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医生:一场噩梦 就这样过去吧




  段建华 男,40岁,绍兴市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今年2月9日下午,主治的一名患者意外死亡,段建华遭到死者家属徐惠等人暴力殴打。他被拖拽至大厅的死者尸体旁,被摁住强行下跪,达十多分钟。

  事后,绍兴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调解书。调解书中,绍兴第二医院认为,诊疗过程是规范的,不存在明显过错。

  6月初,段建华委托律师对徐惠等人以侮辱罪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后,徐惠等4名家属登报向医生道歉,并愿意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

  9月12日,绍兴市当地报纸上,徐惠等人刊登了共155字的《道歉书》。

  ■ 对话动机

  半年里,在失眠和抑郁中,他的头发掉了一大半。

  十多分钟的被迫下跪,几乎摧毁了医生段建华。

  遇辱前,他是全院最年轻的“正高”级医师。段建华说,那时他自信满满,对医学事业怀抱热忱。

  猝不及防的暴力事件,改变了段建华的价值观,他变得自闭,活在“愤怒、焦虑、自卑和担忧”之中。他开始怀疑曾经的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并意识到自己遭遇的,可能正是医生行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我害怕哪一天直接被人捅死了”。

  为了正名,他委托律师打官司,要的只是“一声道歉”。

  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段建华。在抑郁症的边缘徘徊半年后,他有了一些体悟,“我还有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站起来。”“医学事业没有错,有问题的是其他东西。”

  “还我一个清白”

  新京报:出事之后,你一直在休养?

  段建华:我因伤住了十几天院,出院后在家静养了一段时间。4月份到省里参加出国培训,6月份就去英国参加培训了,现在刚回来。

  新京报:什么时候提起诉讼的?

  段建华:6月初,当时我孤立无援,因为公诉是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起诉的,但对我个人的损害没有提,我觉得我得站起来提要求。

  新京报:诉求是什么?

  段建华: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给我道歉,你得承认不是我错了,是你错了,要还我一个清白,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觉得病人死了是我段医生做错了。

  新京报:报纸上刊登家属的公开道歉,是你诉讼的结果吗?

  段建华:6月份我委托律师之后就出国了,这个道歉是法院调解的结果,他们(患者家属)登报公开道歉,接下来可能会签调解协议和其他的赔偿。

  新京报:你对这个结果满意吗?会原谅他们吗?

  段建华:现在谈原谅没有意义。道歉是有时机的,大半年过去了,伤害、屈辱我都经受了,现在道歉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出事之后我们没有私下接触过,他们也没有私下给我道过歉。

  没有晴天的半年

  新京报:从受辱到看见道歉信,经过了7个多月,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段建华:生活在煎熬中,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失眠、焦虑、封闭,每天坐立不安。回来上班后,好多人都说不认识我了,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头发基本上快掉光了。

  新京报:都会想些什么?

  段建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吧,一下子觉得很愤怒,有时觉得这社会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受到伤害,经常有想死的念头。

  新京报: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段建华:这大半年来,我看绍兴的天每一天都是阴天,印象里就没有晴天过,没有开朗的时候,整晚做噩梦,就是走在抑郁症的边缘。

  新京报:现在好点了吗?

  段建华:在逐步恢复中,很难一下子恢复到以前那种自信,基本上都属于抑制的状态,精神很难集中,会突然觉得心慌,在给病人看病时,那天的画面又会一闪而过。

  新京报:精神上受到伤害确实很难恢复。有尝试过一些自主康复或治疗吗?

  段建华:最严重的影响是,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改变了,虽然知道是不好的改变,但也没办法。我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我自己是医生,清楚这些药物都没用的。

  避开风险?迎接挑战?

  新京报:这半年来,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段建华:我做了20年医生,自信满满,也是医院最年轻的正高之一,业务水平肯定不算差的。但被迫下跪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我下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新京报:后来你想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段建华: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都变了,大家只要到医院闹,就多多少少会得到补偿,可能后来都传开了,闹得越大越有钱拿。这种情况下,受伤最大的就是第一线的医生,想到这儿我就感到害怕,觉得未来一片迷茫。

  新京报: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治理这些问题吗?

  段建华:没有一个有效的第三方机制来处理、平衡这些纠纷,而发生暴力事件时,医院也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来保护医生。

  新京报:这种害怕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吗?

  段建华:有影响,看病时会突然心慌,而且不太敢接一些有风险的病人了。

  新京报:觉得风险背后可能是医生的人身安全问题?

  段建华: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还要不要好好工作。比如说,这个病人凭我的能力是可以看的,但可能有风险,我该怎么办?我是只挑简单的,保证自己人身安全,还是去挑战,开展新的研究?

  新京报:如果医生都不敢迎接挑战了,那会很可怕。

  段建华:对,最怕出现的结局是业务萎缩,我做了还有风险,这些风险谁来给我承担?现在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弱者。医疗体制的现状就是这样,我要怎样去保护自己?

  医学本身没有错

  新京报:你从业20年了,能为医生现在的状态做个总结吗?

  段建华:在中国做医生很辛苦,体力辛苦还可以忍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很多时候跟病人有交流障碍,现在还有生命危险。

  新京报:交流障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段建华:很多病人觉得,我进了医院,你就要给我治好。我现在可能只有一半时间在搞业务,一半时间是在病房里不断沟通,而在每天不断沟通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

  新京报:所以医患矛盾,也是沟通上的问题。

  段建华:医患矛盾不是一天形成的,最近几年感觉特别明显。为了和病人沟通,我们也做了很多,医生都会学习心理学,学会和病人沟通,但也不是根本的办法。

  新京报:6月份你到英国参加了一个培训,在国外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段建华:英国的医患关系很和谐,不可能发生我遇到的这种事。他们医生的地位非常高,病人对医生的治疗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治疗前,双方公平沟通,一起制定大家满意的治疗方案。

  新京报:的确,相互信任和契约精神是关键。

  段建华:不一样,我们的医生没办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信任医生。现在虽然有术前签字等,但很多人是不看就直接签字的,他们既不懂,将来也不会按契约来,出了事儿就是你的。

  新京报:你觉得这里面深层原因是什么?

  段建华:出事后我曾以为是职业有问题,现在想明白了,医疗事业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有问题的是社会上的其他东西,医疗体制、公众认知等等,这些不改变,医生个个都变成外交家也没用。

  自己努力走出阴影

  新京报: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和思考,你对自己未来的医疗事业会有什么打算?

  段建华:我刚毕业时也有职业理想,现在四十多岁了,我不想放弃我的医学事业,那件事,就只能把它当成是一场噩梦,就这样过去吧。

  新京报:在这半年多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身边有人帮助你吗?

  段建华:有很多,那件事之后,我的同事在医院大厅举起标语,声援我。同事们四处为我发帖鸣不平,省里的医疗工作者也都很关注我这个案子。

  新京报:家人或朋友给过你怎样的帮助?

  段建华:很感激我的妻子和小孩,他们很支持我,如果不是家庭,我可能早就垮了。还有一些我以前的病人说相信我,我很感动,其实大部分病人还是很好的。

  新京报:还是希望你能从那个事件中走出来,迎接新生活。

  段建华:谢谢你,我知道,最好的结果是自己走出来,我也在努力。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组织来给我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帮助,让我尽快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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