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亚投行，中美两国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当前，中美双方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摩擦和矛盾十分尖锐，如果说要开展合作，主要就是进行危机管控。但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在应对全球挑战问题上，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加强核安全、应对能源短缺、打击国际犯罪、防止国际传染病等诸多方面，甚至在维护互联网安全、外空安全方面，中美都有很多、很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应争取达成更多的协议，积极开展合作。

现在双方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时，比如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在G20曾有积极的合作；再比如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之后，中美之间的反恐合作明显加强了。但一旦形势有所好转，合作的步伐就慢下来了。而随着双方之间在传统安全上的摩擦重新上升，非传统安全合作往往受到重大干扰，甚至陷入停滞。因此，如果两国政府都有远见的话，应该始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予以高度重视，不断把这方面的合作推向前进。这既可以培养双方的合作习惯，又可以对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起到平衡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中美双方都坐在同一条船里，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总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

至于说战略互信，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中美双方要全面建立起战略互信很不容易。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崛起，这些都导致双方战略互疑上升。因此，有人说现在中美两国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但我认为，也不要把这个问题绝对化，即使在双方分歧加剧的情况下，双方在建立战略互信方面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例如，努力保持和加强两国的对话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不断加强安全信心措施建设，共同制订必要的安全行为准则，以及确保双方都充分地了解对方的底线、不去触动对方的底线，等等，如果两国能在这些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也可谓是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吧。当然，坚实有力的战略互信最终还是要建立在更多合作的基础上，并且双方要越来越能正确地理解对方，大大地减少误判和误解。在这方面，中美两国之间任重道远。

观察者网：2012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也在进一步促进改革，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些改变让美国有些不适应。您认为该如何向美国政界和学界解释中国近些年的改革，减少双方的误解？

张沱生：现在美国有个担忧，认为中国的改革停止了，甚至有人说我们的改革在倒退。怎样才能让美国人打消这种担心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自身要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新的中央领导团队上任以来，建立了由最高领导人担任组长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美国现在还不太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深水区，以前进行的改革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现在不同了，涉及的是金融、土地、大国企的改革，都是深层次的，难度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高能耗、高污染、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做法已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实行经济转型。当前，美国怀疑我们推进改革和实现经济转型的决心与能力。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呢？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一步步攻克改革难关，坚定地去除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种种弊病。我们的经济增长稳定下来了，改革见效了，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如果想让美国人了解我们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而且是决心通过改革开放来促进发展的，最重要的将不是言辞，而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证明给他们看。

观察者网：现在普遍认为美国有一种心理焦虑，尤其是对“世界领导权”的焦虑。您认为美国出现这种焦虑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来应对这种焦虑？

张沱生：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很有意思，19世纪末它的GDP就已经是全球第一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并不急于去当世界的领导者，它搞了个门罗主义，守住自己的家门和后院，采取了一种非常务实的做法。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强国在战争中损失非常大，美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台，但美国还没有完全拿到世界领导权，苏联成为了它的强大对手，和它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格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垮台，美国才获得了完全的领导权，形成了一极世界格局。

这时美国开始感到飘飘然了，“历史的终结”这种话也出来了，要在全世界推行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甚至不惜发动“人权战争”。此后，美国犯了不少错误，最突出的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赢得了战争，却无法赢得和平，这使它的软、硬实力都是受到较大的伤害。再后来，它又搞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使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遭受重大冲击，美国的自信心开始下降。而在此期间，中国的实力持续上升，中美之间的差日益缩小。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产生了焦虑感，担心它的领导权被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甚至夺走。但事实上，这一轮新兴大国集体崛起的特点恰是融入和基本维护现行世界体系，只是它们希望使现有秩序变得更好一些，想推动一些必要的改革，承担更多一些的责任，以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挑战。这难道不应该欢迎吗？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长大了，美国应该鼓励和接受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应支持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其实，从改革之初中国就确定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向，中国早已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当然，中国也有志于对现存秩序中某些不足或过时的方面进行改革，但它将会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努力。就这点来说，我实在是希望美国能够更自信一些，也能更大度一些。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也试图在国际关系上做出一些改变，比如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从伊拉克撤兵，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认识到以往外交策略的失败或者说不足，试图通过这种改变打开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

张沱生：奥巴马一年多后就要卸任了，怎么评价他是后人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总体看他还是一位比较务实的美国总统，任职期间还是做了一些大事，虽然现在有很多美国人批评他，但我认为，将来他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会有一定地位的。

布什政府曾开展全球反恐战争，反恐本身没有错，但美国的反恐战争犯了不少错误，包括一味强调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企图用战争手段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等，结果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反而加剧了恐怖主义的发展，目前在中东非常猖獗的IS可以说就是伊拉克战争的产物。当时美国攻打伊拉克，理由是伊拉克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占领伊拉克后却什么也没发现，这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威望，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比较务实。最近美国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其实奥巴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从上台之初就开始了。他决心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并从两国撤军。奥巴马政府还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调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但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约却加剧了与中国的摩擦。从总体看，近些年来，根据全球力量对比和自身实力的变化，美国确实在做出战略调整，但这一调整还远未完成，其方向也还不十分明朗。倒是有一点中国应高度警惕，这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内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其对华政策“过于软弱”。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可能有哪些变化，值得予以密切关注。

观察者网：再回到最近的中美关系上来。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帷幕，在以往的大选中，中国往往成为各个候选人攻击的对象，针对中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中美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波动。那么如何在这次大选中避免这种波动？以及如何改变中国被动应对的局面？

张沱生：根据对中美关系的多年观察，我认为这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常态。每到大选，总统竞选人往往会利用别国或者国际上的一些事情来互相批评，为自己造势争取选票，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对于美大选中拿中国来说事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而且过去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一些选举人在大选中对中国说了很多过头的、强硬的话，但等他上台以后又会从现实关系和实际利益出发，调整其曾宣示过的政策。比如小布什上台前，中美之间曾发生了台海危机、炸馆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美关系处于低谷。在竞选的时候，他对中国说了一些非常强硬的话，其上台初期采取的政策也确实一度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布什总统从两国的大局考虑，从美国的总体利益出发，开始对对华政策做出调整，并逐步改善了对华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美大选中的反华言论完全掉以轻心、置之不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做出一些努力，防止两国间的某些事态在大选年被美国总统候选人过度炒作。因为这毕竟会强化中国的负面形象，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扭曲的认识和很坏的影响，而且这也可能使美新政府在上台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到务实的对华政策轨道上来。我们应从现在起更加努力地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加强分歧管控，尤其是要努力避免发生突发性事件。此外，我们还应争取通过各种政府对话和民间交往对美国大选中的涉华舆论主动施加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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