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十周年，能回到“十一”，回到我们的母校，问一声大家好，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1960年的9月1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十一学校的礼堂门前，气球高悬，彩旗飘飘。我们来自在京各个部队大院的227位同学，被编成五个班，每人胸前别了一张彩色的长纸条，上书“光荣的小学生”，由此，开始了我们在十一学校六年的学习生活。记得在我们一班里，有八位同学来自总政万寿寺幼儿园。老师们将我们各班同学分成男女两队，让我们手拉着手，带我们参观校园。我当时是全年级最矮的男生，拉着的是也几乎是全年级最矮的女生潘美娜的小手。我们从图书馆门前出发，经过1.2.3号宿舍楼，来到大操场。那时的操场跑道是炉渣铺就的，小布鞋踩上去沙沙作响。记得在后来准备羊坊店地区中小学运动会时，我们年级的成群男生，曾拉着巨大的石碾，压平跑道上的炉渣。偌大的操场上，黄土盖地，没有草皮，寸草不生。南北两端的足球大门光秃秃的，没有比赛，就没挂球网。在这里，我们年级骁勇的足球队所向披靡，代表学校战八一，胜铁路小学。西面灰色的观礼台，是体育杨鹤玲、施林根老师发号施令，指挥我们做广播体操的地方。我们年级里个子最高的王海东同学是大队长，每当他由两个漂亮的女同学护卫，在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真是羡慕死我们。在操场的外侧，有一圈高大的杨树，在我们为争取通过“少年劳卫制”达标而拼搏时，树荫遮天蔽日，让大家获得片刻的喘息。
校园的西北角是洗衣房，东边依次由北向南排下来是红砖红瓦苏式建筑风格的卫生所，老师们的单身宿舍——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傅静山老师与师母的婚礼和他们女儿的出生。再向南，是端庄严肃的教学楼，是尊敬的向导校长、宋介主任和我们的老师们办公的地方。我们在老师的办公室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这两张报纸是我们最早认识世界的橱窗。
转回到学校的东大门，礼堂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有几缕水柱从喷水池中喷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不止一次的想跳进去游泳。
学校大礼堂是“十一”最神圣的地方。礼堂舞台的两侧，左边挂的是“马恩列斯”，右边挂的是“毛刘朱周陈林邓”。在这里，我们全年级曾在五年级时编排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片段。傅静山老师、魏鹤龄老师都是大革命中带镣长街行的“英雄”，而蔡江山等同学是歪戴帽子持枪押运共产党员的“匪兵”。我是这场演出的“道具”，从海军政治部借来了灰色的军装，从铁道兵文工团借来了道具枪，而蔡江山等同学戴的匪兵帽，则是从我自己当海军的父亲和任辉同学等海军子弟从家里拿来的旧式海军大盖帽。记得我们一班同学曾在这里表演小话剧《智慧花》，李燕君同学饰演天真温顺的小白兔，袁北北同学扮演凶恶的大灰狼般的“弹弓”。在这里，我们听独臂将军彭绍辉伯伯讲红军传统，听孙敬修爷爷讲雷锋。我和好多同学在这里宣誓入队，为我带上红领巾的是张迎建同学。我曾和张迎建同学谈过理想，她说，我长大了，想嫁个大官。直到今天，我也还关心着张迎建的婚姻，希望她梦想成真。大礼堂是最令我们十一学校学生骄傲的地方，我曾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攀比，争论谁的学校环境好，只要挑衅性的问一句：“你们学校有坐的下一千人的大礼堂吗？”对方顿时哑语，认输。
大礼堂的南边，是柏树环绕着的有几分幽静的五星花园。几棵株杆粗壮，冠盖茂盛的松树挺立在花坛中间。间或可闻到有几簇白丁香，紫丁香泛着淡淡清香。相信一定有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这里找人倾诉朦胧的情感。
从图书馆门前的大门，走进我们的平房教室，就来到红色瓷砖铺就的长长的走廊，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十一”教室的红色走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走廊里，挂着科学家的画像。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在走廊的最西头，一班、二班，直到五班依次排开。每升一次年级，我们就整体向东移动。每个班的教室黑板上方中央都挂着毛主席像，两边是毛主席的手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宽大的教室，放得下40多个娃娃。铁腿的木面课桌上，有我们乱画“三八线”，与邻桌的女同学撞胳膊，抢地盘。教室里唯一的电教设备是挂在墙上的有线喇叭。曾有同学在有线广播中，为大家演唱变了味的天津快板。推开教室南面的玻璃门，是广阔的平台，这是我们课间休息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大呼小叫地吹牛、半真半假地摔跤、吃饱撑了地打架，谋划着与美帝国主义较劲开战的小阴谋，赵领军同学要带领我们潜入南越，做中国的切•格瓦拉。更有调皮捣蛋者公然在这里追逐女生，宣泄着无穷的精力。也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赫然发现，有长着胡渣的“半大老爷们”跑来找他们的弟弟，才知道“十一”居然有初中部，有那不可思议的七年级学生。弟以兄贵，在班里的弟兄们排座次的时候，有兄者、兄多者，再加上自己胳膊粗，胸大肌强壮，自然座次排前，受领大王、二王的宝座，由此，高佩璟成了我们班的大王!
在十一学校，我们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中开始了六年的学习生活。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日子里，党和军队给我们十一学校的孩子们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每班都配有生活老师，照顾我们的生活。总政把北京市最好的师资，调来做我们的老师。每一位老师都把他们全部精力，全部的爱，倾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老师，似父母，似兄长，似姐妹，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们给我们讲理想，讲历史，王桂贤老师教我们音乐、宋白羽老师教我们绘画，老师们教化我们的心灵，启发我们的心智，鼓励我们做社会的栋梁。记得1964年的中秋节，老师们带我们在二号楼的平台上赏月，傅静山老师为我们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陈祖熙老师拉起小提琴，曲名是“毛主席的光辉进瑶寨”。我在那天突然想到了，我们离开十一学校以后的日子。我觉得我们同学们都一样，真喜欢“十一”。五十年过去了，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学校，觉得中国最好的，仍是我们60年代的十一学校！
与我们入校时的热烈气氛相比，我们这届同学的离校显得无奈和匆忙。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们正规的学习过程，十一学校被停办，我们刚刚考完了小学毕业考试，还没有等到中学升学考试，就都稀里糊涂的离开了“十一”，离开了校园，离开了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向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们道别。
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局面，导致了我们终身受教育的不完整，尽管在其后的经历中，我们中的许多同学又完成了大专、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业，然而当他人询问我们的母校时，我们却总是想也不想地脱口而出“十一”。
文革的疯狂，也伤害了我们与悉心教育、关怀我们成长的老师们的感情。尊敬的老师们，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在文革中粗鲁地伤害了您们，辱没了您们，请原谅我们的无知、无心之过。我们那时还只是个13岁左右的半大小子，半大闺女，您们要相信，尽管那时我们的言行粗鲁，态度乖张，但这绝非出自我们的本意。四十多年来，我们同学们一直为1966年春夏期间的不当的言行感到羞愧，受所有曾经对老师们不恭的同学们之托，我这里代表大家向老师们表示忏悔，并深深的向老师们鞠上一躬。请你们原谅我们，请你们相信我们，我们庚届同学们一定是你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最好的和最值得骄傲的学生。
五十年过去，我们深深怀念在十一学校度过的学习生活。这六年的2000多天的日日夜夜里，我们一同从懵懂无知的天真儿童成长为英姿焕发的少年，党和解放军，还有人民，将幸运送给我们，让我们在举国最困难最需要发展的日子里，进入十一学校，在准共产主义、准军事化的集体环境中生活学习，培养了我们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爱我们自己的军队的坚强信念，我们对此永远不会忘怀。
我们同样深深感激李金初校长和现在十一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是你们的努力，使十一学校保持了光荣传统和荣誉，并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教育领域敢为天下先，使十一学校成为全北京乃至全国和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中国教育品牌，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名校，让我们深感欣慰和自豪。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为母校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尤其是在学校革命传统教育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庚届的同学们，也感激十一同学会的学长们，是你们的努力，使十一同学会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军队本色，坚持为祖国强大发展而努力的一个社团组织的标杆，我们对你们深感敬意。
五十年过去，有的同学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怀念他们。有的同学因故未能参加今天的聚会，我们想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