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为何点名谈杀医案？

[摘要]2013年10月17日至27日，仅10天，全国就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２７次。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医生遭杀害最多的国家。

对于医生石江伟来说，“回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2012年11月29日，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7岁的针灸科医生康红千在被62岁的病人王英生手持斧头砍死。而凶手王英生，一年多前是石江伟的住院病人。

女医生陈妤娜与患者王运生最后一次的碰面，成为了一场惨剧。2012年4月28日，面戴口罩的王运生在湖南省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办公室内，用一把折叠式尖刀结束了陈妤娜的生命。

201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将“王英生杀医案”、“王运生杀医案”案作为暴力伤医犯罪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与此同时，“王英生杀医案”也写入了2015年最高法报告。

两起杀医案仅仅是残酷现实的一个缩影而已。

据环球时报报道，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61.48%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年—20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据中国医师协会梳理，2013年10月17日至27日，仅10天，全国就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

著名医院管理专家、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称，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医生遭杀害最多的国家。

2011年4月，哈医大杀医案凶手李梦楠，后来因诊治方案多次更换，强直性脊柱炎却越来越严重。他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便手持水果刀闯进医生办公室，造成一名年仅28岁的实习医生王浩死亡，三人受重伤。

2013年3月25日，浙江温岭一位患者持刀闯入人民医院，接连向三名正在为病人看病的医生捅去，造成一死两伤。

腾讯新闻经过梳理发现，几起杀医案都与“治而不好”有关。其实，10多年前的杀医案即已呈现这个特点，如2001年38岁的硕士绝症患者彭世宽 ,对着67岁的老医生王万林连捅46刀致其身亡；同年四川农民包季厚因患右眼视网膜脱离，对治疗效果不满，于是制造了一起爆炸，造成五人当场死亡 ,35 人受伤住院。

其实“治而不好”仅仅是医患冲突的一个导火索而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曾指出：“利益是否定医患信任的信号”。因此，为赢得医患信任，很多国家对医生的激励机制做出要求——通过拿年薪使其收入与业务量脱钩。然而，我国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被迫自谋生路，只好通过考核分配方式将业务量指标层层分解，迫使医生多看病、为医院创收。这不仅增加了医生的工作压力，更破坏了过去患者眼中医生“救死扶伤”的形象。

值得思考的是，在缺乏医疗资源及人才的情况下，我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被迫放弃医疗事业。“现在医疗优质资源大多集中在三甲大医院，而三甲医院几乎全部属于国有，僵化的编制系统把大量的医学院校学生排除在了体制外。基层和民营医院非常需要医生，个体诊所也需要发展，但这些地方既缺编制、缺资质，也缺品牌、缺资源，还不如去卖药。这是体制逼出来的结果。”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说。

这些乱象的背后映射出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逐利机制”的弊病：政府投入不足没有保证医生得到应有待遇、医院自创收入让医生背负过重业务负担、考核分配机制不合理破坏医患信任基础。过去的教训也在说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策略是行不通的。这三个问题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而治之，任何社会单一力量都无法平衡“待遇、压力和信任”三者之间的关系。

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认为，“解放医生、开放市场、分级诊疗才是中国医改的出路。”

首先，要分散过于集中的医疗资源，从大医院、高端医院向基层分流。“大医院看护的重点应是急诊和住院病人。非急诊、非住院病人随着医疗资源的下沉，应逐步在社区这一平台进行。社区平台需要大量的优质资源，特别是医生，所以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推进医生从多点执业到自由执业。”

其次，社会办医的力度还要加大。“民办医疗服务结构及其内部工作机制受目前体制性障碍影响较小，医生工资待遇会更多地体现在工作和服务上，而不像公立医院医生那样需要面对强大灰色收入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旦应对不好，就会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腾讯新闻综合 撰稿：张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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