1431)模型残片,可以看出商代蜀国宗庙建筑形象的缩影。为数众多的实物足以证明,至迟在商代晚期,蜀国已有多重结构的宗庙建筑”。[[16]]且大青铜立人所立之处、顶尊铜人所跪之处均为法坛、神坛。神殿、法坛显然不是铸造者灵光一闪的产物而源于现实。

另外,从陶塑中的牛、猪、羊及一、二号器物坑中大量的被焚烧骨渣和青铜器中的八鸟四牛尊(K2②146)、三鸟三羊尊(K2②127)、公鸡看,当时畜牧饲养业应该十分发达;从大量的陶质酒器和青铜尊、罍看,当时酿酒业应该十分发达;从大青铜立人和其它小青铜立人像的服饰看,当时纺织业应该十分发达;从城乡的分离、社会的分工、大量海贝出土看,当时应该存在商品交换的关系。而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金器的制造加工业,更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见三星堆文化中,虽没有《周礼·考工记》那样的聚百业分工、管理于一身的详细文献,然其社会分工已经十分明确,特别是手工业已独立于农业,成为了自成系统的生产部门。正合恩格斯所言: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17]]

国家是文明更重要的标志。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两座双手反缚跪地的石雕被认定为是当时的奴隶,“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18]]且青铜人像的大小,或站或跪不为无因,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等级,证明了奴隶制度和社会阶层的存在。《尚书·牧誓》记载,武王灭纣时便有蜀人参加。且器物坑中有数十件青器戈、一件玉剑出土。“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底座上,雕刻有一金身著铠甲的武士像,应为武士参加祭祀时的形象”[[19]],证明了作为专政工具的军队的存在。阶级、阶层、军队的存在,说明了三星堆遗址已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功能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蜀王国的王权行使范围和程度都已远远超出早期部落制国家的酋长权力,达到了国家君主阶段”[[20]]

综上所述,三星堆文化(至少在其后期)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但从其还未出现成熟的文字而只有少量简单的刻符来看,其又尚处在文明之初。

三、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的审美活动

“文明”的本质不外乎人的自然性逐渐淡出而社会化程度的逐渐提升,社会结构的重心由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转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逐渐让位于人与内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文明”的过程即“人化”的过程、人类追求“完善”的过程、按美的尺度进行创造的过程,古希腊艺术作为人类不可企及范本正是文明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判言:“文明”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追求美、迈向美的过程。作为更高级、更进步的文化形态,文明时代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相比是更高级、更理想化的时代。《易》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直视“文明”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而“艺术里真正是诗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21]]综观中国古代对“文明”一词的运用,非常重视其“文”的特征,关于“文”,孔子曰:“文质彬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周易·贲卦》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文解字》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含义,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均体现为一种“泛艺术化”的倾向,与理性深入化的西方相较,具有东方式的诗意人生态度和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习惯于“向后看”的古人,常常在史书中全然不顾在原始社会,“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的事实。[[22]]而把尧舜时代装扮成“桃花源”式的理想世界。同样是喜欢“向后看”的孔子,眼光却高人一筹,表示“吾从周”,以步入文明、理性抬头的周代为理想社会典范,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周代“郁郁乎文哉”。从某种角度上说,三星堆遗址亦属于一个“郁郁乎文哉”的社会。

文明之初是我们对三星堆文化作出的价值判断,其目的在于说明古蜀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要说明,迈入了文明门槛的古蜀人,不是生活在自然赋予的环境中,而是生活在由他们自身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人”的环境中。城市、青铜器、大型祭祀场所和宗教建筑、生产分工、国家均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他们改造着自然的同时,还在改造着自身,把人从自然中,从生产关系中进行提升,其活动过程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形成的过程,也是“主体间性”关系得以建立的过程。其活动结果,不仅意味着从自然到社会的活动范围的扩大,更表明活动层次的提高,其宗教活动展现于我们面前的宗教形式,已由民神相杂,家为巫史的原始宗教转向了由国家专职人员进行祭祀活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服务政治目的的国有宗教,标志着社会的秩序化;宗教内涵已由与生存本能相联系的死亡、生殖、丰产活动逐步转向了与精神相联系的神人交通活动,宗教效果已不是鼓励肉体的放纵(如生殖崇拜)而是转向了唤起心灵无端的恐惧(亚里斯多德关于悲剧的美学原则也是唤起心灵的恐惧)和祈福去邪的狂热激情(正与艺术的理想性相合)。其活动性质,不是动物性活动,不是本能的反应,而是包含了感知、情感、想象、理解在内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在青铜器、玉器、金器的质地、色彩、形制、像设、饰纹、图案中,更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感性显现的活动。这一活动是古蜀人个体融入群体,并以群体面貌整体出现的社会性活动,是古蜀人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动物活动也有其合规律性的一面,但其是盲目、被动、本能的,而古蜀人活动明显是超越了自然对自身的限定的主体性活动,因此,它是真和善初步统一,自觉和自由初步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初步统一的活动。总的来说,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活动,但要说明的是:古蜀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领域中,宗教活动处于核心的地位,造神、祈神、娱神,贯穿了其从精神到物质的所有层面,他们通过神来寄寓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也虔诚地匍匐于神坛的脚下,其自觉和自由,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有着历史的局限,这也决定了其审美活动并不完全成为自觉的、独立性的活动。

 

【注释】



[[1]]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思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页。

[[3]][]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4]][]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页。

[[5]]翁其银:《论文明的起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6]]李政道:《物理的挑战》,《科技时报》,20011031

[[7]]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早期文明》,《上海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8]]马文:《自有人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中州学刊》,1984年第6期。

[[9]][]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页。

[[1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二版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480页。  

[[13]]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4]]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15]]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6]]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1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页。  

[[18]]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19]]晓昆:《三星堆遗址社会性质初探》,《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1989年版。

[[20]]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21]][]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一卷),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页。

 

(原载于《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 第3  录入编辑: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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