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激进思潮及其反思——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民族意识觉醒的政治运动,更是一次破旧立新的思想运动。五四时期也是激进思潮集中爆发的时期,那些新派的风云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展开了整体性反传统和整体性西方化的竞赛。90年后立足当代语境的反思尽管比较艰难,但依然是必要的。

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首要表征是整体性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这在陈独秀、鲁迅、吴虞、钱玄同、胡适、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都有体现。

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教、帝制与科学、民主冰炭难容,若存其一,必废其一,“绝无调合两存之余地”。他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刻批判,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是传统伦理和政治的基础,它以不平等、强制、服从为特征,扼杀了人们独立自主的人格。由三纲产生的忠、孝、节等道德规范不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主人道德,而是以服从为基础的奴隶道德。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与陈子龙、戴震同样的意思,他借一个“狂人”的口吻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2]儒家伦理文化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异化为杀人、吃人的工具,这种杀人、吃人关键是杀掉和吃掉人心。

反孔宿将吴虞非常赞成鲁迅的说法,他在《吃人与礼教》中说:“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3]吴虞还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揭示了儒家伦理与专制主义的紧密联系,认为“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4]

钱玄同认为铲除“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最彻底方法是“废除汉字”,这种主张最早见于吴稚晖在《新世纪》第四十号上的一篇文章,云:“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对这种观点作了发挥,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把废除汉字和中国的救亡图存与文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吴稚晖和钱玄同的这些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赞成,认为“循之进化之公例,恐终无可逃。”

被称作文化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的学说尽管有其“温和”之处,如主张“整理国故”,在墨家、名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去寻求中国学术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结合点等等,但胡适思想的主流是激进的反传统,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足的文化,造就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使得当时的中国“百事不如人”。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6]P5)主张“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6]P9)一句话,“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因此,它“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不注意真理的发见和技艺器械的发明”,“不想征服自然”,“不想改革制度”[6]P10等等。“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知足的文化造就了愚昧懒惰的民族,使我们今天“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7]P458-459)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结果。

在吴稚晖看来,“一民族全体总和的道德,合千百年而衡评,谁实分两较高,便是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良;谁实较低,即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劣”,[8]即是说,国民素质决定着道德水平的高低。那么,中国当时的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如何呢?吴稚晖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说:“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便形成了如下这种状况:“只种民族的真相,还是只晓得擎了饭碗,歇工时讲讲闲话,完工后破被里一攒,一觉黄梁,揩揩眼眦再做工。……他们只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迸,指甲里的污泥积叠。……民族如此低劣,真要气破肚皮……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 [8]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所以道德水平自然也低下。

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另一显要表征是整体性的西方化。这在胡适、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胡适认为,建立在不知足的价值理念之上的西方近代文明接近于十全十美。他指出:西洋的近代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物质上的享受。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机械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9]P317)文化上的不知足造就了奋进不止的民族。所以胡适对资本主义世界极为崇拜,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还说,美国的劳工代表“站在大庭广众之中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等等。1930年,胡适还写了《漫游的感想》一文,谈了他对当时哈尔滨的一点感受。他认为,当时哈尔滨“道里”(原租界地)与“道外”的区别,就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区别。一边是电车、汽车,一边是人力车。租界里的一切都是好的,进步的,中国人管理的地方则是不好的,落后的。既然中国百事不如人,西方尽善尽美,那么出路很明显,就是走西方的路。他曾经号召人们“不要怕模仿”。从这一点出发,胡适表示完全赞成全盘西化。胡适宣传“全盘西化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只有走极端的道路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他认为,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情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合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其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这就是说,只有主张极端,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化。这显然是与陈序经目的性的全盘西化论相区别的一种策略性或工具性的全盘西化论。

在文化和道德问题上,吴稚晖也是明确地推崇西化的,他设计了这样一个方案:“《穆姑娘》治内,《赛先生》请他兴学理财,《台先生》请他经国惠民。”“如此庶几全盘承受。如此,专心在第一路上(原出于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指意欲向前奋斗的西方文化——笔者注)向前进,开步走是为正理。何可折回半途,(持中),哭哭啼啼,向老迈的孔鳏爷爷(孔子,泛指中国传统文化——笔者注),讨索冷饭剩羹;……强度鼻涕眼泪之岁月乎? [8]此处的赛先生”,指科学,“台先生”,德先生”,指民主,穆姑娘”,指私德。科学和民主已经被迎入中国,与此同时,吴稚晖也主张把穆姑娘大张旗鼓地请进来,如此三位一体,才算得上全盘承受西方文化,才能使中国走上文明和富裕之路。既然请穆姑娘主中馈,就应该改善习俗:商羊苹实,陈于客座。鸟兽草木,采作标本。老农老圃,再不许骂为小人……货恶其弃于地也,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其亲……出门与父亲亲嘴,(孺慕)上车替娘舅提包。(服劳)饭是摊着桌毯吃,还是一粒饭颗不掉;痰是隐在毛巾吐,莫说肮脏痰盂宜设;指甲修得烁光;须根刮得皓白。(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别人做事,莫好像饿煞仙鹤,延颈而旁观,千人一室,勿好像闲空瘪三,张目而互看。(施诸己而勿愿,亦勿施于人)小节说不其尽,大义更要效慕。朋友托孤,可千万家财,代管二十年,增产两三倍,积起账簿数箱,一一编号而交付。海轮触冰,顷刻要沈,送妇孺稳上端艇,二千人作乐唱歌,谈笑而共逝。” [8]反映出吴稚晖在生活习俗和伦理道德领域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设想。

立足当代语境,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价值,也应该看到它多方面的缺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以民主与科学为理论旗帜,深入批判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缺失和消极影响,并成功地实现了文字改革,推进了文学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诚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10]P788包括伦理价值理念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与农业文明和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一种思想文化类型,对于中国走出中世纪,对于具有现代化精神的“新人”的生成产生过阻碍和束缚作用,理应受到清算和清理,这也是五四时期激进思潮整体性反传统能够产生并得到许多人支持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五四时期激进思潮也存在着它的历史限制和种种失误。

第一,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领军人物们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认为科学民主与孔学绝对不能相容,他们所运用的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10]P789)五四时期激进思潮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虽然片面,但不可谓不深刻,的确是“片面的深刻”。然而,他们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从而导致了“深刻的片面”。

第二,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根植于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和传统原罪情结”,[11]P274)用文化发展的点截性否定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深深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而不愿自拔。我们不完全赞成雅斯贝尔斯的“文化轴心说”,不认同方东美的“文化复古论”等,但我们也反对线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今人一切都是,古人一切都不是,今人绝对地超越古人。实际上,古人、今人都是人,他们面对的都是大致相同的对象世界,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在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呈现出难以抹杀的共同性。冯友兰表述过一种观点,一个时代可以有崭新的哲学家,但不会有全新的哲学,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它的连续性,任何一座理论大厦都不会建立在虚无缥缈的云层里,它与先在和它在的思想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过去了的不可能全都过去,它包含着许多现实化和未来化的因子,是现代思想进一步建构和跃升的重要资源,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刮垢磨光,就有可能品尝到陈年老酒的醇香,从而获取丰富的滋养。

第三,五四时期激进思潮所反映出的是一种无能的心态,即把现代社会的落后归罪于古人,让古人为今人埋单。《学衡》19223月第3期上刊载了柳诒徵的一篇很有意趣的文章,题目是《论中国近世之病源》,文章说,“今人论中国近世腐败之病源,多归咎于孔子”,“误以为反对孔子为革新中国之要途,一若焚经籍,毁孔庙,则中国即可勃然兴起,与列强并驱争先者”,“余每见此等议论,辄为之哑然失笑,非笑其诋毁孔子也,笑其崇孔子太过,崇信中国人太过。”有人认为孔子思想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但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不乏西方国家,难道它们也是“奉孔子之教”吗?由此看来,“孔教非君主专制之主因”。中国近代的几次事变不应该归因于孔子,“论者试一详其历史,即知孔子无与于近世之变迁。壬寅之衅,起于鸦片烟,君试思孔子曾教人吸鸦片烟乎?”其实中国近世的病根,“在满清之旗人,在鸦片之病夫,在污秽之官吏,在无赖之军人,在托名革命之盗贼,在附会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诸人故皆不奉孔子之教”。“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比如,孔子教人以仁,而今中国大多数人皆不仁;孔子教人以义,而今中国大多数人唯知有利;孔子之教尚诚,而今中国大多数人皆务诈伪;孔子之教尚恕,而今中国大多数人皆责人而不克己。“总之,孔子之教,教人为人者也。今人不知所以为人,但知谋利,故无所谓孔子教徒”。诸上议论揭示了一些人习惯于拿古人替今人顶罪以掩盖自己无能的思想现象,认为近现代的中华民族的危机都是由孔子造成的。果真如此,那不是贬低孔子而是夸大了孔子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危机有着复杂的原因,不能全然归结为孔子。当然,上述议论包含为孔子开脱的倾向,回避了孔子及其儒学在中国走出中世纪时的巨大反作用力,这一点也是不对的。当代中国学术界也有这种倾向,把中国现代化步伐的步履维艰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力或阻力。当代的问题肯定与历史有关联,但主要应该在当代找原因,而不能总让古人负责。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拿古人当自己无能的挡箭牌,是错误的。

第四,五四时期激进思潮对中国传统习俗、文化以及道德价值理念的批判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根源,这就是杜维明所说的“弱人政策”,即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拿中国吸食鸦片、裹小脚、打麻将等恶俗与西方辉煌的物质文明相比,比较的结果自然会得出悲观的结论,从而走上整体性反传统的道路。

第五,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整体性西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种种疑难,他们对于全盘西化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回答很难令人信服。台湾文化自由主义的大师殷海光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做了如下一些精彩分析:“如果说全盘西化是必要的,那么这一要求(claim)只有在下列条件之下才有意义:西方文化百分之百的‘好’,而中国文化百分之百的‘坏’。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显然不是。如果西方文化是百分之百的‘好’,那么西方世界应该是天堂。如果西方世界是天堂,那么对外不应该有侵略,对内不应该有战争,并且不应该有社会罪恶。可是,西方世界对外有侵略,对内有战争,并且有社会罪恶,足见西方世界不是天堂。既然西方世界不是天堂,足见西方文化不是百分之百的‘好’。如果中国文化是百分之百的‘坏’,那么中国文化分子应该一天也活不下去。如果中国文化分子一天也活不下去,那么中国文化分子老早应该死绝了种。可是,中国文化分子不仅没有死绝了种并且还有许多。既然中国文化分子还有许多,足见不是活不下去。既然中国文化分子不是活不下去,足见中国文化不是百分之百的‘坏’。在事实上,既没有一个存在的文化是百分之百的‘好’,又没有一个存在的文化是百分之百的‘坏’;而是有些文化的功能较畅旺,有些文化的功能萎缩。” [12]P357-358)“在实际上,近代西方文化不是许多人士所想像的那样健全,也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卫生’,因此也就不是那样值得事事效法。” [12]P363)“任何人不可能把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新娘子似的迎进来。……我们不要想到实行一次‘文化洗脑’,来欢迎西方文化,这既不可能,又无必要。” [12]P366)指出了总体性反传统和总体性西化存在着诸种“认知不足”和实际困难。因此,五四时期激进思潮尽管有踏准时代节拍的合理性,但总体上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916,(1.

[2] 鲁迅.狂人日记[J].新青年,1918,(4.

[3]吴虞.吃人与礼教[J].新青年,1919,(6.

[4] 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J].新青年,1917,(2.

[5]钱玄同,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新青年,1914,(4.

[6]胡适文存三集[C].合肥:黄山书社,1996.

[7]胡适文存四集[C].合肥:黄山书社,1996.

[8]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J].太平洋杂志,1923-1924,(4.

[9]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选集第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1]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联书店,2002.

(原载《求是学刊》 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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