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6/25 117
2076-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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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月報工作小組
林純德/王君琦/古明君(召集人)
葉秀燕/吳鄭重/李衣雲
陳穆穎 (執行編輯)
一般論文:舞到西門町:從空間解嚴到主題樂園
吳佳盈 (臺灣大學社會學 碩士)

一、 再造西門町 

「西門町」闢建於十九世紀末期。戰後中國移民與城鄉移民遷入台北市後,西門町因為政治經濟投資與各類再生產活動的集中下形成都市中心。[1]1980年代都市發展東移,西區的投資流失,台北市開始面臨舊市中心的再發展壓力。1985年台北市政府規劃了「西門町徒步區」嘗試將西門町轉型,但1990年實施後,卻未能如願創造西門町的第二春。人潮與投資一去未返,西門町亟待發展。

回顧1990年代西方都市空間變遷,新自由主義空間大量出現。地方政府因財政不佳退出都市公共空間的管理,將街道、公園、廣場等公共空間讓渡給私人企業或房地產開發商進行再開發。美國都市研究學者Sharon Zukin1995)認為紐約市在「商業促進區」計畫通過後市中心大量出現的新型公共空間,是以迪士尼樂園為樣版來打造。這類空間的管理與控制,重視將歷史與多樣性透過視覺符號的安排陳列,表現出秩序與一致性。她認為這類公共空間的出現靳傷了都市的公共文化與政治,因為大型私人企業取代了政黨、宗教的角色,透過公共空間視覺符號與文化活動的安排把都市人複雜的族群關係與認同塑造為單一視野。「在再創造一個可消費的文明形象的同時,也控制著它的多樣性。31)」,公共空間每日發生的都市生活的社會差異與文化衝突轉由文化消費來整合。當都市的經濟發展日益倚賴以視覺文化為基礎的象徵經濟,公共空間的生產便成為象徵經濟生產與消費的環節。吉見俊哉(2000)在分析1980年代日本大眾消費文化的轉變的路徑時,也注意到迪士尼樂園式的公共空間的出現。1970年代西武集團在澀谷公園一帶進行都市更新,他們設計一個與周圍區域歷史不相干的空間,獨立出來轉化為舞台。這個空間依據「主題」跟「品味」來建構,如同迪士尼樂園一樣扁平、片段化,每個人在舞台化的街道上搖身成為表演者,扮演著可消費的自我形象(216-7)。都市公共空間裡發生的不是差異相遇,而是舞台表演。不論紐約或東京,迪士尼化的公共空間成為都市再發展的潮流,消弭了政治性的差異與文化衝突,差異被轉變為多樣性的商品或體驗,陳列在炫目的舞台空間。Hannigan1998)所言為了吸引觀光客而將城市空間娛樂化(Fantasy City)正是這些地景改造的核心。

台北市近年來的公共空間改造,明顯可以看到置於文化創意產業結合觀光的經濟發展策略中。這正是Zukin指出象徵經濟與公共空間生產的趨勢,迪士尼化的公共空間正在台北市不斷出現。「西門町」不但是台北市最早進行都市更新的火車頭,也是最明顯的朝向主題樂園發展的公共空間。研究晚近西門町再發展的文獻多以消費空間的轉型看待西門町的變遷。潘瑾怡(2001)認為西門町變遷的動力源自地方社群與國家對全球化過程的回應,公共工程的投資促成西門町形成全球資本與商品、符號組成的「流動空間」。李明璁(2010)從歷史與人類學的角度追溯西門町形成「擬東京」地景的文化路徑。他指出1980年代以前西門町便存在消費日本商品的次文化群體。這群「想像日本」而在西門町以消費活動實踐的單幫客與消費者,在國家計畫東移後繼續蓬勃發展。跨文化消費的實踐所生產的次文化地景,影響了1990年代晚期以後國家對西門町的再造計畫。國家以打造「像日本一樣」的空間作為西門町再發展的訴求,同時透過日系生活雜誌為媒介由商家與消費者不斷再生產合乎想像東京的消費地景。遲?昌(2001)批判這段打造「哈日之城」的發展過程是國家與資本家組成的成長聯盟,利用西門町既存的青少年美日消費文化打造象徵經濟。然而回到歷史的角度來看,1980年代晚期西門町的衰退促成「促進會」等地方組織興起,由房東、地方政治精英與商家組成的地方成長聯盟遊說國家進行多項都市更新計畫。在都市更新論述形成的過程,「青少年化」帶來失序的危險,是西門町商業區停滯衰落的指標。雖然青少年或許挽救支撐西門町不斷下滑的經濟,卻無法帶動成長。青少年的低消費力與失序問題,與西門町的沒落相互生產著。上述文獻無法解釋國家計畫何以跨越地方商家對青少年化的疑慮,讓青少年作為西門町再發展的主體(或主題)。

是以本文從台北市1990年代晚期政治條件的變化提出解釋。1994年底,在野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上任後進行一連串打造台北市市民主體的空間與文化政策。陳水扁市府強調「市民參與」的空間規劃制度,並且提出「空間解嚴」的政策方向(Huang, 2005)。透過「還空間於民」的種種行動,企圖瓦解殖民時期以來的「偽公共空間(夏鑄九,2000)」,恢復城市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因此訴求威權統治下被壓抑的多重都市主體經驗在公共空間重現,由「多元族群」在公領域的正當性與現身組成「台北市民」的圖像。這不僅是回應1980年代以來的各種社會運動,也為了緩和、整合台北市在「後威權」時代的認同。「市民」的浮現與公共空間解嚴政策成為1990年代晚期台北市都市再造工程的最前線,對台北市晚近公共空間的變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亦是西門町再發展以青少年為主體的關鍵因素。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青少年才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1995年到1999年西門町「青少年徒步區」的打造,處於公共空間私營化與「市民化」的交接點。[2]在缺乏大型房地產資本、跨國資本投資興趣下,舊市中心西門町擁有地方政府得以主導「打造新市民」空間的條件。從這樣的觀點,西門町改造就不只是消費空間的議題,尚有市民與公共性的再造的面向需要進一步瞭解。Fran Martin2000)在分析同時期新公園改造計畫時指出,新公園改造過程國家與同志群體的衝突,源自在西方自由主義下界定的「公民」概念下公共空間的重塑展現為區分公、私領域的行為規範。西門町青少年徒步區的規劃同樣是國家透過打造青少年空間而重新界定青少年的過程。陳水扁市府以「青少年飆舞」為媒介,在西門町與青少年化累積而成的次文化相遇,不但企圖改造西門町,同時也不斷挪用與改造西門町的青少年文化。因此本文認為應由打造「市民」的過程在公共化與私營化之間的拉扯的角度來理解1990年代晚期以後的西門町公共空間變遷。邊緣群體與國家、都市經濟發展之間的動態關係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因此分析的焦點在於,隨著臺北市政治經濟機制轉變,青少年與公共空間的關係發生什麼轉變?1990年代以前被視為失序的、邊緣的,到1990年代晚期受到國家支持、賦權成為實踐「空間解嚴」的象徵與主體,再到2000年以後公共空間管理的迪士尼化,出現在強調邊緣群體組成市民(多元市民圖像)的公共空間重塑工程下的青少年空間,以及作為關鍵角色的青少年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國家、資本的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本文分析的經驗範疇涵蓋1980年代晚期西門町失去中心地位迄今,包括1990年代徒步區設置過程以及1999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以後的公共空間生產。藉這樣的歷史跨幅看到「青少年」角色的變化,也讓我們思考邊緣群體的公共空間近用權如何取得又如何脆弱。本文以報紙資料做為歷史事件與再現的資料,為歷史的主幹,再輔以曾經參與其中的官員、社會團體與地方組織的成員的訪談,遺憾的是缺乏當時參與得青少年的第一手訪談資料。[3]

二、 佔領西門町 

1984年太平洋SOGO百貨開幕,「東區」成型後,在1980年代經濟再結構下作為都市中心的條件已是西門商業區難以匹敵(夏鑄九,1987;曾旭正,1994;鄧宗德,1991)。新興白領放棄西區而轉向東區,「東區」與白領中產的意象相互強化,逐漸成為高級消費中心的象徵。西門町則降為普通消費區,到1990年代初期不但外來縣市人口比例高,學生所佔人口54%也居冠(王鴻楷、陳坤宏,1996)。《民生報》1988年針對六百多名民眾的電話調查中,有五成左右的民眾認為西門町已經沒落,認為「西門町不如東區進步」(民生報,1988/1/20)。被遠離的舊中心承載負面的意象,變為令人卻步的「都市黑街」。[4]電玩、色情黃牛以及財務犯罪、治安問題,瀕臨都市居民的容忍界線,前往西門町的人數大不如前。[5]但即便「大人出走」,西門町並沒有被棄如空城。西門町雖然失去做為中產階級中心的條件,卻因此質變轉而發展出以學生為主的低價舊鬧區新地景。當東區成為台北市經濟再結構下的新政治經濟「中心」,西門町則形成了與此相對的「邊緣」。西門町因中心化又去中心化以及使用族群的消長開始散發其都市邊緣空間的鮮明色彩。[6]1980年代西門町「青少年化」,成為台北市或外地青少年的聚集地。不但是以「原宿龐克」的面貌佔領了西門町,也充滿青少年苦悶茫然所在的「青春囚城」。[7]

青少年在西門町市中心時期便是眾多活動人口之一。歷史上青少年在西門町的活動常以失序的面貌出現。除了看電影,1970年代賭博性電玩的流行,吸引青少年蹺課、蹺家流連。西門町是電玩大本營,也引發許多因為沈迷電玩的青少年財務犯罪。[8]面對青少年聚集在西門町遊蕩玩樂造成的失序問題,除了警方加強監管,當時台北市長林洋港還提出在理教公所舊址興建青少年育樂中心的構想,將青少年集中管理,好讓青少年「不會再到西門鬧區遊蕩(聯合報,1977/9/26)」。儘管國家的雙眼緊町,1980年六月初,因為七、八百名中國海專與開南商工的學生在西門町互相尋仇、相約械鬥,引起大批憲警到西門町各路口實施戒嚴。[9]西門町聚集青少年,也產生全台北市最高的青少年犯罪率,少輔會指出:「除了假日週末,西門鬧區平日亦聚集著不少青少年,並形成特殊的次文化活動型態。且根據統計,台北市去年一千多件少年偏差行為,西門地區即佔百分之七十,顯示西門鬧區除了商業文化外,更有必要注入新的文化,引導青少年正當休閒。(民生報,1987/1/10)」。1987年電玩解禁後,西門町因電動遊樂場不斷增加再度熱鬧起來,短時間內又成為遊樂場的大本營,圍繞著青少年的休閒娛樂產業也更加蓬勃。[10]西門町宛如青少年的遊樂場。

「大人離去」以及商業資本離去的縫隙,服飾、速食店、舞廳、冰宮、電動玩具店等接替發展的青少年零售娛樂業,置換了1970年代快速創造性破壞時期遺留的痕跡。1980年代媒體形容「西門町猶如日本的原宿」(經濟日報,1985/9/2),西門町「處處可見「原宿式」打扮的青少年(聯合報,1985/4/20」,形成與東京「原宿」疊合的青少年次文化地景。1980年代的「原宿文化」跨海而來,形成青少年哈日消費的先端,改變了本地的青少年,也改變了西門町的地景。1980年代初期,日本東京的原宿以青少年聚集的「竹子族」次文化著稱。「竹子族」發展在1980年代初期,接收英國所傳遞過來的形式化了的龐克,「龐克」也在1980年代中期也傳到臺灣(詹宏志,198935-6)。英國人類學家Dick Hebdige2003)指出英國青少年發展出「龐克」次文化,在引起廣大的迴響後,被商業資本收編成為流行商品與符號。龐克透過東京輾轉來到西門町,透過消費與商品表現,也透過青少年身體在街道上遊走流連。1980年代的龐克規模龐大,透過聚集在「萬年」大樓、「西門新宿」等地的專門商店的出現取得商品來呈現。[11]藉著商品機制擴大流行,席捲西門町巷弄、大人離去的百貨公司,把西門町「原宿化」。

回溯更早以前青少年在西門町街道造成的騷動。儘管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處於戒嚴的高壓統治,在看電影、逛百貨公司等主流的大眾休閒娛樂(集體消費經驗)主流之外,西門町彼時晚間的電影街人潮雜沓,也可見到次文化的騷動痕跡。「留長髮的年輕人在街上被少年隊追趕」是1970年代初期令人印象深刻的西門町街頭奇景(訪談稿G20091216)。在1969年到1972年間,警方好幾次大力掃蕩「奇裝異服」或蓄長髮的行動。警方展開所謂的「伏妖」專案,將不良少年、奇裝異服人士、蓄長髮人士等等不同的分類皆視為「妖形人物」。[12]這些青少年在西門町集體現身著奇裝異服而「招搖過市」被視為挑釁秩序,儘管沒有什麼實際的犯罪行為,但是被視為潛在有問題,警方常常進行百人、甚至高達四百人、六百人的大規模取締拘留。[13]這些在外表上奇裝異服招搖過市的年輕人,趙彥寧(2001)認為,動員戡亂時期「奇裝異服」是警方監控甚至取締的對象,管制「奇裝異服」也籠統地合法化對同性戀的取締與騷擾。林懷民(1969)在小說《蟬》中記述嬉皮、同性戀如何發生在無光十色煙霧瀰漫的1960年代末期的西門町。小說中出現的「野人咖啡室」是1960年代末期重要的青少年次文化空間,野人咖啡室在1969年因為爆發集體吸食迷幻藥而轟動社會,顯露出西門町在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娛樂區,底下卻暗潮洶湧。[14]

青少年在西門町街道、地下室空間、中華商場走廊、廁所流連的身影受到管制,1980年代,青少年在西門町街道又再次集體現身,「青少年」、「原宿」的連結與想像,在1985年台北市政府為活化西門町所舉辦的「徒步區示範活動」中達到高峰。

台北市政府在1985年間,為了吸引台北市民回來西門町,參與即將進行的徒步區規劃,特別舉辦街頭表演活動,但是「出現在行人徒步街的,幾乎全是青少年…(民生報,1985/6/9)」活動期間最受歡迎的是近百人的霹靂舞表演。[15]西門町出現的原宿熱潮,吸引日本NHK電視台前來採訪,使得西門町的原宿文化的風潮更加盛行。[16]多達百人的青少年現身也在這一次活動,躍上全國的舞台與視野。這些青少年們無視政府原先的計畫與規定,在西門町的街頭,媒體形容: 

有的人的打扮就如歐美、日本的青少年,也因而產生許多不尋常的活動。…五、六個霹靂舞團得知昨天的盛會,也都紛紛自備音響,未經市政府允許,舖上地布就跳起舞。只要那裡出現舞者,必定有大量觀眾。

(民生報,1985/6/9 

於是一場試圖扭轉西門町充滿青少年意象的示範活動,卻確立西門町的青少年意象也強化了西門町跟原宿的連結。西門町變成了「台北的原宿」,青少年成了西門町的主角。西門町已經成為青少年的社會空間與象徵空間。

青少年以模仿原宿龐克在西門町聚集現身,佔領了西門町的街道,雖然招致模仿、商品化或是奇裝異服的批評,甚至譏為「糊塗龐克」[17];但是也出現關於青少年使用公共空間的討論,中興大學建築系漢寶德教授便提出了西門町做為紐約、倫敦的蘇活區,東京的原宿這樣的次文化空間的想像。他說: 

也許台北市已經到了擁有自己的青年特區的時代了。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倫敦的蘇活區,東京的原宿,是青年的樂園,也是創造力旺盛的泉源,各種文化力量的交融的洪爐。… 台北市的西門町是否可以發展成為這樣一個中心呢?

(漢寶德,1986

吉見俊哉(2000)認為日本1980年代的大眾文化源自「消費『美國』」,都市空間迪士尼化、舞台化投射日本人對自我的想像。西門町是青少年對外來文化想像與實踐的空間,在不同時期的西門町,分別透過想像著嬉皮或原宿龐克。西門町與東京「原宿」、「舞台」的連結給人的深刻印象,在往後對西門町的再發展想像也不斷被不同的社會行動者提及。日後在1994年台北市長候選人趙少康的政見、藝文界的請命、台北市都發局的想像,都不斷的出現把西門町作為台北的原宿或蘇活區是復興市中心的替代想像。[18]

三、 打造青春國 

1999年五月,台北市西門町徒步區的更新工程落成,台北市政府在揭幕慶典上宣告西門町將重返台北市重要的公共空間。西門町藉著打造青少年主題徒步區擺脫老舊的印象而得以閃耀登場,吸引人潮回流成為充滿美日風味的新型消費區。[19]始於前任市長陳水扁的「打造青春國」公共空間重構行動開啟重新置換西門町符號的過程。 

1. 空間解嚴到公共空間整頓:青少年論述的改變

陳水扁市府藉由三場青少年飆舞瓦解本來受到威權禁錮的偽公共空間「廣場」與「街道」,後將青少年飆舞延續到西門町做為長期的社區營造。[20]「青少年」做為陳水扁與國民黨所象徵的威權所區隔重要的政治符號,「打造青春國」具有與舊威權政權切割、打造「解嚴台北」的政治意含。市長選舉呈現台北市族群關係的內在緊張,陳水扁或民進黨的執政難以用「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對立差異來爭取支持。反而在「民主」與「威權」、「改革」與「守舊」的對立中,「年輕」與「叛逆」是陳水扁對抗國民黨最有力的要素。空間解嚴跟一系列的「飆舞」活動,是陳水扁執政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蕭民岳(2008)指出陳水扁當選市長後舉辦一次又一次的「飆舞」,是創造民眾在同一空間聚集共同經驗,用跳舞來遠離與國民黨威權統治緊密關聯的台北市城市意象。因為在戒嚴時期舞會受到國家禁止,在當時偷偷舉辦舞會是有一種反抗政治權力的味道,「是屬於那個年代的青少年反抗,是某種偷渡、逾越界線的行動(39)」。舉辦「飆舞」不但有如平反了過去受到威權政治所禁制的民眾集結、宣示新政府不再是壓制個人生活的威權政權,而是與民眾站在一起的改革盟友,也是藉由「身體」來鬆動、踰越舊空間的禁錮、界線。「青少年飆舞」更是象徵著改變後的時代,與過去截然不同。陳水扁在19941225日就職前夕市政府前廣場的聖誕舞會,特別邀請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參加。[21] 1995年高中聯考以及大學聯考結束後的夏天,台北市政府再度封街舉辦青少年飆舞活動,並且表示刻意捨棄體育館而選擇重要街道封街,就是要在舞會全程讓青少年「當自己的主人」、享受「小小的犯罪」的快感(聯合報,1995/7/10)。陳水扁市府用青少年飆舞做為新政權的象徵顯而易見。

新生南路封街飆舞後,出現「西門町本來就是青少年的」的聲音,希望將對青少年公共空間的重視落實到西門町進行社區營造。[22]在青少年飆舞的脈絡下,「舞台」是對青少年空間的想像,也是西門町改造的隱喻。在市府社區營造計畫下的「青少年造街」,邀請兩百位青少年代表發表對西門町空間的感受與看法,並邀請都發局長與科長列席。都發局長在甚至在會中表示應該讓青少年自主管理西門町空間。[23]將「建構一個屬於青少年文化的西門町街道(導航,20031)」作為西門町再造的宗旨,希望賦權給青少年,青少年在西門町不只是一個消費者的角色而能夠更主動的創造西門町空間文化。[24]這樣的論述將被視為「外來」的低價消費者跟麻煩製造者青少年「反客為主」做為西門町的新公共文化生產者。西門町聚集青少年,但沒有人會認為西門町應該屬於青少年,打造青春國計畫首度背書了青少年在西門町公共空間的正當性。

然而將飆舞移師到西門町,也必須面對西門町再發展壓力的脈絡。對想要恢復西門町榮景的商家組織來說,青少年或許是「消費新星」,支撐了西門町下滑的經濟,卻也不構成之後再發展的基礎。青少年化所代表的低消費力、失序問題,卻同時跟西門町的「沒落」互相生產著。如媒體所報導:「話說當年西門風光,真是多采多姿。但最近幾年來,特色消褪,已淪為年輕一輩游蕩混混的所在,使有潛力的顧客望而卻步(聯合報,1985/10/27)」。因此青少年特區的設置,屢屢受到商家因為青少年消費力低落表態反對,例如1996年青少年造街計畫討論之際,即有徒步區管理委員會的成員表示徒步區可以提供活動空間給青少年來表演,但不希望徒步區「成為低消費力的青少年的天下」,而期待能吸引更多「高消費力成年人」來購物(聯合報,1996/2/6)。1988年地方政治精英與企業組成「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開啟一連串遊說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市更新計畫力圖「拯救西門町」。[25]青少年在西門町環境惡化的論述裡,扮演了「既是無辜受害者亦是危險加害者」的角色。促進會與少輔會合作並獲得企業支持,對青少年進行輔導與保護的工作,透過控制青少年改善西門町環境的髒亂與危險,導向「健康遊樂區」,「使「西門鬧區文化」引導至正向[26]。這樣的力量跟台北市政府「打造青春國」要賦權青少年作西門町的主人,看似產生矛盾。[27]19951996年間導航基金會跟陳水扁市府的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行動,意在從空間解嚴的「飆舞」落實到真正的都市空間改革——將西門町轉化為一個青少年可以自主表現自我的舞台,官員也認知這是一個重要的打造青少年都市空間的社會—文化—空間工程。[28] 1995年四月西門町快樂頌KTV大火,喚起西門町一直以來因為青少年聚集成為危險空間的印象。[29]快樂頌大火後,陳水扁加強安檢、取締青少年涉足不良場所,並研擬實施宵禁;與此同時正是新生南路飆舞「允許小小犯罪快感」的寬容政策。西門町「打造青春國」計畫表面上是一個解放的運動,真正的意義卻難脫為對西門町青少年的控制工程。

配合著掃校園幫派、掃電玩以及禁止青少年夜間在外的宵禁政策,訂出了新的規制:「好的青少年」是勇於表現站在舞台上表現自我的青少年。「青少年飆舞」從突破成人限制變成陽光正向的表演。透過鼓勵與禁止,重新規範西門町空間被允許的行為。同時青少年被論述為西門町新面貌「再出發的動力」: 

西門町給人們的印象,如電玩、色情、高犯罪率等,經常令人視為犯罪邊緣區或危險場所。如何在西門町這個被視為邊陲的地區,重塑其新的生命力,創造性的青少年文化及表達活動推動,將是西門町再出發的動力。

(導航基金會,19961 

這樣的論述生產一個陳水扁空間解嚴、打造新公共空間架構下的青少年。「青少年飆舞」做為身體踰越、打破原來威權空間的界線以及符碼,落實到真實的城市空間改造,變成用來轉化西門町的負面(犯罪、髒亂)意義。事實上飆舞活動在已經是青少年聚集的西門町「馴化」了西門町青少年原來的文化面貌。「馴化」的概念來自T. C. Chang 2000)分析新加坡族裔觀光區的建構,她指出族裔區的建構過程是「馴化」當地居民的文化與規範,使之更符合觀光的想像。在真正面對西門町在地發展出來的青少年次文化,已經超出中產階級秩序可以忍受的範圍的空間,不符合再發展意義下的城市空間景觀。因此陳水扁依賴青少年符號所象徵的反叛,卻還是必須回到負責、秩序來得到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原本由「空間解嚴」所延續的青少年造街,真正的意義變成整頓一個早已被青少年佔領使用的空間,將它轉化為受到國家控制的公共空間。不脫追求一個刺激、愉悅卻是安全的都市空間。 

2. 舞台化與構設者(framer)

原本把「原宿」「舞台」做為青少年空間的隱喻,打造舞台卻具體成為資本投入的房地產市場。舞台成為西門町再造的主題。不像原宿曾經象徵的自由,西門町比較像西武集團打造的澀谷舞台。西門町再造旋即成為跨國商業資本、地產資本回頭來獲取利潤的地方。台北市政府宣佈多項更新計畫後新資本投入西門町。1995年,大陸工程以及力福建設,將萬國戲院改建為青少年專屬的百貨賣場;1997年誠品集團接手「今日百貨」進駐西門町,更為西門町的再發展打了一劑強心針。[30]誠品書店的進駐,象徵1990年代的新台北中產核心象徵中心從東區回到了西門町。[31]誠品代表的,是台北市的中產階級消費品味,誠品的投資馬上帶動周圍的租金上漲20%,誠品在西門町顯現出其在台北市改造環境形象的影響力。[32] 誠品進駐西門町不單單有資本回流的意義,在台北市政府打造青春國階段,也扮演重要的角色。Zukin用「構設者(framer)」來區分與文化的生產者在物質權力上的差異。構設者指的是具有符號操作能力的企業或房地產開發商。當都市發展倚賴視覺符號,都市公共文化的型塑就掌握在這些構設者手中。當「舞台」變成西門町再發展的主題,置換西門町空間的視覺符號就是空間改造的首要任務。誠品書店改為連鎖書店後「連鎖而不複製」的擴張策略,跟陳水扁所要打造新公共空間的原則不謀而合。[33]蔣文德(2000)指出誠品書店從「精英書店」轉型為「販售精英符號」的連鎖書店後,在每個分店納入在地文化,轉為書店空間的符號。[34]可以說,台北市正需要透過視覺符號的改變來進行「空間解嚴」。誠品書店在當時正扮演這重要的角色,從威權、大一統的視覺主題鬆綁,重視社區以及在地文化再現。

誠品在西門町的店面,並沒有把東區帶到西門町,反而透過把西門町的電影、青少年文化元素轉變為陳列的書籍與空間視覺設計。[35]在誠品的操作下,被認為是台北市中產階級品味的代表,認可了西門町青少年文化,把西門町的某些青少年文化元素,跟中產階級的目光連在一起。在誠品書店裡,這一切並不危險也不邊緣,而是讓「讀者」身在其中。

誠品集團陸續增加在西門町的投資。2002年取代中影大樓的麥當勞、在捷運出口開設青少年主題性更強的「誠品116」百貨。2007年接手來來百貨開設誠品武昌百貨。誠品西門店、武昌店與誠品116佔據西門町三大重要地標,改變、主導整個西門町的視覺符號。位於捷運六號出口的「誠品116」在空間設計或商品販售的主題上更加針對特定的青少年形象,塑造出「混種異質新人類」的形象(引自遲?昌,2002),作為召喚西門町與青少年互相形成的新主題,也是商品聚集排列的主題與品味。雖然誠品集團並未直接參與台北市政府在1995-1999年間的造街計畫,但是它本身透過物質權力取得西門町地標、改變空間符號,毋庸置疑正是在「造街」。2008年,西門町在武昌街、西寧南路中國戲院舊址推出在西區難得一見的豪宅建案「阿曼TIT」。建商邀請誠品集團包下豪宅一到五層樓的商場,並在文案標榜誠品將承包打造「人文新地標」,顯示出誠品集團對西門町有著改變舊有空間意義的優異能力。[36]除了誠品,更多本地及跨國的商業資本與房地產資本加入打造西門町,由商品的快速提供滿足青少年的想像與欲望。規劃大型商場的業者表示,「最大的希望是讓青少年走進來之後分不清自己是身在台北或東京。(聯合晚報,1998/8/30)」。台北市政府藉由「舞台」隱喻飆舞的西門町空間解嚴,也連接源自1980年代西門町「原宿龐克」青少年後對西門町的想像——象徵自由自在的「原宿」。但是西門町的「擬東京」地景發展,卻不能不看到在一旁協助搭建舞台、蓄勢待發的大型資本,把西門町在想像的基礎上轉變為更適合商品快速流通的空間,透過西門町空間再發展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在青少年消費者與商品連結的單幫客之外,大型資本加入想像與實踐的行列。主導大型商場的房地產商的物質權力,充分展現他們對控制、管理空間符號再現的能力。 

3.反公共的空間管理

西門町徒步區在「打造青春國」的宣示後,獲得經濟上再發展的成功,青少年卻依然只是消費者。前述促進會底下所設置的徒步區管理委員會,是西門町徒步區房東組成的組織,也是空間的管理者。2000年經濟部「商圈輔導計畫」下徒步區管理委員會轉型為「街區發展促進會」,並交由私人管理顧問公司(易展管理顧問公司)執行業務,將西門町朝向主題商圈、主題樂園式的青少年商業區發展。從組織層面來看,在19951996年間台北市政府的社區營造計畫賦權青少年;但同時讓在地管委會成為正當性的管理組織。一方面給青少年自主空間,但青少年空間卻是協助徒步區再發展的一個策略。「促進會」是最具正當性的「公眾」,西門町公共空間使用者的代表。經訪談促進會成員,所謂「地方」指的就是房東、屋主。[37]對促進會來說,組織的目地是滿足西門町「商家」的需求,若非商家的商業利益,促進會並不會作優先考慮。

西門町的徒步區公共空間連同2000年後改建西門市場與大台北煤氣公司舊址設置的「紅樓廣場」、「電影主題公園」,合併由台北市文化局為主管機關。促進會則擁有西門町徒步區空間、廣告旗幟的優先權。徒步區兩側的羅馬旗與座椅、垃圾筒都是促進會可以用來轉包廣告獲益的來源,透過與促進會合作的活動不但是優先使用權,也可免除租金。非商業團體希望在西門町舉辦活動,促進會通常選擇併入商業活動妝點串場,或是請團體自行向文化局申請場地。但是對於大型商業公司,例如可口可樂,就是促進會積極希望可以合作辦活動的對象(訪談稿Ls20091229)。由於促進會所安排的都是商業活動,因此西門町徒步區整個空間的使用,幾乎完全以商業活動為優先。在這樣的篩選下,西門町當然就是一個充滿商業活動的空間。鄭建科(2003)以徒步區圓環廣場的座椅拆除為例,就是因為商家認為青少年聚集喧鬧,阻礙商家做生意,所以要求公部門將圓環拆除。在有權力對西門町公共空間說話的各類行動者中,並沒有人會為青少年堅持使用空間的權利。即便促進會非常清楚青少年是西門町的主要族群,是辦活動的最主要對象,但是是將青少年視為西門町最主要消費者,針對正確目標。1980年代晚期一樣,青少年在西門町只被允許以消費者的角色存在。

徒步區打造為舞台,但是即興演出卻消失了。在西門町街頭的即興表演,因為阻礙商家生意,促進會要求文化局進行管理。文化局訂定街頭藝人表演辦法,必需要有執照,而且必須向文化局申請場地,否則在西門町徒步區未經申請場地將可受到警察驅趕、開罰單。因此徒步區、紅樓廣場以及電影公園公共空間的活動內容要事先向文化局申請。[38] 這樣的空間使用機制,事實上便是淘汰了非商業性的活動,把許多想在西門町辦活動的非營利團體排除在外,至少幾乎不可能排的到六、日的精華時段。西門町徒步區在1999年以後重回台北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代表「公共」的組織是事實上卻是商圈組織。因此西門町空間使用機制,淘汰了青少年容易聚集、即興演出的空間特性,由商業活動代替街頭上的相遇。1995年以「舞會」來象徵衝破政治對身體、集結的禁制,舞到西門町。現在文化局跟促進會以「活動管理」的角度,促進會的把關是不能阻礙商家做生意,文化局引進文化活動,合作的結果,的確是讓文化活動可以井井有條在街道上,形成一個受到重重控制的安排。在看似歡愉的街道上,有一層層組織(文化局、警察、促進會)控管著徒步區的集結行動。 

四、 結論 

Don Mitchell1995)觀察1991年舊金山人民公園抗爭事件,提出當代公共空間的生產,是處於兩種不同的公共空間概念不斷拉扯鬥爭中。一種認為公共空間應該是要提供給各種群體自由互動的場合;另一種則認為公共空間是要提供安全的環境讓「合宜的公眾」使用。這是當代公共空間的生產過程發生衝突的核心。後者發揚為公共空間的迪士尼化,公部門或私人企業,旨在將公共空間整頓為安全乾淨的環境。1990年代大規模的都市再發展計畫正是朝向迪士尼的空間發展,公共空間受到控制,可見與不可見的群體也受到控制。Mitchell認為這正是「再現空間」與「空間的再現」的衝突。他對公共空間的政治性提出一個規範性概念,即公共空間也該是一個「為了再現的空間(spaces for representation)」,因為: 

公共空間是政治運動可以透過佔有(stake out)這個空間而被看見。在公共空間裡,政治組織可以將它們自己再現給更廣大的公眾。藉著公開地宣稱佔有(claim)空間、藉著打造公共空間,社會群體變成了公眾。舉例來說,只有在公共空間裡遊民才具有成為公眾的一部分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公共空間使得政治行動得以可能。

Mitchell, 1995: 115 

當公共空間能夠讓各種群體佔有、讓他們可以被看見、政治行動得以可能,這些群體才會變成公眾的一份子,受到政策的考慮。

西門町曾經是台北市的中心。戰後中國移民與1960年代城鄉移民的加入,使得西門町充滿豐富的文化與各種主體經驗,也孕育各種次文化。重心東移後,1980年代西門町「青少年化」,青少年佔領了西門町街道,國家與社會都必須看見在西門町大張旗鼓的打電動、裝扮原宿龐克模樣的青少年身影。在東移的縫隙,青少年次文化成為西門町的支配性地景,一方面與西門町的沒落辯證地生產著,一方面卻又開啟對西門町再發展的想像。

1994年底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政治象徵上對青少年的偏好、「空間解嚴」的打造新台北政策,彷彿將1980年代或更早以來青少年在西門町的身影確認為西門町的主角。企圖以支持弱勢的青少年佔領西門町象徵公共空間的公共化。然而當國家介入公共空間的生產,也是界定什麼是合宜的「公民」的定義。扮裝、飆舞的青少年形象卻是掩蓋、「馴化」1990年初期西門町青少年的模樣。要賦權青少年的公共空間卻轉變為搭建一個明亮的舞台;愉悅取代逾越,在再發展主題下回流的房地產投資,迅速將西門町打造為彷彿東京原宿的空間,青少年的想像與欲望被化為西門町的符號,然而這些符號卻不是由青少年來再現,而是被誠品等企業篩選掌握,控制西門町的公共文化。Myrna Margulies Breitbart1998)在底特律夏天計畫讓當地年輕人進行社區的訪談研究,用藝術創作改造公共空間活化社區。她認為進行訪查的資訊讓年輕人拿回塑造意象的一些控制權。年輕人可以掌握再現複雜生命經驗的權力,塑造社區的集體意義。西門町在1990年代晚期以後的「打造青春國」計畫,在沒有制度與組織支援、也沒有持續賦權讓青少年掌握公共空間再現,終究變成將西門町打造為一個主題樂園的計畫。 

五、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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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仁健,2008,〈決戰中華路〉,刊載於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1053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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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經管特定路段舉辦臨時活動申請須知〉

http://www.culture.gov.tw/frontsite/cms/content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List&subMenuId=30204&siteId=MTAx

44. 徐小明導演,侯孝賢監製,城市國際有限公司製作,1992,《少年吔,安啦!》,台北市:雄威有限公司。

45. 楊力州導演,朱詩倩製作,公共電視臺監製,2008,《老西門》,台北市:公共電視臺。

46. 詹宏志作詞,1986,〈佔領西門町〉,收於李壽全,1986,《8又二分之一》專輯,台北市:飛碟唱片公司。

47. 蔡明亮編導;徐立功製片;鄭水枝、李培桂監製,1992,《青少年哪吒》,台北市:中央電影公司、嘉禾電影公司。

48. 蔡明亮導演,1997,《河流》,台北市:中央電影公司。

49. 懷寧傳播公司,公共電視臺監製,2008,《西門市場百年滄桑》,台北市: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 1960年代中華商場建成後,城鄉移民的都市經驗以及消費的中心性、歷經1970年代迅速大量的創造性破壞,百貨公司林立,看電影、逛百貨公司、逛中華商場,移民再生產活動的集中,使得西門町超越大稻埕發展為台北市甚至全國的中心商業區。參考:曾旭正,1994,《戰後台北的都市過程與意識形構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53

[2] 彭揚凱(1998)認為陳水扁時期的都市空間變遷,是「以公共之名」事實上卻是轉向私有市場邏輯。參考:彭揚凱,1998,《綠色之城:台北市都市政權之統治分析1994-1998》,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3] 本文僅分析西門町徒步區形成的過程,關於邊緣群體爭奪公共空間近用權,在2006年以後西門市場「紅樓」男同志空間形成的另一路徑,有更豐富的同志運動與在地攤商結盟的過程可供與青少年徒步區作一對比。可參考我的碩士論文(吳佳盈,2010)。西門町還有其他可見與不可見的群體,不同群體對空間接近使用的方式受到不同條件的限制。在1990年代再發展受到影響、已經被其他研究者標示出來的群體中,除了老人以外的性工作者、男同志女同志等,還缺乏研究。西門市場的更新驅逐了原來的市場攤商跟西門市場老人茶室的使用者,這部份除了紀錄片《老西門》(楊力州,2008)、《西門市場百年滄桑》(懷寧傳播公司,2008),尚缺乏經驗研究與分析性的探討。發生在新公園的總統府前廣場規劃案與同志空間運動,是另一個關係到邊緣群體的空間解嚴計畫,可參考謝佩娟(1998)與賴正哲(1998)的碩士論文。

[4] 參考當時媒體報導:西門地區,近年來被色情行業,汙染得從一個國際知名的遊樂區,已逐漸「降格」為一個落後的色情區,這種情形,非但令地區內的正當業者痛心,也讓所有的台北市民痛心。(聯合報,1987/1/16,粗體為筆者所加)以及「西門町」曾是許多中年人回憶中的美好地名,也與許多人一生中的感情生活有著密切的關連,誰想讓它成為一條被人恐懼的「黑街」呢?(聯合報,1987/4/6,粗體為筆者所加)。

[5] 參考:民生報,1987/4/1,〈重新規畫 把色情掃乾淨 讓西門鬧區復活再生〉。

[6] 可參考符耀湘(2003)的描述,他認為1990年代初期的西門町是一個非日常非工作節奏的都市空間。在其中青少年、學生、老人都不是白領上班族。而給予西門町獨特的空間節奏感。另外例如蔡明亮描寫西門町的兩部電影:《青少年哪吒》(1992)與《河流》(1997),是西門町青少年與老年人、同性戀「邊緣情慾」的空間。符耀湘,2003,〈城市、文化、青少年—1995年青少年街舞文化工作的省思〉研討會發言紀錄,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編,《青少年文化素描:街舞與同人誌》,台北:巨流。

[7] 1985年以後台北市政府的規劃研究報告皆預測西門町的青少年化,以及帶來對環境或經濟的衝擊。參考:王德生、賀陳旦,1985,《台北市行人徒步區規劃研究以西門商業區為例》,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1986,《台北市西門商業區(中華路一段)再發展構想》,台北: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處委託。「青春囚城」為張大春(1992)由蔡明亮導演(1992)的電影《青少年哪吒》有感而語,另見徐小明導演(1992)電影《少年也,安啦!》。兩部電影皆描述西門町1990年代初期西門町青少年的面貌。「佔領西門町」是詹宏志作詞、李壽全主唱,在1986年發行。

[8] 參考:聯合報,1972/2/1,〈青少年無處「消遣」 遊樂場「生意」興隆〉;聯合報,1972/3/25,〈吃角子老虎不准進口 七家遊藝場所 違規裁定處分〉;聯合報,1972/9/27,〈少年警察隊長王化義談防止少年犯罪〉。

[9] 參考:聯合報,1980/6/1,〈數百學生聚集西門 攜帶兇器準備械鬥 警方及時防範.一人被殺受傷二十二人被捕.告誡之後放回〉;另可參考:管仁健,〈決戰中華路〉,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10531182

[10] 參考:經濟日報,1988/9/6,〈電動玩具撐場面 西門町再展歡顏〉。

[11] 參考民生報,1988/6/26到了民國七十二年,西門町的萬年商業大樓以及小香港,開始「偷渡」一些日本青少年服飾,因而青少年紛紛換下小喇叭褲,穿上九分的緊身褲,上身則搭配印有日文或日本武士的T恤,同時為了大展「腳底功夫」,矮子樂也換成了各色日本布鞋,或者名牌球鞋,才能伸展跳躍自如。嬉皮的流行彼時的學生流行到中華商場改制服,不若1980年代的青少年次文化出現專賣店。相較1960年代末期在臺北街頭流行的嬉皮次文化,規模較小、被認為是西門町當中擾亂秩序的少數異類,存在於電影街、百貨公司的臺北市人潮中,1980年代的龐克規模龐大,透過商店的出現取得商品來模仿。另可參考:李尚仁,1986,〈要不要調整航向?我看目前的青少年次文化〉,刊載於聯合報,1986/3/29。原宿的龐克商品以「跑單幫」、「水貨」的方式在西門町的萬年大樓、巷弄販售。除了萬年大樓形成「日貨大本營」模仿日本的「新奇商店」),另一家同樣對準青少年喜好的日貨專賣大樓「西門新宿」也於1986年開幕。參考:聯合報,1985/11/16,〈人動腦筋賺青少年的錢〉;經濟日報,1986/10/20,〈西門町「美人遲暮」加緊「洋化」以挽回青少年的心〉。

[12] 參考聯合報,1970/7/2台北市警局把取締不良份子,掃蕩不良幫派的勤務,稱為「伏妖」專案,在前天一個晚上,總計有六百四十九人被「伏」。上個月中旬,市警局和隸屬各分局,曾經雷厲風行的掃蕩了一陣被頭型和奇裝異服的青少年,那一陣子,台北市的街頭上確實是清靜了許多。可是,掃蕩之風次過以後,這幾天又可在繁華的鬧區零星的看見妖形人物出現了。因此,警方再度執行「伏妖」專案,非把各種妖物「伏」盡為止不可。

[13] 參考聯合報,1969/9/22台北市警龍山分局連日來,在西門鬧區共勸導及取締了青少年蓄長髮,著奇裝異服的少年男女,總數約在百人以上,其中情節嚴重的並被警方處以違警拘留。其他取締行動報導:參考聯合報,1970/1/11970/1/191970/6/71970/6/81971/7/41971/8/281972/2/61972/2/28

[14] 參考:聯合報,1970/3/26,〈野人的洞窟?邪惡的去處!〉;聯合報,1970/3/27,〈披髮左衽形同野人 浪蕩男女伊於胡底 警方掃蕩一群不肖青年 邪惡洞窟宣告關門大吉〉以及翁臺生,1976,〈野人帶來的問題〉,收於《西門町的故事》,台北:龍年。警方的掃蕩行動很少提及「嬉皮」,但是由報紙社論跟後來的文章可以推得。參見:聯合報,1970/1/1/聯合報/03/〈黑白集〉;郭冠英,中國時報1992/10/31,〈消失的起跑線〉;李尚仁,聯合報1986/3/29/08/,〈要不要調整航向?我看目前的青少年次文化〉。

[15] 試圖讓青少年佔據的西門町,或許可以成為各種年齡階層的休閒場所。」參考:民生報,1985/6/6,〈台北市政府 給市民「空間」禮物 街頭表演為行人徒步區接生〉。

[16] 參考:聯合報,1992/12/22,〈《黑潮一家,名字叫新潮》新宿族 暴走西門町〉

[17] 參考:聯合報,1985/6/11,〈西門徒步區流露文化仿冒色彩 景觀未設計處處充滿視覺汙染〉。

[18] 參考:聯合報,1994/10/17,〈趙少康理想的西門町 很蘇活 陳水扁拜訪福林社區 強調居民參與創造社區文化的重要性〉。1994年台北市長新黨候選人趙少康先生,也提出將中山堂、中華路到紅樓戲院一帶規劃為「台北蘇活區」的構想,提供給青少年表演空間。雖然不以「原宿」稱之,內涵上同於東京的原宿做為青少年聚集、跳舞的次文化空間。

[19] 參考:中國時報,1998/9/8,〈打造青春國 西門徒步區換妝〉。

[20] 三場飆舞分別是聖誕夜市府前廣場就職晚會、光復節總統府前廣場「我們在一起」、以及新生南路封街飆舞。總統府前廣場是空間解嚴「首都核心圈歷史城區計畫」最重要的地點。

[21] 參考:聯合報,1994/12/25

[22] 夏鑄九言。見民生報,1995/7/18,〈舊社區 新營造 北市西門徒步區 永康生活圈兩計畫 文建會邀專家提供意見〉。

[23] 雖然青少年造街活動,最後交給專業的規劃公司「境群」以後,導航基金會跟青少年在後續的規劃過程已經沒有實質的權力(訪談稿L20090604)。但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台北市政府大力支持的態度,西門町徒步區的改造工程「青少年徒步區」、「青少年王國」的建造留下深刻印象。

[24] 國家支持青少年城市空間計畫後,青少年被賦予了做為空間主角的正當性,比青少年在西門町晃盪更久的老年族群,在西門町改造計畫過程完全被視為他者。老人活動空間的西門市場從青少年眼中看來陰暗髒亂,老人群體甚至承接了對青少年構成威脅的污名。張曉婷(2004)對西門町老人進行了民族誌般的考察,很多老人表示他們比青少年還要更早就在西門町活動。另參考媒體報導:熟悉台北市西門町的人都知道,西門町有一群「老色狼」,他們平常成群結 隊,遇上「落翅仔」就上前搭訕,碰上蹺家少女更興致勃勃,有些變態的「老色狼」連少年也不放過,並時常收攬一些少年、少女做起乾爹,目的卻在姦淫猥褻,形成當地一大治安問題。西門町的「老色狼」究竟有多少人?當地警方估計可能上百人以上(有刑法及社維法紀錄者),這些人平均年齡在60歲以上,最年長者有80(根據警方紀錄),他們大都無業,而且單身。(聯合晚報,1995/7/6

[25] 更新促進會並非一般的社區組織。1988年成立之初的成員,以全國性企業董事長、房地產商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組成,政治實力不可小覷,當時台北市長吳伯雄率領二十多位市府主管出席會員大會。全部名冊請參見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1990,《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會務報導》。

[26] 參考:民生報,1987/1/10,〈使西門鬧區成健康遊樂區 有心人發起「飛躍西門町」活動〉。促進會與少年輔導委員會在1987年與1988年分別連同西門町來來百貨、麥當勞等企業商家舉辦活動、問卷調查等。

[27] 根據受訪者W(前都發局官員)表示,第一屆地區環境改善計畫公開招標,但是有能力提出計劃書的多集中在天母或是台北市東區的社區。台北市西區當地居民組織在此制度下並不習慣參與競標。導航基金會並非西門町當地居民的非營利組織,然而1995年導航基金會已經與淨化基金會舉辦「佔領西門町」活動並受到陳水扁福爾摩莎基金會的支持,因此,與其說西門町是基於居民的社區營造,更貼近事實的是,貫徹台北市政府的青少年空間控制/賦權的政策。(訪談稿W20090608)。

[28] 當時負責西門町徒步區的都發局科長林欽榮語。見:中國時報,1996/2/6,〈西門町改造完工後將公平分配給各族群使用〉。

[29] 1995年四月十七日,西門町快樂頌KTV發生火警共造成十二人死亡,經過調查是一名十七歲的未成年少年縱火所致。快樂頌大火不只引發公共安全問題對甫上任的陳水扁市府團隊造成強大的壓力,也掀起了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注。不但隨即擴大臨檢,在各個有治安疑慮的公共娛樂場所執行「旭日專案」,嚴格取締青少年深夜,查察涉足不正當場所的青少年,陳水扁並要求少輔會體制化、增加經費,並且要朝向社區,深入青少年文化。參考:聯合報,1995/4/26,〈北市執行旭日專案 查獲兩百餘青少年 涉足不正當場所〉。

[30] 參考:中國時報,1998/1/7,〈西門町大反撲 大型服飾店進駐吸引人潮 誠品開幕 添人文氣息〉。

[31] 誠品的進駐,有更大的符號力量,文化觀察家李清志(1998)便寫道,「從都市空間的角度觀察,西門町正有一股強勁的更新力量正在形成,包括前一陣子誠品書店的進駐,象徵著都市中產階級的回歸西區」。

[32] 參考:中時晚報,1998/3/26,〈大型賣場進駐,引爆商圈店面行情〉。誠品公司企劃李菲婷受訪時並表示,「其實有非常多的業者想進駐西門町,只是苦無滿意的店面,他們很擔心隔壁隨時就變成了理髮廳,而讓自己白費心力,所以,能有具商譽的商場出面招商,業界都非常的開心。…已經很清楚地在誠品開幕後,看到一些東區類型的客人出現在這個商圈裡了。(中國時報,1998/1/7)」

[33] 1995年陳水扁表示曾為誠品敦南店向新光集團請命,他表示台北市不缺百貨公司,卻需要誠品書店這樣的空間提高台北市的人文形象。參考:蔣文德,2000,《閱讀誠品:全球化中的誠品書店之空間文化形式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34] 近年來星巴克咖啡也採取同樣的策略。

[35] 誠品商場經理表示,「誠品商場設店,係依每個區域的特性來塑造店頭風格;峨嵋店位於以青少年為主要客層的西門町,賣場裝潢將融入豐富的色彩、鐵件,強化視覺印象,商品內容也會與東區、天母的店頭有別。(中國時報,1997/6/13)」

[36] 參考:中國時報,2009/8/15,〈阿曼開發與誠品 聯手打造西區新地標〉。

[37] 參考訪談稿G20091216(這邊商家加入促進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老的比較多啦,原因是流動性很高,那店家跟我有相關的才會加入,比如說警察取締這跟我相關,可是跟他不痛不癢的參與率就很低了,不會像我們房東這麼積極,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多一點房東來,因為假如這個地方我們弄的更繁榮,能夠跟市政府溝通,那這個地方可能會更新的更快,做的更好,那地價也會漲,(房東也比較受益),對對對。(粗體為筆者所加)

 

[38] 參考:〈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經管特定路段舉辦臨時活動申請須知〉

http://www.culture.gov.tw/frontsite/cms/content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List&subMenuId=30204&siteId=M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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