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名人汇聚“四明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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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明邨”，也有人写作“四明村”，但笔者依然喜欢用前一种写法。经常看“看懂上海”系列的老朋友都知道，老早底，上海滩房子的档子依次是：弄、里、坊、邨、公寓、别墅和洋房。

    一看“四明”两个字，老上海就会明白，这一定和宁波人有关。“四明邨”是四明银行，在1912年和1928年两次投资兴建，由凯泰建筑事务所的黄元吉设计，于1932年建成，为单开间、南向住宅。

    “四明银行”成立于1908年，是中国近代的一家商业银行，它就是由上海的宁波商帮领袖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江西路口创办的。创办初期，“四明银行”还发行钞票，在宁波、温州一带流通。

    四明邨占地1.9公顷，总面积为29150平方米。南面弄口，沿巨鹿路有一幢独院住宅，为118号，最初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的私人别墅。后来，周姓住家，在此业余开过乒乓房。

    孙衡甫这个人不得了，虽然从来没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但是，他是旧上海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之一。从1911年正式接手“四明银行”开始，就着手做了很多房产项目，而且，都是以“四明”来命名，在事业巅峰时，四明银行不仅发行了钞票，还拥有上海房屋超过1200幢。

    “四明邨”的对面，是有金黄色外墙、俄罗斯风格的上海展览馆（延安中路1000号）。展览馆原是哈同花园，五十年代时盖起了中苏友好大厦，与苏联交恶后改为现名。这里和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寺仅一箭之遥，从后弄穿出，经襄阳路上拱顶的东正教堂，不远就是繁华的淮海路。

    “四明邨”总弄堂宽有5到6米，支弄也有4到5米，便于汽车进出调头。有汽车间的房子，约占二分之一。可见，五六十年前的四明邨，已初具西方文明生活的雏形。不过，在那个年代，拥有汽车、洋房，依然是会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弄堂内共有“砖木结构联体房屋”118幢，属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每幢都有带铜环的乌漆大门，红砖墙清水勾缝。一楼客堂前为天井，后为厨房；楼上前部为卧室，另有有现代设备的卫生间。后披屋为三层，底层作灶间，上有二楼亭子间和三楼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设晒台。

    大多房子原为一户独用，后来变成了多户合用，八、九户合用亦很常见，甚至连汽车间也成了住房，活脱脱的“七十二家房客”，长年累月缺乏修缮、养护，损坏情况严重。九十年代，上海修建延安路高架的时候，“四明邨”第一排和第二排的房子被拆除了。

    扳扳手指头，曾在“四明邨”居住过的文化名人，就有十四位，其中就有清代翰林高振霄。高老太爷当时是上海滩的“四翰林”之一，浙江人，辛亥革命后，官当不成了，才寓居上海。

    袁世凯和后来的蒋介石，都请过高振霄，希望他出山在政府任职，但是，都被他拒绝了。老太爷宁愿教书，替别人写对联谋生。解放后，他倒是欣然应允，担任了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和政协委员。当年，政府也是照顾有加，不仅有车子接送，50年代时，高振霄就有150多元的工资，医药费还能报销，老太爷总是说，“政府想到他的心里去了”。

    后来经历了一场“文化革大命”，高家原先七口人住着一整栋楼，被迫让出了大多数房间，现在只剩下三楼的厢房和二楼的亭子间。高振霄的儿子、著名书法金石篆刻家高式熊先生，依然住在此处。只是，家中3000多本书已经被抄走，高家人后来只能重新买书，填满书房。

    除了高振霄，国学大师章太炎、诗人徐志摩、作家周建人，画家吴待秋、来楚生、陆小曼，书法篆刻家王福庵、朱积臣，电影演员胡蝶、严俊，书画家吴青霞等都在此居住过。甚至印度诗人泰戈尔，当年因为应徐志摩之邀来华讲学，也曾在“四明邨”小住。

    说到徐志摩，他和陆小曼婚后曾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才搬到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邨”的923号。陆小曼在这里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

    楼下当中为客堂间，陈设简单，只作穿堂。边厢房为小曼父亲卧室。二楼亭子间是陆老太太的房间。新房设在二楼厢房前间。后小间作小曼的吸烟室。二楼客堂间才是真正的会客室。也备烟榻，供客人使用。中间一张八仙桌是晚餐桌，因为小曼从不用午餐。她是把白天当作黑夜、黑夜当作白天的人。新人的卧室整天垂着深红色的厚重窗帘。

    三楼则是徐志摩的书斋，铺有厚厚的地毯，放着漂亮的椅垫。窗外那棵法国梧桐，把书斋映得一片碧绿——沉溺在这片“佳丽金屋”，却始终不能自拔的徐志摩，马上感到生活“已变成一个长夜挣不开的恶梦”。

    陆小曼平时派头很大，动辄一掷千金，徐志摩为博娇妻一笑，到处兼课，拚命赚钱，即使这样，还要经常欠债，急得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后来，徐志摩沦落得四处问朋友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颜面扫地，直到他坐飞机遇难身亡——据说，陆小曼临死还在念叨：“他要是不坐那趟飞机多好”。

    x，后来上海画院又吸收她当了画师；1959年，她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参事。因为从“四明邨”出去，不远就是静安公园，周围老邻居回忆说，当年还能看到她在夕阳下逛公园的样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1965年4月3日，一代才女、旷世美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已是惊弓之鸟的文人尤其敏感，谁也不想落下额外的文字冤孽，多添麻烦，因此，灵堂上只有一幅挽联：“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

    最可惜的是，如今“四明邨”的第一排房屋已全部拆除，“爱巢”也不复存在。只有徐志摩的诗句仍镌刻在这里：“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

    “四明邨”的其它文人，还有住过五十八号的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陈田鹤，得过台湾中山文艺奖的作曲家张昊，五十五号的古筝名手王昌元，九十号的上海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首席柳和勋。

    “四明邨”最早的住户，不仅有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后来还陆陆续续也搬进了些“大老板”：有的开办商行，有的经营汽车行......这些居民们都具备比较高的素质，以及良好的经济条件。

    弄堂里的第二排八号，住的就是先施公司的总经理黄祖康。他儿子黄康健小提琴拉得很好，与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结为夫妻。

    一个门牌号里一个家庭，是四明村住户的基本格局。大家庭十几个人住近十间房间、一个人住一幢房子都不稀奇。这些教养良好的居民们相互来往很少，邻里间几乎没有争执，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永远传不进弄堂。

    “四明邨”的“老土地”回忆说：“当年这里是法租界，绝对是上只角：弄堂门口有红头阿三守着，绝对不能摆什么小货摊，做小生意的人根本不让进。连拉黄包车的都晓得，这里的生意比较好做，和他说四明邨，没有不认识的。”

    作为一条弄堂，即便在动荡的年代，“四明邨”也一直保持着一贯的宁静。那里不曾有过到处都是冒烟的煤球炉，横七竖八的躺椅，东拉西接的水龙头，而这一切在上海是不多见的。“四明邨”里的房屋，每个楼层都配备了卫生设备，自来水、管道煤气也一应俱全，这在当时也是相当高级的。

    文革时，四明村的住户彻底换血，高级职员、资本家被扫地出门；工人阶级开始进驻“四明邨”。一个门牌号里从前仅住一户人家，而那时，最多的住进了七八户。

    当然，这一切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拥挤程度也有所降低。但是，四明村再也不是租界时代，不可逾越的地盘了，它已经变得平民化，成为了上海一条有着历史沧桑的老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