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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云、田亮、许陈静

原载《环球人物》2016年第1期

 “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这是《孙子兵法·用间篇》里的一句话。战争岁月里的周恩来正是“以上智为间”，开辟隐蔽战线，使之与统一战线工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

 一提起国民党特务，不免令人毛骨悚然，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特务与情报工作却富有艺术性，中共的特务组织更是先于国民党成立。

特科：“打进去，拉出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到终点。周恩来一度被扣押，这使他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同年5月，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多年后，周恩来对特务工作处成立的意义作了如此评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陈赓为情报科科长，他与行动科科长顾顺章等人曾在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由党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

 行动科又称红队，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如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很多内情，顾顺章带队将其成功除掉；康生也曾任该科科长，有次红队队员执行任务失手，后来康生出马，两支勃朗宁手枪一别，马褂一穿，礼帽一戴，拄个拐棍儿，很快就除掉了叛徒。交通科科长李强本是学土木工程的，硬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组装出我党第一部电台。 

 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

 当时，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国民党首个特务组织，成立于1928年2月，系“中统”前身）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后被称为“龙潭三杰”。他们还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李克农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的儿子都上高中了，还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胡底被调往天津后，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中统”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中共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恰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他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当时鲍心想，若能帮共产党做事，同时搞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当为两全其美之策。他将想法告诉陈养山，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陈。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就有鲍君甫提供的情报。

 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也被“拉出来”。杨度早年便是慷慨儿郎，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还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改变。1929年，潘汉年打算介绍其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中，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能发挥很大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1930年5月，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杨度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恽代英很硬气，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而是坚称自己是王作林（化名），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可惜，就在他快要被提前释放时，顾顺章于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叛变，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

 及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拉出来”更多有价值的战友。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讲述：“阎宝航原是张学良手下，抗战时期，重庆的阎家大院搞救济会，凡是东北老乡找他，他都提供容身之所。伯伯看到他的仗义之处，于1937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1941年，在国民党的一次宴会上，阎宝航碰到了德国军官、外交官、武官等人，聊天时他们说：‘干杯！莫斯科见！’”阎宝航据此获得德国将于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突袭苏联的情报，并从孙中山儿子孙科那儿又确认了这个消息，这才把情报交给共产党。周恩来直接拟了一份紧急电报，通报莫斯科。1941年6月上旬，在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前夕，斯大林接到了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

陈立夫：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顾顺章叛变后称，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顾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捕获顾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已叛变的消息。一夜之间，武汉向南京连发六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钱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曾回忆说。4月28日，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却一无所获。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16岁的俊朗少年周恩来就在校话剧团中扮演过女角。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周恩来找到他们，告诉他们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并准备将他们一并带走。顾妻不从，试图逃走。周恩来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于是决定带康生、陈养山等人将顾家9名成年人灭口，并将尸体埋在院内花坛下。对于顾顺章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将女儿送到保育院，把小舅子放回了家。

 “当时布置得太周到了，把咱们党的实力保存下来了。不然中央的主要力量就要被蒋介石一网打尽，可能就没有今天了。”周秉德讲述，“同时，伯伯爱憎分明，他为特科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1931年底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后，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原则，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七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三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两批红队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935年，中央在长征途中派陈云回到上海，重整情报系统。

国民党高层身边的“闲棋冷子”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双方再次合作。第二年，全面抗战开始。然而，蒋介石认为，日本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

 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并密电“西北王”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将进攻边区的时间定为7月9日。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电报：“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

 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

 胡宗南的计划暴露。他虽然发觉有人泄密，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是周恩来早年布置在胡身边的一枚“闲棋冷子”。他在清华大学时秘密加入共产党，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庭长。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给进步学生演讲，熊向晖被深深折服。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把熊向晖推荐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周恩来在充分了解熊的情况后，安排其接受胡宗南面试，进而凭其才能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董必武嘱咐他“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

 1942年，蒋经国巡视西北三个月，熊向晖奉命陪同，两人交情渐深。熊向晖的机会更多了，1947年他结婚时，证婚人正是蒋经国。 

 胡宗南对熊向晖也很是器重，打算让熊赴美留学。熊秘密向周恩来报告。周说：“去！国民党花钱为我们培养人才，为什么不去？”后来，由于机票不好买，胡宗南又让熊向晖在他身边工作了三个月。其间，胡对熊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1947年）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给了熊一个文件包，里面是进攻延安的方案和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将文件内容默记于心，并于3月3日晚将情报送到了西安《新秦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电台将情报发到延安。此时，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都对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有可靠情报，共产党总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进，胡宗南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反而损失惨重。毛泽东称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新中国成立后，伯伯设宴招待国民党起义元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当他们看到熊向晖也在场，惊讶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伯伯笑道：‘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周秉德讲述。

 除熊向晖外，沈安娜也是成功一例。她凭借出色的速记技能，考入浙江省国民政府，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重要会议她都参与记录。1938年冬，沈安娜看到国民党无望，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对她说：“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

 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做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立即将记录全部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因周恩来预先有安排，中原野战军迅即转移。

 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就把蒋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会议休息上厕所之际，再偷偷写下来。1949年4月，沈安娜离开国民党，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情报生涯结束。

 中共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周恩来是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