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舫法师(1904~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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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青年法师。如谈玄、本光、苇舫、尘空、印顺、寂安、清虚、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
在主持图书馆的同时,他接手编辑《海潮音》月刊,从事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想的宣传。他主编了第十三卷全卷。以后又两度接任主编,先主编十六、十七、十八三卷,后来又主编二十一卷。后两次主编海刊,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编辑发行的。
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的五年之间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极盛时期,法舫在这段时间,为图书馆尽了最大的心力。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武汉成为军事要冲。一九三八年,舫师应太虚大师之召,及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之请,西上入川,进入汉藏教理学院任职教务主任。舫师在汉院三年,协助法尊处理院务外,并讲授《俱舍论》,深受汉院学生的欢迎。后来,舫师示寂,演培法师在〈敬悼舫公法师〉一文中,追述舫师在汉院的情形:
舫公对于佛法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但特精于唯识、俱舍,我在汉院时,他为我们同学亲授俱舍一课。每当他来上课时,同学们即聚精会神的静听,他那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口若悬河的无碍辩才,在在引起学僧的兴趣。尤其他对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每一论题的剖析精微,更能控制学僧的情绪......。舫公主持汉院教务三年,对院内应兴革的事宜,确费了不少的心力,汉院得有今日的声誉,虽说是由于抗战时大师住院指导,名德法师的集中教学,但舫公的多方擘画,辛勤领导,其功尤不可没。
一九四〇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各东南亚佛教国家,他感于对这些佛教国家有进一步联络的必要,归国之后,商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传教师名义,赴东南亚各国传教,并携达居、白慧二师赴印留学。三人于一九四一年出国,途经缅甸,留下达居在缅甸学习巴利文,并在十方观音院附设的佛学院任教。法舫和白慧二人亦在缅甸停留年余,考察当地佛教情形,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始到达印度。
舫师偕同白慧到达印度后,进入著名的“国际大学”,从事梵文、巴利文及英文的研究。此时,战前已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居士,对法舫的接引与照应殊多。法舫在国际大学进修三年,又转往锡兰智严学院,从事巴利文及梵文小乘教理的研究。法舫刻苦修学,进步颇速,短短四年,他已勉强可用英文授课,并试译巴利文佛典《南传阿毗达摩摄义论》。
一九四七年,他在锡兰惊悉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悲痛不已。而上海方面,太虚大师的弟子和护法居士们开会讨论,认为大师圆寂,奉化雪窦寺及武昌世苑图书馆都乏人主持,咸认法舫法师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大家联名敦促,希望他早日返国。法舫认为扶持大师的事业,是弟子应担的责任,乃摒挡归国。途经马来西亚、香港,所至辄随缘教化,备受四众推崇。一九四八年五月抵上海,迳往奉化雪窦寺礼太虚大师舍利塔。并继大醒法师之后,出任雪窦寺住持。是年秋未,他又赴武昌,接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并在院内为太虚大师营建舍利塔。
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太虚大师即命苇舫法师去武昌,交涉收回武院旧址,予以修缮整理,计画复院工作。一九四七年修整就绪,对外招生,于中秋节开学。一九四八年舫师抵达武昌之时,武院代院长苇舫已到上海接任玉佛寺住持。舫师接任院长后,原想有一番作为,以光大太虚大师的佛教事业。唯以内战日炽,烽火连天,人心浮动不安,学院亦受到影响。一九四九年春,受请到湖南长沙讲经,讲经圆满,战局剧变,已无法回武汉。只好南下广州,驻锡六榕寺。这时,武院学生隆根也到了广州,到六榕寺谒见,告知武院受战事影响,学生星散。隆根是卖自己的书籍,凑作路费来到广州。大局如此,舫师为之黯然。他告诉隆根,将在六榕寺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到香港转赴锡兰,到锡兰大学任教。他致送隆根两枚银元,希望隆根离开广州到香港去。
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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