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2012.04.12 09:02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03期     作者: 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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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苏联剧变已经发生20年了。现在,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总结与思考一些问题了,特别是根据当今中国的现状,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及我国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还得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谈起

  “苏联剧变”一语中的“剧变”一词是指:(1)由列宁亲手缔造的、拥有93年历史和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地位;(2)存在了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独立后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进行体制转轨;(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方向发展。苏联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以美苏为两极的旧世界格局的结束。

  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已作了不少论述,但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也各不相同。应该说,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中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1]。因此,我们在分析苏联剧变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因素甲乙丙丁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任意夸大或缩小。

  (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经走不下去了,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2]我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苏联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其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党,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和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摆设。(4)苏维埃联盟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苏共没有注意改造党自身,从而很难保持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这种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2)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苏联工业中99.5%的是国有企业。(3)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的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使经济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并且排斥市场的作用,导致企业缺乏竞争,产品质量长期不能提高,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得不到改变,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和不可持续性,发展速度由高速到低速再到停滞,直至陷入危机。

  在斯大林执政的30年间,政治上从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另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中饿死的人都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的总产量为6480万吨,大大少于1913年沙俄时期的7250万吨;同期相比,肉类产量分别是490万吨和500万吨,人均谷物分别是447公斤和540公斤,人均畜产品分别是27公斤和31公斤。到斯大林去世时的1953年,苏联牛、马、绵羊的存栏数量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仍低于1913年的水平。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只在1928年到过西柏利亚的农村,目的是以强迫手段征收农民的存粮,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样的领导者能搞好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特别是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却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只是进行了一些修补,这使其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了死胡同,正如普京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3] 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4];“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5]。对此,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同志也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6]

  从以上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是不相同的。从政治上说,马、恩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长远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权力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恩的社会理想,其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可见,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看,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都相去甚远,在其主要方面并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因此,这一模式的失败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7]

  (二)对几个质疑的回答

  第一,有人引用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论断,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据此认为,不应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主要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党无疑应该遵循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科学结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苏共来讲,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其自身的状况对苏联的兴衰当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才能得出像小平同志那样正确的结论。如果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有效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环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然后又由这种制度来保证其长期存在和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就抛弃了由该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还应指出,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论断来论证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时,实际上是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有人曾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遗憾的是,提问者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发生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抛弃了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和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苏共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的党。

  这里顺便讲一下,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决不能动摇,并且要加大改革力度。他还说出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样的狠话。很显然,小平同志讲党的问题,也是从制度、体制层面去考察的。

  第二,有人撰文质问我,为何“把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这里首先要指出,我从来没有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归结于由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反映该模式的体制。我一直强调,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去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虽然斯大林去世已达几十年,在他去世后苏联也历经改革,但按照斯大林观点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因如此,我们在考察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时,还必须从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寻找,否则就不可能说清楚问题,就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的原因时曾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持下来,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斯大林所确定的那些原则——那些也为它后来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8]。

  第三,有人质问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坦率地讲,这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主要是因为:一、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二、在改革体制过程中,我们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排除“左”与右两方面的干扰,特别是来自“左”的干扰,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搞改革,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继续按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那一套走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今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苏联剧变提供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去思考这些问题。在此,仅根据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客观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不断地改革才能发展,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我们大多数人是十分熟悉的,但结合斯大林—苏联体制的实际,并考虑到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再来领悟这句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呢?我想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并未定型。中国共产党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9]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说明,中国还远未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远未定型,我们只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使社会主义日益完善和成形。在此过程中,我们必然要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0]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革命,是一场不断进行的革命,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第二,不断丧失改革机遇和在改革中的失误,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最终失败。历史上,苏联曾多次痛失重要的改革机遇。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促使俄共(布)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但由于列宁很快逝世了,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很短,其主要内容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于是通过“新经济政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能性便被排除了,苏联又回到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八年,这八年的实践表明,它符合苏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它的中止则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就此停止了。邓小平在谈到苏联模式时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里所说的“模式僵化”了,指的是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就把二三十年代搞的那一套做法,如超高速的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当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

  苏联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卫国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民经济与家园,尽快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还意识到,要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目标与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对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战前确立起来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严重弊端,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更使这些弊端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但在战争期间这些问题暂时被掩盖了,战争结束后自然很快就会凸现出来。从客观条件看,战后开始出现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此外,战争的胜利使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的个人威信也因战争胜利空前提高。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国内当时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的思潮,如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利用上述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坚持并强化了战前的体制。不仅如此,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发展,个人崇拜也发展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虽然看到了传统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认为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他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仍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之初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所说,当时摆在赫鲁晓夫面前的是斯大林留下来的烂摊子: “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为此,他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上正常的生活,主要措施包括:清除贝利亚,为在政治领域进行整顿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实行“非斯大林化”。其中,“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个主要标志。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由于在指导思想和政策等方面的失误,改革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且导致了国民经济混乱的严重后果。

  第四次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他能在总结赫鲁晓夫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创造的良好政治条件,继续推行改革政策,那么苏联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然而,勃列日涅夫不仅在经济改革上半途而废,而且在政治体制上出现了倒退,使苏联几乎浪费了18年的时间,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

  第五次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经济体制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得不到遏制,农业继续衰退,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难以应付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危机因素增加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等。他上台后首先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对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造,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问题,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遇到很大阻力,在1988年之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因此,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的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后来,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改革。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因而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可说是积重难返,所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主要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要想进行根本性改革已十分困难。正如资中筠同志在《冷眼向洋》一书中所说:“70—80年代,苏联体制已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

  以上分析说明,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进行改革。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究竟是改革过了头呢,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总结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呢,还是否定改革?其次,要在弄清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二)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甚至还出现倒退,例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国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发展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随后,我国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的建设,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扩大了地方权力等。这些改革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极大,往往出现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情况。特别是1989年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仅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存在不少争议的问题。在此,我打算根据苏联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1.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党领导一切,不断强化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制度,这在客观上为维护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一些领导人的专制独断提供了制度保证。关于实行党政分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6月就提出过。同年9月他又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政分开之所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党政分开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而且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仍未能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影响一些人借以获取特权利益的权力基础,因为党政分开必然会使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放弃行政权,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要正确对待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没有把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工作继续深入进行下去,进一步揭露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反而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按理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如果他能在正确认识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及时进行根本性改革,那么他在推动苏联进步方面有可能作出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沿着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结果严重阻滞了苏联的发展。总结这段历史,我认为应该认真严肃地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进行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去除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至今国内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似乎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老路才有前途。甚至有人说:“中国国内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如果有人揭露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就会被指责为“否定党的领袖”,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首要原因。还有人认为,重新认识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乃至罪行,是历史虚无主义。说这些话的人,其潜台词是十分明显的。现在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有人却为了维护在本质上、在主要方面不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的前途命运,这必然会阻碍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

  至于对斯大林,绝不像有人说的,在俄罗斯全国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高潮”,正在“还斯大林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就在去年俄罗斯举行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人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总统非常明确地指出,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在今年初召开的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还说,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不允许美化斯大林,今后要全面解密政治迫害档案。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以“九评”作为评价斯大林的标准,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只要一反斯大林,就有人会产生“如丧考妣”的感觉。有人引用据说是斯大林在1943年说过的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并认为这股“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吹起来了”。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那股“历史的风”并没刮起,而是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建立给人民以生活幸福和尊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消除独裁、暴力、践踏人权和滥杀无辜的风。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的风会一直强劲地刮下去,谁也阻挡不了,因为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斯大林是孤独的,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他将会更加孤独。

  第二,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并且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影响,这种集权体制还往往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例如各级领导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家长制,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种种弊端时指出,这些“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中国的家长制作风有其非常悠久的历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党政领袖人物及其理论,国人是否都有深刻的认识呢?如果有了一致的认识,是否能下决心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看未必。个人专权的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现象、种种特权等仍然存在,有些问题反而更加突出了。甚至至今还有人不赞成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根据毛泽东“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认为中国早应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还有人利用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的不满,拼命制造舆论,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去。以上情况说明,如何正确认识历史和评价领袖人物,对我国今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3.实行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斯大林时期不断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后使党变成了个人集权制的政党,没人敢对斯大林说半个“不”字。赫鲁晓夫掀起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浪潮,但他后来亦搞个人崇拜。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在握之后,同样也搞起个人崇拜。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产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进行重大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又没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常见的普遍现象。勃列日涅夫时期,重大问题往往在小圈子里决定,党内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的民主政治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到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都知道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要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困难。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党内民主没有很好解决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党内民主,人们已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很多设想与建议,如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发挥广大党员的监督功能等等,这些对改进党内民主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干部制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主要管党的干部;二是党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某个领导决定或上级党组织任命。不改变这种情况,党内民主只能徒具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党的干部很难对上级领导提不同看法,更不用说提批评意见了,因为自己的仕途、命运都掌握在上级领导和组织手里,因此,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往往是唯命是从、吹吹拍拍、阿谀奉承,这使许多领导人染上了沉溺于歌功颂德的恶习。党内民主不解决,就难以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我们党也就难以成为廉洁、公正、现代的政党。

  4.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障碍。从苏联的情况看,政治体制倒退虽有多种原因,但最为重要的,一是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特权,二是理论上“左”的教条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拥有,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应该说,党中央已把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了。

  我认为,目前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也有人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影响力。有些文章认为,这个阶层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部分垄断行业的高层人员,利用他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公享的成果变成了部门利益,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规则、控制市场、左右价格,为坑民肥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二是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凡有利于自己的就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就不执行,企图使体制缺陷长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或通过收卖权力获取资源优势,其行贿活动从经济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有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因此,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共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较为重视理论探讨和与时俱进,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理论创新、活跃理论探讨方面有了好的客观条件,“左”的教条主义障碍就消除了。至今,还有些人动不动就挥舞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它当作压制别人的武器。还有人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以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推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身上。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上述问题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到位,公民的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法制建设没跟上等原因造成的。为了继续深化改革,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对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案,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来构建和完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要特别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充分估计到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如果不及时革新理论,党就会失去在思想上的先进性,也就不可能准确认识当今世界;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和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否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要用新的理论指导改革,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同样,改革也是促进理论发展、使党始终具有先进性的一招。言论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要鼓励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读书》杂志2006年第11期有文章谈到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论言论自由:“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这话说得多有哲理啊!所以说,不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抛弃“左”的教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永远成为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其共性,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又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也在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和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那么,对推进民主共性的改革将造成困难。

  (三)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苏联长期以来把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视为“经典”,在改革过程中只要背离了这些“经典”,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苏联长期以来不断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从不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政治体制改革也从不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姓“资”姓“社”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吸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即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

  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或普世价值观的重要内容。那么,为什么近年来有人反对和批判普世价值呢?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一再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实现或没有完全实现,存在很多缺陷。这的确是事实,但并不能成为反对普世价值的根据,因为:一、西方国家未能很好地体现普世价值,那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更好地去实现之;二、普世价值既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人们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也是人们力图通过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但它的实现有个过程,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我们总不能因目前受经济、文化水平所限,普世价值观尚难很好地实现,就不让人们去研究和宣传它,而应通过全面改革体制使国家朝着现代化迈进,从而使普世价值观在我国比在西方国家能更快、更好地体现出来。2006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2010年他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把“人民的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也与马、恩把社会主义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主张是一致的,体现了马、恩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理想。

  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1861—1863年经济手稿》中,马克思又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马、恩的上述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共同文明或普世价值观,因此,它理应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进行改革的正确方向。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期间的教训是特别值得我们吸取的。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这与他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需要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他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最紧迫的任务本来是通过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缓解矛盾,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了,任何改革都是权利和利益在各阶层间的一种调整,都会打破原来的平衡,从而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但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则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社会走向停滞。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就当今中国来说,要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停滞不前,与人们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片面理解有关,一提政治体制改革,有人就认为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保持稳定也不应以放弃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了短暂的社会稳定,但积聚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衰亡,这个惨痛的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总结与吸取。

  (五)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变,说到底也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

  当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为何从增长率递减逐步发展到停滞时,一个十分明显的结论是,这个时期的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没有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始终未能转变,说到底是受其经济体制的制约,对此我在前面已作了论述。这个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一直到苏联剧变二十年后的当今俄罗斯,其经济仍受到增长方式的严重影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迄今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低效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议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两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俄罗斯独立以来,一直在努力从资源出口型向以高新技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正如梅德韦杰夫总统所说:“20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地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把初级的原材料经济……带到我们的未来?”目前,俄罗斯的能源等原材料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左右,高科技产品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俄罗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比重的0.13%,比菲律宾少67%,比泰国少78%,比墨西哥少90%,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少92%,比韩国少94%。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受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影响,2009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7.9%。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和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开始对世界各大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拿能源消耗来讲,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水平的2.2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另据报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本很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和能源成本,消耗了占世界总量50%左右的煤、水泥、钢铁和1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支撑着每年8%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占世界GDP总量7%左右这样的经济成就;二是我们的环境被严重污染,这个事实有目共睹;三是劳动力价格被过分压低了,消费严重不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严重偏低。可见,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竞争力,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通过加速出口来实现,必须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还很大,2008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为35.3%,而同期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世界平均在50%上下,与之相比我国的消费水平还很低。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性,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要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已把改变发展模式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

  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说,经济结构调整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和进行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革,正如李克强同志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开幕式上的致词中所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关键在于理顺体制机制,难点是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在今年3月于北京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李克强又强调,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社会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变革,需要健全的体制机制作保障,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五个坚持”,清楚地阐明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和重点。有学者指出,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未来,这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总之,上述情况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只局限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要适时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阻碍因素是经济体制问题;第三,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如果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时期,这与他执政18年未能改变落后的经济增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国的体制改革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6]转引自王文滋《胡绳晚年论社会主义模式》,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7]《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8]参见《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9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作者单位:俄罗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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