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0日，是中国气象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1924年10月10日，蔡元培、高鲁、蒋丙然、竺可桢等一批仁人志士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以“谋气象学术之进步与测候事业之发展”为宗旨，发起成立了中国气象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在中国近现代气象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贡献。有些贡献在中国气象史上可谓是创举，作为气象事业的后来者，我们是不应忘却的。

　　驱逐列强 还我主权

　　中国是一个多难的国家，中国气象事业的命运又总是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无能，被迫与英、法、美、日等国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清廷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还要开放对外通商口岸，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从此独立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瓜分中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等列强也不甘落后，通过各种借口，武装入侵中国，争夺势力范围。

　　清末，我国海关由外国人把持，总税务司为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年)。外国人在我国沿江、沿海口岸及岛屿上设立了几十个海关气象测候所，以收集气象情报，为列强的军事、航运及商贸等活动提供气象保障服务。这些气象机构的权利都操于外国人之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6月，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派高鲁去北京筹划和成立中央观象台，地址在东城区泡子河钦天监原址。11月，参议院决议成立中央观象台，下设天文、历数、气象和磁力4科，编制隶属教育部。1912年12月，蒋丙然自比利时双博罗大学农业气象专业学成回国，高鲁邀请他筹设气象科，因先应苏州垦殖学校教务长之聘而未果。直至次年7月，蒋丙然才回到北京，受聘担任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着手创设气象科。1913年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气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此后10多年，中央观象台也曾培养过少量观测人员，在北京(碧云寺西山)、张北、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开封、西安等地建了一些测候所。但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测候所职员在饥寒交迫之下，始终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同情，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到了1927年，中央观象台所属的测候所因经费无着而全部停办。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也愤而辞职南下。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中央观象台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是法国人在我国境内设置的影响最大的观象台。创建于1872年年底，历史悠久，根深蒂固。1914年，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在顾家宅设立无线电台，干着私收商电的勾当。徐家汇观象台便利用这个电台，大肆收集我国各地气象情报并公开广播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等，俨然以中国气象中心自居。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 年)11月，德国政府借口两名传教士在我国山东曹州被杀，派军队在胶州湾登陆，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强占青岛。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租与德国，为期99年。青岛观象台是德国人侵占青岛后于1898年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港务和航政事务。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11月7日占领青岛，青岛观象台又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直到1924年2月15日，经过蒋丙然、竺可桢等气象同仁的不懈努力，青岛观象台才正式回到中国人的怀抱，蒋丙然任台长。

　　香港天文台创建于1883年，一直由英国人经营，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为止。在青岛观象台收回前，号称“远东三大观象台”都把持在外国人手中。可以想象，那时中国人从事气象事业有多难!

　　面对如此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气象科技极端落后的环境，气象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为在祖国土地上发展气象事业，筚路蓝缕，上下求索。1913年，高鲁曾与人商量，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因条件不成熟作罢。1922年11月，竺可桢提议：“德人占青岛以后，即设有青岛观象台，近来青岛既向日本收回，该台即应由我国人自己管理。”“徐家汇及香港外人，既已越俎代谋，一误岂可再误。”中国气象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破壳而出。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在她的身上就深深地打上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烙印。广泛团结气象同仁，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尽快驱逐列强，还我主权，这是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之初最强烈的愿望。

　　1924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气象学会在胶澳商埠观象台石头楼内召开成立大会，各地代表16人参加。与会成员公推蒋丙然为临时主席，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蒋丙然为会长，彭济群为副会长，竺可桢、常福元、凌道杨、戚本恕、高平子和宋国模等6人为理事，陈开源为总干事。大会还公推张謇、高鲁和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为名誉会长。

　　在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就呼吁要在全国增设测候所。10月18日，在青岛观象台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提出“由本会拟一请求庚款之意见暨计划书”的决议，后又通过几次理事会对“意见书”进行修改，其目的是要利用庚子赔款来发展我国的气象事业。1925年9月，在中国气象学会第1届年会上又提议全国应增设测候所，还以中国气象学会的名义向庚款委员会请求补贴基金，以设立西北各省测候所。1925年，中国气象学会创办了《气象学报》的前身《中国气象学会会刊》，在创刊号上发文呼吁政府“拟划庚款兴办中国各地气象测候所意见书”。中国气象学会已开始力推在全国各地建立测候所的工作。

　　1926年8月，在中国气象学会第2届年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呈请政府收回海关设立的所有测候所的提案。1930年在第6次气象学会的年会上提出了取缔一切外人在中国建立的测候所的提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中国气象学会有些提案未被当时的政府采纳，却极大地影响了气象事业的未来发展。以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为标志，中国的气象事业从此走向了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呼吁成立中央气象局

　　经过气象同仁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气象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陈学溶的研究，中国气象学会成立之初，仅有团体会员6人，个人会员31人。到1937年，气象学会已有团体会员20名，个人会员228名。会员遍及20个省、市，测候所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院长的领导下，在南京北极阁成立了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先生任所长。经过近10年的惨淡经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迫西迁以前，气象研究所在仪器设备、图书刊物、人员素质、业务范围、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早已超过当时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成为我国气象研究的中心和实际上的业务指导中心，也是气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气象研究所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气象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对发展近代气象理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25 年7 月，《中国气象学会会刊》（《气象学报》的前身）创刊，彭济群任总编辑，编辑部地址设在青岛胶澳商埠观象台。

　　1929年，在第5届中国气象学会大会上，选举竺可桢为会长。当时，发展全国气象事业的热情很高，按1929年竺可桢先生的设想：“全国至少须有气象台十所，头等测候所三十所，二等测候所一百五十所，雨量测候所一千处。”但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国气象学会在1929年年会上就提出：“请中央研究院召开全国气象会议，以‘全国气象会议’的形式，统领全国各地各部门设立的测候所的发展，制定统一的规范，统一的标准，扭转当时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在中国气象学会的积极呼吁下，1930年4月，在南京科学社图书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气象会议。竺可桢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大为赞赏，他在1930年12月21日中国气象学会第6届年会致辞中说：“去年年会议决函请中央研究院召集全国气象会议，今年4月中，即见实现，议决各案，具见气象研究所出版特刊中。半载以来，各项议决案件颇能见诸实施，如各省分设头等测候所一案，现得各省复函筹备者，凡十余省。如山东、湖南、云南等省，进行尤力，不能谓非本会倡导之功。”

　　1937年第三届全国气象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全国气象会议，对规范观测时间，预报术语、仪器单位以及增设测候所，改良技术，推广合作范围等均起到明显成效，但测候所的主管机关各有所属，或是省政府，或是学校，或是中央政府直辖的部院，系统不一致，政策执行上也有差异，难以协同共进。全国气象会议只能解决中国气象事业发展中的一些技术上的表面问题，不能解决根本性、深层的问题。在1937年4月2日召开的第3次全国气象会议上，中国气象学会牵头，联合青岛观象台、航空委员会、浙江省政府、江西水利局等5个单位的代表，共同提出了“要求成立全国气象行政机关的提案”，统一领导全国的气象事业发展。此提案立即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会议并当即议决，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等单位组成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以促成其事。5月1日，在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竺可桢主持下，在南京北极阁召开第一届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呈请民国政府积极筹设中央气象局。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此议案直到1941年，才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研究，正式将筹设中央气象局的要求呈报民国政府。同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研究通过，7月行政院又召集中央研究院、农业部、林业部、航空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部、交通部、财政部等机关进一步审议，一致赞同成立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局，综合全国气象行政事宜，隶属行政院”。8月，行政院通过《中央气象局暂行组织规章》。1941年10月，中央气象局终于在重庆沙坪坝正街6号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才“始有专司”。黄厦千为第一任局长，他于1944年8月到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是国立中央大学的第一任系主任。吕炯为第二任局长，直到1949年。

　　助推气象现代化建设

　　原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生前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在1982年中国气象学会年会上那次关于实现气象现代化的讲话。1982年中国气象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年会，有400多人与会，几乎包括了气象界的各路精英，是当时气象界召开的最大一次盛会。仅年会收到的论文就超过1000篇，平均每位代表取得的资料在10千克以上，以致当地邮电局不得不采用现场设点办理资料邮寄手续，动用卡车协助代表运送资料。邹竞蒙先生利用学会年会这个平台，谈了他“酝酿了很久”的气象现代化问题。他结合气象部门历史经验教训，阐述了为什么要搞气象现代化，气象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实现气象现代化等问题。邹竞蒙先生的报告，在会议代表中引起很大的轰动。为此，会议还向全体会员和全国气象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为实现气象现代化而奋斗”的倡议书。邹先生的报告，为1984年1月全国气象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1984—2000年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做了一个很好的前期铺垫和思想发动。对消除隔阂、凝聚力量、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加快实现气象现代化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当年，笔者有幸亲耳聆听了这个报告，邹先生没有拿讲稿，但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洋洋洒洒，款款而谈，从下午4点一直讲到下午6点多钟，口才堪称一流。

民国三十年（1941）国民政府在沙坪坝高家花园6号成立中央气象局

　　中国气象学会紧紧围绕国家气象局提出的“实现气象现代化”的总目标，积极呼吁广大气象工作者，投身到气象现代化建设中去。1984年10月，在纪念中国气象学会成立60周年开幕式上，北大教授谢义炳先生代表中国气象学会发表了《再接再厉，全面开创学会新局面，为气象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主题报告。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教授黄士松先生也在闭幕式上呼吁：“国家气象局在今年1月已制订下达《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我们要为实现这些规划做出贡献。”

　　为适应实现气象现代化的总要求，中国气象学会对所属的专业委员会进行调整，与《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提出的重点发展方向进行对接。学会恢复活动时只有7个所属专业委员会，到1986年就增加到22个。增加了卫星气象学、数值预报、气象电子技术、航空与航天、热带气象、水文气象、气象软科学、气象教育与智力开发等专业委员会。现在中国气象学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已经达到39个，涵盖大气科学的各个领域。

　　中国气象学会还根据气象现代化的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要求，及时确定新的工作重点，助推气象现代化建设。1990年，中国气象学会明确提出90年代学术活动的两个重点，即气候变化(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及其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气象灾害研究和减灾决策研究，发展中尺度气象学，提高灾害性和突发性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在学会80周年纪念会上，又进一步确定了中国气象学会的核心任务：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确定的奋斗目标，以新思路求新发展，切实增进学会工作的前瞻性和互动性，全方位地开展活动，为中国实现从气象大国向气象强国的跨越做出切实贡献。

　　中国气象学会始终将学会工作与实现气象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全面参与气象现代化建设，为技术难题攻关出力。90年的风风雨雨，90年的风雨征程。中国气象学会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中国的气象事业殚精竭虑，无怨无悔。这个信念，不正是我们纪念中国气象学会成立90周年，所要传承和弘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