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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西方学生的1968和中国学生的1968(3)

发布时间:2014-04-14 11:43 作者:徐友渔 字号: 点击: 加载中
 
  在这件事情里面,可以看出:美国1968年的造反活动,实际上受到法国学生造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法国学生起来造反以后,美国的学生运动就(开始)到处出现。在1968年,受法国学生造反的影响,美国大学里面大大小小的集会示威超过了2000次,有300所以上的大学都有发生学生造反的事件,到1969年达到高潮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两起学生造反的事情。
 
  这里面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做“气象员”,为什么叫“气象员”?因为造反者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使没有气象员,我们也知道风要往哪边吹”,它的意义就是说实际上你别告诉我,我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办。学生运动里面最激进的一支,他们就把自己命名为“气象员”,他们把这个运动越来越往激进的方向推。他们鼓吹暴力,最后要制造炸药,袭击美国的警察局,或者是火烧警察局,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戏剧性的事件,“气象员”这个最激进的学生组织在一个大楼里面,自己制造炸弹,很多年轻的学生就失去了生命。这件事情,使激进的学生组织损失很多,你看他们自己把自己炸死了不少人,暴力活动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美国的学生也从来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美国的工人是非常反对学生运动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在中国也有体会,跟中国最对着干的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觉得,美国对中国限制贸易这一块最好。比方说他们(美国工人)觉得美国的资本家在中国投资,等于把工作机会给了中国人,而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也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美国的工人保守传统是非常强烈的,美国的学生那时候得不到工人支持,美国的工人阶层跟美国的政治社会之间有隔阂。但是不论怎么说,美国工人没有支持他们。他们自己制造炸药,炸死了自己,他们这种暴力行动——去袭击警察、去烧警察局,都没有人支持。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学生运动大概在1970年以后就烟消云散了。这一点上,跟法国的学生运动结果是殊途同归的,原因都是暴力性得不到大量的支持,而且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最后就消沉下去了。而美国的变化,意志消失以后,美国那些学生又出现180度大的转变,本来穿破破烂烂的牛仔裤、特别放荡的人,现在穿西装戴领带,该考试就考试,该拿学分就拿学分,该拿学位就拿学位,就出现这种情况,大选的时候该投票也出来投票,该上教堂的时候也上教堂了,又回归了他们的主流价值。美国人就把求职、把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把建立家庭放在自己首位,就是整个社会回归到了正常的秩序。
 
  那么,中国1968年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首先要指出,就像今天有些报刊做的1968年一样,跟大家的初步印象是相反的,1968年中国的青年学生跟西方学生的造反不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实际上,中国的1968年不是学生造反,而且是学生造反结束,还不光是这样,整个学生思想实际上还是在批判性地反思造成早两年的行为的思想。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学生说要造反,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简单地说,中国学生造反应该是在1966年,而且这种造反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中共中央做的决议,是根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以及“16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议最后组织起来的。要说当时中国学生的造反以及给外国留下印象的话,最明显的造反高潮应该是1966年的8月份,那时候以北京为典型,叫做“红色恐怖的八月”。中国学生在1966年,以“红八月”或者“红色恐怖的八月”为代表的造反有两个特征,这是跟西方学生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特征叫做“血统论”,就是当初的学校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当初的学生在1966年之前,早就根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分成了三六九等,一部分学生叫做“红五类”,就是你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或者是工人;另外一部分叫做“黑五类”,这五类是黑色的,地富反坏右。但中间有一些数量的教师、律师或者医生,那时候叫做“麻五类”,就是既不红也不黑,但是你必须改造自己。
 
  那时候学生里面流传着一副对联,支配着学校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对联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红五类”出身的人由于父辈是革命的;另外一部分,是“黑五类”由于你家庭背景不好,由于你父母是反动派,你天生就是反动的,这是一个绝对的界线。相当多的学生由于出身不是“红五类”,他是没有资格参加造反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中国造反的特点跟西方不一样,西方造反绝对不会问你爸爸是干吗的。你爸爸如果是个部长,那么你可以造反,而且袖标是很大的,如果你爸爸是处级干部的话,袖标小一点。那种等级制,那种中国封建社会那一套皇权制度下的东西,实际上完全是反着过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假造反,你父母的地位严格决定了你现在有多少造反的资格跟发言权。
 
  第二个特点,1966年,中国学生打出文化革命的旗号反对文化。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时中国的教师最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后来带队,带着自己全校的几千学生跑到山东曲阜去,挖孔夫子墓,然后就是北京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庙宇都被摧毁,图书馆的书全部被拿出来,说那些是资本主义的图书,直接拿到造纸厂化成纸浆。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其实完全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文化。这是中国的造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造反,我认为跟西方的学生造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中国学生还是有好的一面,虽然是完全盲目的个人崇拜,誓死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到1968年的时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学生已经开始考虑文化革命到底对不对、文化革命是不是一个拯救人类的最新的革命、是不是彻底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学生的主流在1968年跟西方学生刚好是相反的,他们的造反运动是方兴未艾,我们的造反运动已经是开始批判性的反思前几年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这里谈一个学理性的问题,一般我们熟悉的概念,西方学生也是这个观念,中国人也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把文化革命叫做“十年浩劫”或者“十年动乱”。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革命是接近10年的,就是从1966年开始,一个标志是1966年5月16号,因为中共中央发表文件,把文化革命起点定在这一点。文化革命结束,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把“四人帮”抓起来,把“文革”派的人一网打尽,文化革命正式宣告结束。从一般的定义,中国文化革命是1966年到1976年,我们叫做“十年文革”。但是西方的学者一般不采取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印象中就叫“三年文革”。西方一些学者写的重要的书标题就是这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为什么他们这么看?他们不把后面的看成是“文革”,他们把学生造反的结束、学生的退出叫做文化革命的结束。这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到底文化革命应该算是“十年文革”还是“三年文革”?我觉得各有优缺点。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大多数还是照顾中国的思想倾向,经常提“十年文革”。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其实说是“三年文革”也还是有道理的。我现在也要讲个事情,为什么“三年文革”很有意思?实际上有大量的文献说明,1968年时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结束了。比如说,1968年的时候,报刊上就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既然在1967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应该说在短短的一年后,1968年就是文化革命结束的一年。
 
  另外一篇社论说:“随着全国包括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文化革命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说法也证明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到1968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召见了当初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大学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还有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五人,这就是五大学生领袖。毛泽东严厉地斥责他们,实际意思就是警告他们:你们别以为我们中央是支持学生造反的,你们从此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实际情况也是,毛泽东训斥了这五大学生领袖后,造反完全停止了,接着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中学,包括每个小学造反的革命秩序完全就没有了,军人跟工人,那时候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队,他们进出每个学校,恢复秩序,校长完全没有了。从外部力量、整个学校的权力都由工人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整个运动史已经完全结束了,到了1968年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干脆发出一个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来一个动员,要让城里的干部和家长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农村去,就是不但让学生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把你移出人口密集的城市去。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革”实际上是三年,到了1968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说法是挺有道理的。
 
  在我国,具体谈到1968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是上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学勤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的概念就是“1968年人”。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在90年代,1994年、1995年,为了纪念文化革命爆发30周年,当时我准备编一本书,题目叫《那一代人的回忆》,就想把我们青春时代的思想和行动做一番回顾跟反思,我就找朱学勤约稿,那篇稿子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题目叫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是跟朱学勤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是小学生,对这种造反现象非常钦佩、非常崇拜。他觉得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叱咤风云,干的事情都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甚至决定人类命运的事情,世界都是由这些年轻人决定的。当初是这样说的,他就非常羡慕,跟着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也去干。后来他年龄大了,就观察那个现象。上海的名牌大学学生、中学生,而且都是当初在学校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家到了后期已经没有造反的余地了,这群人非常好学、非常愿意思考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也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响,有一大批人开始非常刻苦地看书、非常热烈地讨论中国的问题。他就把这种人叫做“1968年人”——就是中国的青年里面出现了一批民间思想家,他们完全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只是高中生、初中生,但是他们承担着一种责任,他们在认真地思考中国现在和过去的问题。朱学勤就受这个影响很多,这批人下乡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去,这批人看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最后他自己的思想已经超过这批人了。他现在在学术上成就也很大,在中国社会里面、现代话语里也做了很多事情。他就很怀念这批人,他说当初给我启蒙的这些人,那批曾经在1966年、1967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后来革命造反的潮流退潮以后,又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书、认认真真地思考中国问题的这批人到哪儿去了?当初这批人教导了我,启蒙了我,最后我自己成就出来,这批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在中国当代史上一点地位都没有,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消失掉了?这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篇文章出来以后,确实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从此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一个专有词汇——“68年人”。“68年人”这个概念是从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篇文章中来的,是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段跳不过去、不可忽略的前瞻,就是有一批中学生他们承担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中国问题,而且思考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最后这批人没有修成正果,莫名其妙,不知所终了。他发出这种感叹,引起了整个一代人,就像我这一代人的共鸣。
 
  所以,现在在中国,“68年人”这个概念不胫而走,大家特别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从这种意义上,我自己大概算是“68年人”。朱学勤的这种观察是非常有意思的,朱学勤准确地看到:1968年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思想跟1968年的西方青年学生是相反的。西方的学生造反处于方兴未艾的地步,中国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退潮了,他们在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想强调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我们对自己前几年的造反有另外一个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狂热支持的文化革命实现了一个深刻的反思,我们有一些独特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没有彻底地、甚至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摆脱某种影响,但是独立思考的萌芽已经起来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这一代人对于文化革命,包括类似于文化革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那么反感,实际上就是“68年人”的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来源: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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