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毒所，吸毒者都要经历一个“身体戒毒—心理康复—社会回归”的转化过程。 (新华社资料照片)

主流文化依然把吸毒当成道德败坏，可国内戒毒领域的一流专家赵敏博士却向记者道出一句极为震撼的话：

　　“如果换成是我，在他们那种环境下，也很有可能吸毒。”

　　赵敏解释说，吸毒有复杂个体和社会因素，一味归于道德责任，施加惩戒，无助于解决吸毒问题，也难以帮吸毒者摆脱毒品纠缠。

　　赵敏目前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是国内戒毒领域的顶尖学者。近20年探索中，她逐渐提出并完善了一套通过心理、行为矫治的戒毒法，成效显著。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把吸毒者看作病人，并与他们建立沟通和信任。

　　要再细心一些

　　对赵敏的采访，记者总在不经意间听到人性化的表达。

　　比如，她更愿意用“药物依赖”取代“吸毒成瘾”来描述病人的状况。她一直强调：药物依赖是一种与多因素有关的脑病，而且具有慢性、复发性疾病的特点。

　　赵敏也强调，在人性化和强制之间，需要平衡。在家戒不了毒，因为缺乏强制的氛围；但如果只有强制，没有人性化，只会加重吸毒人员对社会的不满，破罐破摔。

　　任副院长之前，赵敏曾长期负责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下属的市自愿戒毒中心。一次，她曾因为保安和戒毒人员的一次争执，批评了保安。当时，保安很委屈：明明是戒毒者多心，把自己无心的一瞥当成“用斜眼看他”。但赵敏告诉他，吸毒者心理上很敏感，必须再细心一些，规避各种可能引发矛盾的点。

　　在赵敏的一篇论文中记者注意到，为强化药物依赖者的戒毒动机，治疗师需要积极倾听、鼓励支持对方的自信，同时要表达共情，避免争论。

　　赵敏说，心理戒毒有一套复杂的方法，倾听、共情等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心理戒毒，就是要像治疗心理障碍那样，让治疗师与吸毒者反复对话。为帮他们戒毒，治疗师甚至还要教他们如何待人接物，以便于让他们摆脱“同道”，重建朋友圈。

　　治心瘾没有特效药

　　和普通人一样，赵敏也曾对吸毒者避而远之。1995年，还在湘雅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她，跟着导师、著名心理学家杨德森接触戒毒治疗。这是国内最早研究戒毒的团队。

　　为了研究，赵敏试着到戒毒所接触吸毒者。随着案例越来越多，她对吸毒者的看法逐渐趋于中立。她发现，很多人无法用“丑恶”形容，有的是白领、企业管理者，另一些则遭遇了各种不幸。他们第一次吸毒也许只是偶然，是为了排遣压力，为了让自己感到自信、放松。不幸的是，短暂的愉悦却换来终身痛苦，自此，大脑就被毒品劫持。

　　这种经历，加上对国外戒毒理论的辨证研究，奠定了赵敏的学术观点。

　　毕业后，赵敏来到上海。之后又赴美做访问学者。2003年，赵敏回国出任上海市自愿戒毒中心主任。那时，国内戒毒的重心主要还是靠药物让吸毒者摆脱生理依赖。但赵敏说，戒毒最难的是摆脱“心瘾”。心瘾没有特效药，必须靠心理、行为综合治疗，长期随访。

　　在赵敏的推动下，上海的海洛因复吸率下降了20%，3年操守率领先全国。目前，她起草的心理和行为疗法被写入国内多部戒毒治疗指南，并广泛推广。

　　除了实践，赵敏也开展了大量与戒毒有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国内外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论文。比如，她发现药物依赖具有遗传特征，或者说，有些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更易吸毒成瘾。另外，她也在证明戒毒不只是个人意志的比拼，外部环境的支持是否到位，对戒毒具有很大意义。

　　2006年，赵敏领导的上海市自愿戒毒中心被联合国纳入全球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的药物依赖康复资源网，迄今，这仍是该组织在华唯一成员。

　　国内科学戒毒仍待提高

　　赵敏说，从医生的角度出发，如果社会能减少歧视，绝对有助于戒毒。但医生的力量是有限的。赵敏认为国内科学戒毒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人才、机构和投入都很不足。

　　赵敏说，美国国立卫生院专门定义了一个药物依赖的学术分支，它独立于精神专科外，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学科分类，这表明戒毒依然未在专业上得到重视。实际上，全国研究戒毒的专业机构目前不到10家。

　　此外，发达国家里，为帮人戒毒，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执法部门也和各类社会组织、医疗机构一起，形成了一张协作网络。但在国内，政府在戒毒上投入偏少，各有关部门相对割裂，缺乏系统干预。

　　除了社会大系统，赵敏还关注小系统吸毒家庭。她说，许多吸毒者往往有家庭问题，因此，治疗中，赵敏团队在亲属培训上投入大量精力，以重建正常的亲子或夫妻关系：“如果家庭也抛弃他们，只会把他们越推越远。”而且，家庭对于帮助吸毒者重建生活方式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