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 EXCLUSIVE
 
 

撰文 本刊记者 李舒亚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全球8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开幕式,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首都——北京。
然而,仅仅半个多世纪前,绝大部分中国人还都不大知道何为“奥运”。
奥林匹克意味着什么?中国梦圆奥运的五环之路,历经多少曲折,又承载了多少人一生的理想和不懈奋斗?作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外交和国际奥运史上一系列重大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曾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有“中国奥林匹克先生”之称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奥运史上五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瞬间,以及凝结在那些瞬间背后的不能忘却的故事。
游泳运动员吴传玉成为新中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第一人。
1952年7月29日,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后,在奥运村举行升旗仪式。后面队列前排右起(前四位)依次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中、代表团团长荣高棠、代表团副团长吴学谦和何振梁。
1980年2月1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美国普莱西德湖第13届冬奥会开幕式上入场。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基拉宁主席(左)向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右)表示祝贺。
何振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为本刊读者题词。

“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空升起就是胜利。”
2008年7月初,北京因连日多雨而未像往年同期那样炎热。在朝阳公园内何振梁的工作室里,我们重新翻开那些定格在历史上的经典瞬间,也打开了这位一生献给奥运事业的79岁老人盛满奥运往事的记忆匣子。

“这是在1952年到达赫尔辛基的当天中午,我们在奥运村举行了入村升旗仪式。”看到第一张照片,何振梁立刻脱口而出。尽管时隔50多年,他还是一一指认出照片中能看得清的每一个人。
1952年7月19日至8月3日,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也是何振梁个人第一次接触“奥运”这个新鲜事物。
在旧中国,政府对发展现代体育很不重视,曾于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三次组团参加在洛杉矶、柏林和伦敦举行的奥运会,均全军覆没,绝大部分项目在初赛即遭淘汰。中国人也因此曾被外国人在报刊漫画中讥笑为背回“大鸭蛋”的“东亚病夫”。1948年伦敦奥运会时,随同的国民政府官员在奥运会闭幕后到他国游山玩水,剩下大部分运动员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最终幸得当地热心华侨资助,才不至于流落异乡。
“当时对奥运毫无认识,什么也不知道。”何振梁说。他自1950年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因法语特长被选调至团中央从事外事工作。那时,团中央兼管全国体育工作,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团长即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副团长是团中央军体部部长黄中和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吴学谦。22岁的何振梁担任随团翻译工作。“就是一个小干部”,眼前的老人微笑着说。当时的他未曾料想,此次芬兰之行竟成为后来他一生结缘体育事业的开始。
通过临行前的动员报告会,何振梁才得知,国际奥委会一些委员借口中国局势不明,拒绝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合法地位。经过我国以及苏联、东道国芬兰等国一些正义人士的不断努力和争取,国际奥委会于奥运会开幕前两天才决定向中国发出邀请。周总理作出指示:“只要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空升起就是胜利。”
经过几日的紧急准备,中国代表团乘坐几架小飞机从北京出发,日夜兼程地赶赴赫尔辛基。那时的空中交通没有今天这样迅速便利,经停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一站又一站后,代表团终于在奥运会闭幕前五天抵达赫尔辛基。此时,赛程过半,足球、篮球等多个项目都未能赶上比赛,唯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一人参加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也遭淘汰。
但是,无论如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会上空升起,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新中国来了!”何振梁的话音坚定有力。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登上了世界体育舞台。
“以赞成62票、反对17票、1张废票、1张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何振梁追忆起那次关键性的胜利,感叹道,“当时的过程很艰难,历史不能被人们遗忘。”
赫尔辛基奥运会后,又经过多次交涉,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雅典全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中国奥委会,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未经全会讨论,悄然地把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其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仿效此做法。
为了表明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1958年8月19日,中国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陆续退出十余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此后长达20年时间里,中国仅在国际乒联、国际滑冰联等少数几个国际体育组织中保留会籍。何振梁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在为何振梁撰写的传记《五环之路》一书中写道:“偌大的中国在亚洲屹立了几千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里,她却被排斥在亚洲的体育之外。这令人难以接受和理解。”
1955年,因表现出优秀的语言技能和政治素质,何振梁被贺龙副总理亲自“点将”调入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在国际体育界为争取维护中国合法权利而斗争的历程。“整个过程,直到1979年,跟国际奥委会打交道,我是造他们反的。要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想搞‘一中一台’,我们坚决反对。”这位后来的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严肃地说。
不仅是国际体坛,新中国成立初,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长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之门外。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次年,爱尔兰人基拉宁当选新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结束了“甚至比美国还要亲台”的布伦戴奇时代。这些都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论是中国还是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都更加紧迫地提上了议程。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在以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为宗旨的国际奥林匹克之外。
1979年是中国奥运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呼吁两岸尽早实现“三通”。
“整个形势和对台方针变了,随之而来的是,体育界也在考量非政府组织怎样调整政策。”何振梁说,“过去,我们表示,可以允许台湾运动员参赛,但是要参加我们的选拔赛,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允许它以地区的名义单独参加,但是名称呀、仪式呀都要合适。”
1979年4月6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上,列席会议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宋中代表中国宣读声明,由何振梁用中文回答提问,楼大鹏译成英文。在那次后来被人们称为“舌战群儒”的会议上,面对先后达15人次、持不同态度的委员的提问,特别是一部分对新中国怀有排斥情绪乃至敌对立场的提问,何振梁始终态度平和而原则坚定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奥委会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考虑到台湾地区当时的状况,以及台湾同胞也希望参加奥运会的愿望,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体育组织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作为地区机构参加,前提是不得冠以一切有关所谓“中华民国”的象征。

由225名体育健儿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席第23届夏季奥运会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旗手是篮球运动员王立彬。原载《人民画报》1984年11期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夺得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运动员。现场观战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黄中高兴地向许海峰祝贺。 摄影 官天一/新华社
胸前挂着多枚奖牌的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和队友们一起参加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他在该届奥运会上获得3金2银1铜,成为中国在一届奥运会上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摄影 官天一/新华社
1993年9月24日凌晨,北京申奥晚会现场,在得知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悉尼的刹那。 摄影 刘占坤
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公布的瞬间,中国申奥代表团欢呼胜利。 供图 新华社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下午6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北京! 供图 新华社

尽管那次全会没能最终通过期望的决议,但是,中国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也争取到了更多支持。经过持续的冲刺努力,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允许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参加,“使用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这个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中国奥运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同年11月,国内外体育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情地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登上了世界体育舞台。”

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第一金
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不久,1980年2月13日至24日,第13届冬奥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这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中断关系22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中国派出了由28名运动员和8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李梦华任团长,何振梁任副团长。由于冬季奥运会的影响力不如夏季,加上那次冬奥会上中国没有取得好的成绩,所以被人们提及得不多。但是,这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单以成绩论。过去为中国体育的发展起了作用的人,我们都应该记住他们。”何振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打着五星红旗堂堂正正地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昂首阔步地入场了。”
同年7月,第22届夏季奥运会在莫斯科举行。但是,由于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普遍指责,最终共有美国等65个国家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中国一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邻国阿富汗遭到武装入侵,更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因此,中国奥委会也决定不派出运动员参加此届奥运会。
四年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派出由225名选手和50名教练组成的大型代表团第一次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进场时,全场起立欢呼。“除东道主美国外,只有中国得到了这样的礼遇。”当时,何振梁已于1981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坐在开幕式主席台上的他对这一幕至今印象深刻。
开赛第一天,射击选手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为中国人夺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奖牌零的突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何振梁回忆说:“萨马兰奇主席的任期是从莫斯科奥运会闭幕那一天开始。他很高兴自己作为主席颁发的第一枚金牌是发给中国人。也巧,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金,也是那一届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
最终,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夺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高居金牌榜第四位。从许海峰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到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夺冠,中国体育健儿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世界为之震惊。
“那一次,跟1952年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何振梁欣慰而自豪地说。

兵败蒙特卡洛
“这张照片当时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当时,第一次申奥,我在蒙特卡洛现场。回来以后看到这张照片,上面都是我的老领导,荣高棠同志、李梦华同志、王光美同志,还有其他一些演员,那种失落的样子,历史把它定格在那里。”至今回首这段往事,何振梁仍然双眉紧锁。“我感到,自己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一副主席,又是申办陈述人,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何振梁说,中国希望申办奥运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主管体育的时代,不一定很明确地提出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中国一定要办大型运动会”的想法一直都有,首都体育馆即是为新兴力量运动会而建。
真正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申办奥运会的想法是在1979年3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时,渡边问道:“明年中国是否会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邓小平回答说:“关键是要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不仅要参加,我们还要举办奥运会。1984年来不及了,1988年也许可能。”这段谈话记录传到国家体委,时任国际司司长的何振梁和大家一起受到极大鼓舞。
国际方面,萨马兰奇主席应邀参加中国1984年国庆大阅兵,何振梁全程陪同。何振梁回忆道:“一下天安门城楼,他就跟我讲,你们组织得这么好,完全可以申办奥运会。这刚好跟我们国内的想法一致。”
有了申办奥运会的想法,需要做好各方面大量的准备。为此,第一步,中国先是在条件基本成熟时提出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何振梁作为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参与了筹办的全过程。“当时,包括奥运场馆的分布等我们在大体上都已有规划考虑。你看五棵松那块黄金宝地一直留着,那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将来一定要留给体育。现在的奥林匹克公园,也是在筹办亚运会时,就为了将来的奥运会完全留下来。”
1990年9月22日,亚运会开幕那一天,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待来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时,正式把中国希望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萨马兰奇主席。在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上有观众拉开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
经过三年紧张有序的准备和艰苦奋斗,1993年9月23日,中国站在了摩洛哥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陈述席上。

2001年7月18日,中国申奥代表团从莫斯科飞抵北京,前来接机的体育界元老、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前右二)与何振梁拥抱祝贺。 摄影 李俊东/新华社
一名中国青年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鸣放的鞭炮烟火中狂奔,欢庆胜利。 新华社 供图
申奥成功那一刻,普国欢庆:“祝贺中国!” 摄影 程铁良

到达蒙特卡洛后,何振梁分析估算,中国有把握的约有40票,但必须要45票以上才可以确保。如果最后剩下北京、悉尼和曼彻斯特三个城市,中国就比较危险。而胜与负,差票就在两三票之间。
那天,蒙特卡洛下着大雨。按照抽签顺序,柏林、悉尼、曼彻斯特、北京、伊斯坦布尔依次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报告。第一轮、第二轮投票后,正是何振梁事先料想的最坏情况,剩下最后三个城市中,北京只领先悉尼8票,而曼彻斯特有11票。这时,虽然还未宣布最后一轮投票结果,熟悉国际奥委会游戏规则的何振梁,就已跟当时坐在他身旁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副主席说,“凯文,看来你们要胜了,我向你祝贺。”
最后,装有结果的信封传到萨马兰奇主席的手中。“那次宣布又特别戏剧化。萨马兰奇来这么一手,先说感谢五个城市。北京按字母顺序排第一个,一听到北京的名字,大家就激动地欢呼呐喊。后来一连串的城市都出来了,最后宣布主办城市是悉尼,大家就目瞪口呆了。”何振梁当时心里虽然失望,但仍旧微笑着。他说:“面对的是全世界的镜头,我对自己说,你可不能表现出任何失落的样子,败要败得光明磊落,不要丧失我们的志气。”
何振梁认为,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利,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一方面,那时,北京刚改革改放不久,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确实不如悉尼。加上东欧一些国家的“变色”、苏联的垮台,一些人对中国的未来也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委员被吊销护照,埃及的老委员则因医生反对不能长途旅行,失去了铁定会投给中国的两票。后来,澳大利亚自己又曝出,投票前一天,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请两个非洲国家的委员吃饭,给每人一张三万五千美金支票,名义是支持他们国家的体育。何振梁说:“如果不出这些意外,如果公平竞争,结果也许就很难讲了。”
“永远的北京,不远的奥运。”回到北京首都机场,何振梁没有想到,迎接他们的竟是手持鲜花、打着红色横幅的1500人欢迎队伍。“我们不是凯旋之师,却受到如此隆重热烈的欢迎。这让我看到中国人的坚忍不拔,暂时的挫折绝不能够把我们的意志挫败。标语上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申办没成功,但我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因为我坚信,奥运我们一定还是要办的!”

梦圆莫斯科
“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2001年7月13日下午,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最后一位陈述人,何振梁发言的第一句话立刻轻轻地敲打着在场的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心。
虽然第一次失败了,但是,8年后,当中国重新整装出发,情况已大不相同。“这一次,基本上是众望所归了。”何振梁的语气里流淌着平静的喜悦和按捺不住的自豪。“不仅准备充分了,我们的国力也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已大不一样,我们国家的稳定,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本来支持我们的更加支持,本来有点犹豫的,这次也支持了。”
每一张选票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委员,一个个外交关系。努力了几十年,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何振梁估算着中国可能得到的选票:“我比较有把握的是,第一轮,我们可以在42至46票之间,第二轮在54票上下。”最终的结果,第一轮,中国44票;第二轮,中国56票,即以比第二名多伦多多出34票的过半票数提前胜出。
莫斯科时间下午6时,萨马兰奇走上讲台,拆开信封,庄严地宣布: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北京!
欢呼,喝彩,拥抱……北京市长刘淇以及整个中国代表团高兴得跳了起来,北京沸腾了,国际奥委会的同事们一一上前向何振梁表示祝贺,他只记得自己不停地言谢。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不懈努力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冲破多少困难和阻挠,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民族历经坎坷磨难,终于,自强自立地屹立于国际体育之林!
“亲爱的同事们,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七年后的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这是何振梁2001年申奥陈述发言的最后一句话。
时光飞逝。如今,7年过去,北京准备好了吗?
“我相信,我当时在莫斯科讲的那句话,确实成为委员们现在普遍的心情。在北京举办的将是一次十分盛大的奥林匹克盛会。”何振梁微笑着平静地回答,“但是,这也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大家期待太高,有一点小问题人们可能都会有微辞。中国要办一些事情不容易,过去我们受人欺凌摆布,如今要在国际上发挥我们的作用,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会风平浪静,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伴随中国奥运事业成长了半个多世纪,何振梁和同事们一块砖、一块瓦地砌成了通往今天北京奥运的长城。他说,北京奥运将会是一次“三赢”的奥运:第一,奥运受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使奥林匹克的理念得到最广范围、最深刻的传播,也使得原来主要源于希腊、欧洲文化的奥林匹克内涵,吸收了中国的、东方的一些好的元素,进一步发展进步。第二,中国受益,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机会,也将促进中国多方面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领域都取得可喜成绩。第三,世界受益,北京奥运将促进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世界更加和谐。
“可以说,中国改变了奥运,奥运也改变了中国。”2008年8月7日或8日,何振梁将实现他人生中另一个梦想,担任奥运火炬手。作为“中国奥林匹克先生”,他会是最终点燃主火炬的人吗?


编辑 李舒亚 刘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