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黄赌毒”，亦即色情、赌博和毒品，此乃举世公认的三大人类公害，也是各国政府久治难愈的社会顽症痼疾。任其蔓延，将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动摇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领导、发动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通过严禁与疏导并举、自律与他律约束相结合的综合整治，一举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下来的污泥浊水，从而显著净化了苏区社会环境面貌，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革命前夕建政初，歪风正盛邪气浊
　　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前夕，由于封建官僚、反动军阀昏庸无能，管治乏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明推暗就跟老鸨、赌头和毒贩里勾外连、沆瀣一气，明禁暗纵，放任黄赌毒泛滥，助长歪风邪气蔓延，城乡各地风雨萧条，百业凋零，唯独色情、赌博和毒品市场生意火爆，繁荣昌盛。游民以众暴寡，流氓无赖空前猖獗，妓院、赌场和烟馆成了社会渣滓寻欢作乐的天堂、孽根祸胎繁衍生息的温床。
　　赣闽粤三边地区因开发晚，历来被统治者视为“蛮荒之地”，又因受粤港污秽侵袭，不幸沦为黄赌毒泛滥的重灾区。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兴国县仅永丰区就有烟馆4家，完全靠赌钱当土匪等为生的游民90余人。寻乌2700人的小县城竟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32人，占总人口的16%。国民党军阀刘士毅曾派一排人常驻该县征收“赌博捐”，名曰“防务捐”，后虽遭赣南旅省同乡会告发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瑞金县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10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隔沿江桥连接本省石城和福建长汀，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
　　闽西“无县不公开烟赌”，“稍为僻静的地方，至少也有一厂以上的花会，十桌以上的赌摊，三数间的鸦片馆，多的乃至花会三四，赌摊数十，鸦片馆十余。而县城的花会，每日可收千余元，赌摊桌百余张，鸦片馆百余间”。武平县在军阀曹万顺统治时期，“发动种植罂粟数万亩，将全部非法收入刮入腰包，县内吸毒者大增”。永定县在军阀赖世璜盘踞时期，“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许多国民党政府官员、豪绅地主及少数平民也吸食鸦片，烟毒流害严重”。长汀县在北洋军阀王献臣和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驻防期间，公开设立利益公司和花捐局，准许赌场和妓院挂牌营业，征收捐税充当防务费。后虽遭地方绅士纠集民众捣毁，宣告终结，但官方对嫖赌并无严令禁止，仍任其蔓延。
　　其他边区的“灾情”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湘赣边社会经济情形，复杂异常。如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者占百分之五十”。湘鄂赣边修水县“广设鸦片烟馆，大开赌场，极力诱骗农民吸烟入赌，从而榨取他们的血汗”。赣东广昌县“社会风气极为恶劣，鸦片烟馆、赌博场、窑子林立”。贵溪县“中产阶级以上人家子弟吸烟者甚多”，“城乡（农村为尤）赌博之风甚盛，赌博方式五花八门”，“虽无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但半公开的娟妓很多”。湘西“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
　　川陕边的鸦片总产量和烟民总量更是高居全国各边区之首，其中，军阀田颂尧统治下的川北防区鸦片种植最广、最集中，烟田面积竟占土地总面积的30～40%，仅宣汉一县的鸦片年产量就达7万担。只有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小县城就有200多户开烟馆，江口得胜场130户450余居民只有6人不会吸烟，巴中“平梁区断子垭27家人，就有18家吸鸦片烟，并说不吸烟要死人”，时称：“纵目田畴，已成黑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陆续进入上述边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面临着被黄赌毒大染缸污染、歪风邪气大环境异化的危险。黄赌毒盘根错节，三种毒素互相转化、互为因果，虽毒性各异、病态有别，但其行为主体都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以满足低级趣味和贪婪私欲为目的，以戕身伐命和诱发犯罪为代价。一般群众沉湎其中，间接影响生产建设、兵源质量和红色政权的生存基础。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军人迷而不返，直接损害党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削弱军队战斗力，乃至于断送革命前途。
　　策顽磨钝用重典，整军化民立规矩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1927年底，毛泽东从本部和地方武装基层骨干中首批招收了150名学员，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苏区首家红色军校——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他自任兼职教官，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就是革故鼎新的原理，并把“不嫖、不赌”作为学员“三不八能”行为准则中的首要项。红四军组建成立后，原军官教导队在此基础上数易其名，但一直没有停止招生办学，通过“红埔”历届学员发挥传帮带作用，“不嫖、不赌”渐渐地得以在红四军广大官兵中贯彻实行，军纪肃然，军威大振。
　　此外，红四军军部还制定了三项军事纪律，其中《一般纪律》规定：“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敲诈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因为有章可循，红军士兵纪律大为改观。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四军主力在出发赣南以后四战皆败，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也连吃败仗，一时之间“议论又起，军心涣散”，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决议案，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规定：“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并把“不吃鸦片，不赌博”列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红四军由此跟旧式军队彻底划清了界限，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成为一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

　1930年3月21日，朱德、毛泽东率部回师赣南，在南康县唐江镇联名签发红四军司令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第三号训令：“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荡检闲游，以免一染恶疾，则百般困难，既自戕其身体，复贻误于要公。况值此春初，百病丛发，各官兵人等，正宜多加谨慎调摄，以冀健康，方克肩兹革命之重任，安可自寻疾病，以误工作。”并派出特务支队严密巡查，依令拿办违纪者。
　　6月上旬，红四军第三次由赣入闽，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就《流氓问题》达成了一个决议案，进一步把“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上升到“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的高度，严正指出：“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地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随后，赣西南、闽西地方武装经过整编，正式与红四军组建成立了红一军团。其他根据地的工农武装纷纷跟进，从贯彻古田、南阳两会决议精神入手，厉行清党整军，大力开展反腐化倾向、洗刷流氓的斗争，在当地群众中树立起了一道鲜明的道德标杆，引领了一方清新的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苏区各级党政机关也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黄赌毒的法规条令。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同年10月永定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十大施政纲领》，11月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最低政纲草案》，都明文写进了严禁烟赌嫖的内容。1928年7月，湘鄂赣边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区首份《政治纲领》，采取“饥饿疗法”对付黄赌毒，规定：“吃鸦片、嫖赌者绝对禁止，倘敢犯者，开除饭籍。”1930年2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区最完备的《土地法》，则拿起土地当工具制裁烟赌，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1929年4月29日，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暂行纪律》，对涉毒犯罪作了简单而又严厉的规定：如发现栽种、贩卖、吃食鸦片，“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婚姻问题决议案》，对涉黄犯罪作了有区别而又很明确的规定：“废除娼妓制，苏维埃对于娼妓者实行强迫劳役，对于嫖客者处罚和逮捕，尤严禁苏维埃政权下一切工作人员狎妓宿娼行为。”1932年9月28日，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禁烟禁赌条例》，针对3种对象分别设计了拘留、警告和劝告3个处罚等级，并规定：“严格禁止种烟与运烟，凡由白区运输烟土与烟具、赌具到苏区来的，自颁布禁令之日起，一个月以后开始没收并予以应得的处分。……凡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违反本条例者加重处罚。”
　　1931年5月19日，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暂时刑律》内容最丰实，在中共立法史上首次单列了鸦片烟、赌博和奸非三项罪名，并细分了20条相应的量刑定罪标准。通过明文立法、具体设规，无疑对当事人起到了明示、预防和约束作用，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井冈山时期，一团团长陈浩在攻下茶陵城后只顾吃喝嫖赌，不愿回井冈山过苦日子，毛泽东忍无可忍，第一次亲自下令处决手下战将。江西省胜利县县苏维埃主席钟铁青、县委书记钟圣谅伙同不法奸商倒卖鸦片、私吞赃款，经省苏裁判部公审，前者被执行死刑，后者获监禁两年。鄂豫皖红二十五军三十六团副团长陶某利用缴获的财物包养7名妓女，霍邱县二区的阎德成吸鸦片烟、聚赌抽头，均被当地政治保卫局逮捕、处决。湘鄂西联县四区的何纯乐也因嫖赌逍遥、不事生产，“乡苏维埃政府报请上级同意后，开大会把他杀了”。在苏维埃严刑峻法的威慑和打击下，苏区境内的歪风邪气大有收敛，黄赌毒泛滥之势大为减弱。
　　移风易俗劣根除，改天换地开新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除黄赌毒不可能指望下几道禁令、杀几个人就能一蹴而就、大功告成。1932年8月14日，江西省政治保卫局颁布的第七号训令更加明确定义：“究竟怎样才算是流氓呢？长期脱离土地关系与社会职业，而专靠包烟、卖烟、包赌、强霸、混骗为长期流浪生活的，这可算是流氓。和尚、道士等封建余孽，耕田的农民吃过大烟，工人吃过烟或赌过钱的不算是流氓，这些分子仍得享受土地革命的利益，这样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分化政策。”
　　各根据地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尊重科学和人性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严禁与疏导同步推进、预防与根治并轨运行的综合治理方式，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截断传染源、稀释淡化毒素，最终逼黄赌毒实质性退出历史舞台。
　　苏维埃政府通过大力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买卖婚姻、禁止一夫多妻制度，结婚难题遂迎刃而解，很多老光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
　　各级党政在加大物质投入、强化政策支撑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着重采用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针对苏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宣教工作者尽量选用口语方言，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标语、歌谣，供他们读诵传唱。比如，赣东北苏区流传的《戒烟歌》：“鸦片烟馆五寸长，送了多少少年郎，卖了多少好田地，败了多少好家当。”湘鄂川黔苏区流传的《赌棍歌》：“赌棍哥，背着空箩箩，家中嘛没有米下锅……戒赌吧，地里去干活，猛回头，莫再赌博。”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团创作的《扩红谣》：“老乡们，听我言，人穷胆大志不短，莫赌钱，莫烧烟，跟着红军去造反。”
　　苏区境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也纷纷开辟专栏、采编特稿，指名道姓揭露腐化现象、批评流氓行为。比如，1932年3月25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轻骑队》专栏发表的《“特别区”的“特别”》，讽刺“于都梓山区团区委以前的书记，对一切工作非常消极，但好像又很忙的样子。后来调查出来，原来他与区政府党区委的一部分人，每天忙于一件特别的工作——赌博”。1933年8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的署名为周子士的《样样来得的贪污分子》，揭露永丰县七都工委书记刘彦才的日常生活是“嫖妇女、赌钱”。
　　在各级党政群工组织的鼓励、引导下，受黄赌毒为害最深的家庭妇女竞相上台现身说法，有的指责丈夫把她唯一的裤子偷去当铺当了嫖娼；有的哭念儿子因赌博纠纷畏罪潜逃；还有的怒斥公公嗜毒败家，导致子孙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种种悲景惨状，极大地激发了同病相怜者参与斗争的热情，令同恶相济者无地自容，暗中坚定了改邪归正的决心。少年儿童也被组织起来，充当查禁黄赌毒的急先锋。
　　江西广昌县中寺区儿童团在1933年一年就捉获烟痞、赌棍20余名。湘鄂西鹤峰县“童子团员关阳春揭露了自己的爷爷吸鸦片，把爷爷绑在腿子上的鸦片也查出来了”。皖北六安县童子团软硬兼施，把石婆店街南头的老鸦片鬼冯长顺整得服服帖帖。
　　中共和苏维埃政府重在因势利导、上下协调、标本兼治，贵在完善、贵在落实、贵在坚持，这场以整治黄赌毒为重点的社会改造运动，取得了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成功。一盘散沙的游民阶层经过教育改造，脱胎换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苏区境内烟赌肃清、娼妓绝迹，整个社会风气、精神面貌为之一变，“谁要是跑到咱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盖一经捉获，认为流氓，立即处死，无稍容情，其谁不惧？！”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更是自责不已：“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