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章文晋是三门人。尽管这位由周恩来一手培养的杰出外交家已逝世多年，但他的声名仍享誉国内外。他30年来亲聆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亲见周恩来杰出的外交实践，亲受周恩来对他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在3月5日周总理11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本报记者有幸聆听了章文晋亲属讲述他们一家与周总理的故事——

　　眼前的这张合影摄于1961年，地点在北京东四八条胡同朱启钤宅。照片上与周恩来夫妇一起的还有章以吴（左二）、罗婉容（左四）、章文晋（右二）、张颖（左一）和章梅（右一）。故事还得从章以吴说起——

　　难忘的同窗情谊

　　章以吴1897年生于三门海游。他的父亲章梫，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章梫考中进士成了京官后举家北上。

　　1913年，章以吴就读于天津的南开中学。也就是这一年，15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举家迁至天津，亦考取了南开中学。学校在张伯苓胞弟、曾在美国系统学习过欧美戏剧理论和编导的张彭春一手策划下，成立了南开学校新剧团。周恩来和章以吴差不多同时加入剧团。那时演戏不兴男女同台，故而章以吴常扮演女角。不久，家中一再催促章以吴回北京完婚，便只好由周恩来“救场”，接替章以吴所演女主角。正因为有如此一段在一出戏中先后扮演同一个角色的经历，章以吴给周恩来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章以吴后来在金融界做事，担任上海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务。上世纪50年代初期，章以吴夫人病故，续娶罗婉容女士为妻。罗的前夫曾定夫大夫是周恩来故友，在重庆曾为周恩来看过病。婚后，章以吴自愿放弃金城银行的职务和良好待遇，到甘肃平凉人民银行当一名普通职员。当时，这叫“参干”。1956年，章以吴退职返回北京。

　　那时，周总理曾几次造访东四八条胡同，有时是去看望朱启钤，有时是去看望在那里借住的章士钊。在那里遇到章以吴，周总理也采用章士钊的戏言称章以吴是“民父之子，民子之父”，意思是他的父亲和儿子都是官员，但旧社会的官被视为百姓之父，而共产党的干部则是人民之子。交谈中，听说章以吴、罗婉容结为秦晋之好，周总理非常高兴地说：“你们两人非常匹配，能结合到一起是件大好事。”还戏称他们这是“章罗同盟”。接著周恩来又笑着问道：“你们结婚为什么不请我喝喜酒？你们哪一位愿意请我吃顿饭啊？”耳闻目睹周总理平易近人的谈笑，章以吴夫妇不知如何作答。“您是一国总理，我们怎么好随便请您呢？”他们在心里想。周恩来见章以吴夫妇笑而不语，好像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好，你们不请我，我请你们，我来做东吧！”不久以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果真请章以吴夫妇全家到中南海西花厅吃了一顿饭。周恩来了解到章以吴返京后生活拮据，便根据章在解放前的资历，指示中央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商议解决此事。最后章以吴被安置到文史馆任馆员。直到“文革”，夫妇俩生活得很安定。 

　　总理栽培的外交家

　　1913年，章以吴回京完婚，成了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的“乘龙快婿”和私人秘书。不久生下章文晋。章文晋童年的时光基本上是在朱家度过的。

　　1927年，14岁的章文晋在外公的资助下负笈柏林。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虔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启蒙。“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油印中文译本就是他和成仿吾合作的结晶。此外，章文晋还是青年外围组织“弗里德（体育小组）”成员。1930年4月下旬，在柏林菲得利西林公园的一家普通住宅里，他有幸一睹青年时期的周恩来的风采。

　　抗战胜利前夕，章文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自西南来到“陪都”重庆南方局工作。不久，他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和英语翻译，参加周恩来与马歇尔元帅谈判的全过程。这位日后在外交部英语比赛中夺冠、译技深得基辛格博士嘉许的“高级译员”，还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张颖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比章文晋要早5年。1937年，这位15岁的广州姑娘到了延安，次年入鲁艺戏剧系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她主演的歌剧《农村曲》和《军民进行曲》等，在延安轰动一时。1939年，她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和文艺副刊主编，具体工作是为周恩来联络文化界人士及文委会秘书。

　　章文晋不爱说话，与活泼外向的张颖正好相反。有一天，周恩来请张颖和章文晋吃饭时问张颖：“章文晋要去解放区，你呢？”张颖笑着回答：“我去香港。”周恩来说：“你何时把你和文晋的事想通了，何时回解放区。”周恩来又说了章文晋的许多好处，张颖对章文晋有些心动了。后来在“红娘”周恩来的促成下，1947年，章文晋和张颖，在南京喜结良缘。

　　解放后，章文晋到天津外事处工作。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还常常挂念他。上世纪50年代初组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曾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抗战时期又在红十字会做过汽车队长工作的章文晋想去干老本行。周恩来知道后，半夜把他找到西花厅谈了两个多小时。总理从世界大势讲到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性，说明外事干部十分缺乏。听了总理的分析和循循善诱，章文晋高兴地留在了外交战线。

　　1954年，章文晋被调到外交部，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不久，负责亚洲事务，先后任副司长、司长，代表中国参加了中缅、中印和中巴等重要的边界谈判。“文革”开始后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后被揪斗并下放到农场劳动。周恩来借中苏边界谈判之机将他调回外交部参加谈判，后出任外交部西欧美澳司司长、外交部副外长。改革开放后，章文晋经邓小平点将，出任驻美大使，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兼党组书记，并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被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上世纪70年代初，与美国人最早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就是章文晋。基辛格博士后来感慨地说：章文晋使我改变了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所体现的外交风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周恩来丰富的外交经验成了他久而弥珍的财富。章文晋开拓进取，巧妙地把外交工作的原则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终于成为新中国承前启后，举世瞩目的杰出外交家。

　　总理夫妇来取名

　　1973年8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即将出使加拿大的章文晋夫妇带着章百家等4个子女到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邓大姐高兴地说，“总理很忙，能和你们聊天就是一种休息。”这次十分难得的聚会对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章百家来说，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谈话的气氛有点凝重，周总理除了向章文晋夫妇了解外交部的事外，还向当时在总政歌舞团工作的章百家询问了许多老演员、老作曲家们的情况。他还问及章以吴和罗婉容的近况，并说，这次没能请他们一起来，等你们回来我还要请你们全家吃饭。尤其是他看到当年的小百家已经长成了大小伙而感慨万千。

　　原来，中共中央在1948年从延安撤退，东渡黄河时，张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刚刚满月又随部队从黄河边向西柏坡转移。行至三交县的一座独木桥上，驮孩子和行李的毛驴掉到河里顺流冲出数百米，幸好被河中的大石头挡住，才把孩子救上岸。那时，生活十分艰苦，孩子没有东西吃，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就把分给自己的缴获的奶粉等营养品送给张颖。几个月后，一家三口平安抵达西柏坡。邓颖超说：“过去小孩子生下来要穿百纳衣，这孩子是一路吃百家饭长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

　　1949年，章文晋夫妇随部队进入天津，夫妇俩分别担任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年底，周恩来路过天津，特意让人将张颖和小百家接过去。2岁的小百家在周总理面前自告奋勇地表演翻跟斗，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翻个没完，那滑稽可爱的样子逗得总理开怀大笑。他动情地说：“当年那么瘦弱的孩子居然闯过了道道难关，成长得这样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此后，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以小百家为例，比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比较弱小，但一定能够战胜重重困难而逐渐强大起来。

　　一新一旧两总理

　　说起章家和总理的交往，有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章文晋的外祖父——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曾供职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局督办、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过国务总理。退出政坛后潜心于古建筑、市政和企业，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山东中兴煤矿及轮船公司，开发北戴河避暑区，是中国近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曾邀他出任伪北平市市长，朱启钤断然拒绝，而写下遗书嘱托后事。解放后，朱启钤先后出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与朱启钤的交往最初是由章文晋牵线搭桥的。解放前夕，朱启钤因对共产党不甚了解，怕受到往事的牵连，移居上海，打算辗转香港或台湾。周恩来获悉后托付章文晋将外公接到北京。    　　

　　有一次，周恩来在章士钊的陪同下来到朱启钤的住处。寒暄落座后，周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 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 朱启钤要家人为总理上茶，总理的随行保卫人员出于当时的安全规定，向朱家的人摆手，示意不必上茶。由于朱启钤年事已高，眼花耳聋，没有看清人们的举动，仍在不断催促：“快给总理上茶！” 茶端上来后，周恩来端起来就喝，还吃了糖果。总理的这一举动解除了难堪的局面，拘谨的气氛一下消失了。 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总理的话，周恩来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反复解释。每当朱启钤打断总理的讲话时，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话。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在葬俗上思想较守旧，担心死后被火化，在与周恩来告别时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家里人听到他提这样的问题，忙去阻拦，但总理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老先生说完后，总理对着他戴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 朱启钤听到总理的肯定答复，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朱启钤深深佩服总理的为人及领导艺术，他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此后朱启钤把跑到香港的中兴轮船公司的9条货轮召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将他珍藏的歧阳王（明初大将）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了政府。

　　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到朱宅祝贺，并送来了一个大花篮。几天以后，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朱启钤举行了一次小型寿宴。

　　1964年初，朱启钤因病住医院。当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得知此事后，立即打回电报，请医务人员尽力医治。2月26日，朱启钤终因年老体衰，不幸病逝。后来经总理批准，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开追悼会时，总理送了一个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并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主持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