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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先生今日（十二月十三日）於香港總商會第七屆商業高峰會議「亞洲的樞紐──香港」中的演辭全文：
很榮幸有機會在香港總商會第七屆商業高峰會議上發表演辭。「高峰」這個詞往往令我聯想到遠足，這是我心愛的活動之一。在座當中曾經踏足本港比較險要的山峰的來賓大概都會明白我所指的是甚麼。我特別想到西貢較為偏僻的崇山峻嶺。不過，大家其實無需長途跋涉，也能置身風景怡人、眾山環抱的郊野公園。這是香港其中一個特色。我個人認為，在列舉香港作為理想營商地點所具備的特質時，這個特色應與法治、低稅率、簡單稅制、高知識水平等特質並列。假如你從未到過這些山嶺，我建議你趁天朗氣清，到郊野舒展身心，領略一下遠足的樂趣。不過，如果你習慣每天都像今天一樣享用豐富的午餐，那麼你最好先到醫務所檢查一下身體，才去征服西貢那些崇山峻嶺。同時，不要上蚺蛇尖，這是最陡峭難行的山峰。
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其山勢的起伏頗有一些相似之處。事實上，單是過去10年，香港經濟經歷了多次大起大落，就如麥理浩徑一樣連綿起伏，令人望而生畏。若回顧香港的歷史，我們會發覺每個10年香港經濟都呈現同樣崎嶇不平的路徑。二次大戰後迅速重建香港經濟，發展為主要轉口港。韓戰期間，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大受打擊。然而，香港並未因此而變得潰不成軍，反而推動經濟轉型，使香港成為為主要的製造業中心。同樣，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內地開始實行經濟開放，製造業由香港北移至珠江三角洲一帶，以至更北的地區，香港重新將自己塑造為亞洲區的轉口港，並進一步發展為國際金融及服務中心。香港過去所面對的挑戰多不勝數，路途中也曾經歷不少艱困，受過不少傷害，但她都能夠像最出色的登山者一樣，憑着超卓的技術、過人的能耐，一一克服困難，到達頂峰。同時，在停下來欣賞四周的風景時，她也能夠在迷霧中看到在遠方閃耀着的更高的山峰。
世貿與香港
現今在我們眼前最突出的大山是中國即將加入世貿。儘管根據最新的預測，中國可於明年第2季入世，不過目前尚未能確定入世的實際時間表。同時，大家也不能肯定究竟中國入世對中國、全球、全亞洲，以至香港的影響有多廣泛，又或者這些影響需要多少時間才發揮作用。
事實上，部分有關中國入世對香港的影響的初部評估都是頗為負面的。有一些更是危言聳聽。不過，最近的分析似乎比較正面。然而，這些分析指出，香港要認知其面對的挑戰，以及香港需要維持的水準，並要不斷改進，才能充分掌握其獨特的有利地位。商會對中國入世的影響所作的深入分析，為這次會議提供很實在的討論基礎。我認為商會的分析正好說明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在世界貿易關係中這次歷史性的轉捩點：我們需要在充分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以理性、持平的態度來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商會的研究是以另一種形式的「轉捩點」──「樞紐」──來進行分析，釐清香港作為內地與全球其他地區之間的物流、金融及數據中轉中心的角色。事實上，我相信中國入世，加上全球化和科技發展這3個進程，香港的角色將會出現變化，在未來幾年逐步發展為這三方面的樞紐。
最近我在其他場合談論過中國入世的經濟影響，特別是對香港銀行與金融業的影響。因此，我今天只會扼要論及中國入世的影響，然後就會討論全球化和科技發展這兩個進程。總結世界銀行、金管局和其他組織的研究：預期中國在全球對外貿易所佔比重會因為入世而在未來5年內倍增。內地在全球貿易所佔比重迅速增長，以及貿易額的預算年增長率為7%，均表示會為香港帶來更多與內地有關的生意，上海及內地其他城市的營商機會也會大為增加。換言之，中國入世的業務「創造效應」會大大超越比較悲觀的人所提出香港的貿易會逐漸收縮的「轉移效應」。根據金管局內部估計，中國入世會刺激轉口貿易增加，應該會令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上升0.5%至1%左右。
但影響不止於此。無形貿易方面，例如金融、科技和專業服務等，前景就更加樂觀。這些服務行業可以帶來豐厚利潤，它們在香港經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同時，中國企業為了處理增加了的業務，以及應付海外競爭，會積極尋求提升本身的能力與企業管治方法，海外投資者則需要專家意見幫助它們充分掌握在內地展現的商機，香港正是提供這方面意見最適合的地方，凡此種種都會大大刺激和豐富金融、技術與專業服務的發展。這些發展趨勢其實已存在了一段時間，事實上它們正好反映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商業、科技和文化交流的樞紐的歷史角色。我們已清楚見到在中國快將入世的影響下，內地、香港和海外公司均紛紛作好準備，以便能建立全新的業務關係，因而刺激這些中介與顧問服務迅速發展。
銀行與金融業又如何配合？我們相信在末來幾年會出現兩個主要發展方向。首先，中國入世後營業額不斷增長，對銀行服務的需求也會因此而增加。其次，受到入世條款影響，金融開放步伐加快、銀行業競爭加劇，以及出現產品創新，刺激金融業不斷深化。這些發展會加速中國現正進行的銀行業改革的步伐，這些改革相當全面，包括銀行管理與服務，由企業管治至職員的專業培訓。這些發展也會令中國的營商環境逐步向外開放，讓境外銀行參與競爭。海外銀行將可於兩年內與上海、深圳、天津和大連等地的中國企業經營人民幣業務。5年內，它們便可以與全中國的企業建立業務關係，再沒有地域限制。就此而言，總部設於香港的銀行具備明顯優勢。大部分香港銀行已率先在內地開展業務，建立了分行網絡，更具備二、三十年的實際經驗。此外，它們更擁有地利，與內地有共通的語言和文化。至於在法制與金融方面，則由於香港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而享有自主權。內地的貿易中有百分之四十是以香港為轉運站，香港也是內地的海外直接投資的最主要來源，以及中國的主要金融中介及融資中心。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這些活動──全都需要不同層面的銀行服務──會繼續經由香港進行。
不過，中國入世也有潛在的轉移效應，香港的銀行若希望能充分發揮其競爭優勢，便需要處理有關的問題。銀行的規模相信是最大的問題。最主要不是因為規模經濟效益，以及較大型銀行在擴展業務方面所享有的優勢，而是因為我認為最少在可預見的將來，當局應不會放寬銀行資產額不得少於200億美元的規定。香港的銀行目前未能符合這項規定的，將需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明顯不過的解決方法就是整固，況且整固本身有其他優點，銀行更應加以考慮。至於在內地實施這項規定前就已經獲准進入內地銀行業市場的銀行，它們或許可以選擇進行遊說，並期望金管局代表它們向北京提出的「不追溯」建議會得到接納。我對此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有關政策轉變的「不追溯」安排是國際認可的做法，而且這項安排不僅適用於香港銀行，也適用於其他司法地區的銀行。不過，我希望大家不要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因為與世貿談判一併來看時，問題絕不簡單。
撇開這個重要，但卻並非無法克服的問題不談，我有信心從為香港銀行帶來業務機會的角度來看，入世的創造效應會超越因為部分境外銀行與企業選擇直接與內地交易而產生的轉移效應。況且仍然有一些因素會促使國際企業選擇利用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包括香港金融市場與金融基礎設施效率高、發展先進，而且是全球第四大銀行中心，擁有規模龐大及具深度的市場，以及所有其他令香港取得成功的要素，計為：享有法治、資訊自由、商品與資金自由進出、精簡的政府，以及專業和勤奮的勞動人口，相信在座各位對這些特質都瞭如指掌。
全球化
世貿組織與全球化有關，所以現在讓我轉到全球化這個課題。貿易與金融自由，以及其他發展動力使全球化的步伐加快，香港向全球開放，亦與全球各地建立連繫，使香港處於最有利的位置，能夠充分把握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機會。全球化並非新的現象。我們的祖先開拓貿易路線、建設運河與輪船、鋪設鐵路與電纜，體現了全球化的概念。150多年以來，香港一直是典型的全球樞紐──位處多個區內與橫貫大陸的貿易路線的中心點。全球化的進程不一定會帶來正面影響，這一點我們經常都能體會到。不過，這個進程可以確保國際資金被投入最能有效運用這些資金的地方，也能保證各國生產它們具備競爭優勢的商品與服務。同時，無論伴隨着哪些風險與缺點，全球金融系統越有效率，全球化的進程便越有效，因而帶來全球增長與發展。
我們可以花很長時間，並從多個不同角度來討論這個課題。不過，我今天打算只集中討論兩方面，其一是我們現時所經歷的全球化進程如何改變各地政府的角色，其二是全球化對個別地方選擇匯率制度造成的影響。
為了從全球化趨勢中獲益，各國的經濟系統均明顯地步向格林斯潘所謂的「市場導向資本主義結構」。50多年前，明顯的趨勢是傾向國家管制、集權化，以及最極端的國有化。今時今日則循相反方向發展：大趨勢是開放、私有化與放寬管制。事實上，現在是按經濟體系在市場導向方面的發展來將它們分級。相對於所服務的經濟體系的規模來說，政府都變得精簡了。由於再沒有干擾市場運作的管制或統制政策，市場競爭得以充分發揮作用，交易與資訊成本下降，市場效率增加。一般來說，大家都越來越意識到市場導向政策的積極影響，並體會到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干預可能是適當的，但在全球化影響下，干預的成效也大不如前。
因此，我們發覺政府對經濟管理的方法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在戰後期間，最迫切的是進行重建，最擔心的是市場崩潰，因此當時政府廣泛參與經濟的運作，經常作出干預。至於現在一致的取向是，政府退出經濟管理，大部分主要經濟體系在不同程度上均跟隨這種做法，但這並不表示政府無需負起責任，確保市場力量能夠在公平、公正和具透明度的環境下發揮作用。
香港較其他地方更早採用這個新模式。事實上，外界對香港的普遍看法是，香港是這個模式的最佳榜樣。20多年前，我們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來形容政府一項執行已久，亦看似矛盾但極之有效的經濟政策，當時正好是各式各樣的全球「市場導向資本主義結構」興起的時間。香港自由市場的傳統，以及向全球開放的態度，使我們站在有利位置，迎接新的全球化浪潮。
然而，全球化帶來了巨大和即時的挑戰，也是我們從未遇過的。正是我們向全球開放的特質，有時會令我們很容易受到打擊。金融市場所面對的挑戰最為艱巨，外界的問題會在瞬間升級為危機，威脅我們整個經濟體系的健全穩定。挾着高槓桿效應而來的巨額資金在國際間流竄不定，有時候會令市場變得極為波動。大規模經濟體系具備深化的市場或許能承受這些四處流竄的資金流向，市場穩定不致受到嚴重影響。然而，即使是這樣，仍然需要某種形式的政府干預：例如是一九九八年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件，又或者是較近期為支持歐元而作出的干預行動。對香港這類小規模開放經濟體系來說，要應付這些挑戰更加困難，為防止市場崩潰而需要採取的措施更為觸目，更惹人爭議。一九九八年，香港正好面對一場重大挑戰。當時因高度靈活和流竄不定的國際資金引起的震盪威脅到香港，我們的市場瀕臨崩潰。一九九八年八月我們在股票市場進行干預，使市場能繼續運作。當時這次行動使我們備受批評，不過其後卻大受讚賞──但讚賞的原因可能不正確，因為我們不是為了賺錢而入市的。不過，至少是暫時來說，讓我們以格林斯潘的話來作為這次事件的總結。他在今年較早時曾就亞洲金融危機作出剖析時說：
「不能完全消除政府安全網和干預行動。至少在短期內，在沒有政府協助的情況下，私營機構可以應付的震盪的規模與程度均有限。」
展望未來，為了減少政府作出干預，以防止流竄不定的巨額資金引致市場崩潰，我們需要建設更大規模的市場，並鞏固我們現有的市場。今時今日，政府提出的宏鴻大計已不再受歡迎，也不甚可行。我們面對的挑戰是，設法在沒有太多政府參與和監管的情況下，達到上述目的。在處理這些問題方面，國際上比較重要的發展是推出實務守則（而不是實施管制），以及提高透明度。同時，大家焦點再不是集中在架構上──設立一些有形和崇高的制度來取代現已過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是基礎設施：建立聯繫，並確保這些聯繫有效運作，而不是築起壁壘。稍後我會再詳細談論這一點。
匯率制度當然是應付國際資金流向的核心問題。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憑巨額資金進行短線炒賣的投機者，便是專門以匯率制度作為衝擊的目標。假使匯率預先設定在某個目標水平，投機者便可乘機炒賣，使匯率承受巨大的壓力。即使實行浮動匯率，使匯率在理論上不受到任何目標水平的限制，但遇到市場氣氛一面倒偏向某方發展時（這在金融市場中很常見），匯率仍會過度調整。
90年代發生的金融危機，充分證明選取適當的匯率制度的重要性，其中的明顯趨勢更傾向探討有效及可靠的匯率制度所需具備的條件。人們探討的兩大主要方案，一般被視為兩極化的選擇：一是定出某個令投機者無法攻破的匯率目標，二是像浮動匯率制度一樣，不設任何目標匯率水平。事實上，兩個方案同樣都不能保證完全不受外來衝擊影響，尤其在開放及流動的市場中，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此外，若要取得市場信賴，任何匯率制度都必須具備幾項先決條件，那就是合理的經濟政策、健全的機制及穩健的市場基礎設施。
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匯率制度，亦沒有一種可以適合任何國家或地區的匯率制度。以目前全球傾向採用浮動匯率制度的趨勢來看，這種制度似乎能在較大及較小的經濟體系裏發揮最大的效用，原因是前者擁有規模龐大的外匯市場，足以吸收大量流入的資金，後者則透過實施各種管制措施以維繫匯率制度。就香港而言，我們的聯繫匯率正是預設匯率目標制度中最極化的一種。經過實際考驗，這個被譽為牢不可破的制度確實證明能抵禦最惡劣的環境的衝擊。香港憑着聯繫匯率制度，加上穩健的基礎設施及管理完善的銀行體系，已安然渡過亞洲金融風暴。雖然我們在這過程中飽受痛苦，但大家必須承認假使我們不是具備上述的有利條件，我們很可能會承受更大的損失及更多的不定因素。基於聯繫匯率對香港經濟發揮嚴格的制約作用，我們能以更大的動力積極提高生產力，帶動經濟走向強勁的復甦軌道。事實上，迄今的數據顯示香港生產力的升幅已接近亞洲區的最高水平。以受僱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計，本港勞動生產力上升10%，是金融風暴以來錄得的最大升幅，亦遠比亞洲其他經濟體系5%至8%的升幅為大。由於聯繫匯率制度很適合外向及轉口型的經濟體系，這個制度將會繼續在香港行之有效，並充分配合中國入世後香港更進一步成為亞太區以至國際樞紐的地位。此外，我要補充一句，就是不管人民幣將會採取何種路向，聯繫匯率制度將會繼續適用於香港，而相信在可見的將來人民幣匯率將會審慎和有限度地試行更大的靈活性，同樣地，假以時日人民幣會在適當時候按照審慎認真的推行方案實現完全自由浮動的目標。
科技發展
我在上面提及國際金融改革應配合建立聯繫的路向，而不是築起更高的屏障或實施更多限制。我現在轉入今日演講最後一節，就是科技發展的步伐。科技發展（尤其是資訊科技）與全球化發展緊密相連。事實上，沒有科技發展，根本不可能會有全球化。科技發展並不是新的趨勢：幾百年來新的導航設備、鐵路、輪船、電報、電話，以至無線電、電視及衛星等陸續出現，大大增加了資訊傳送的迅速及數量。至今互聯網及其他電子設施更將此推向更高更遠的領域。
金融服務方面，資訊科技對決定貨幣流轉的步伐及方式，以至塑造市場競爭的面貌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一直以來較厚笨又不易轉手的貨幣，已搖身成為電子屏幕上的脈衝影像；要傳送至全球不同角落，只要一按鈕，再等幾秒鐘就完成。作為消費者，我們已很少親自到銀行處理交易，取而代之的是利用提款機、電話，還有愈來愈多的電腦，甚至逐漸以WAP電話作為處理各種交易的方式。現在人人口袋裏最少有一張的信用卡，便較30年前多約30多倍。科技不但應用於網絡及電纜通訊，更應用於金融工程設計，有關的專業人士不斷發展先進的數學模型及複雜的公式，以為新的衍生工具定價。衍生工具已能發揮很大的對沖作用，讓投資者有機會將風險轉嫁至這方面的能力及興趣較大的交易對手來承擔。
但科技發展不但帶來效益及方便，更帶來風險及焦慮。雖然我們為「電腦二千年問題」做足防範措施，使大家安然渡過，但這個問題的出現已證明我們過去10年間對科技變得非常倚賴，亦說明科技發展的大勢是如何的不能逆轉。「電腦二千年問題」已成過去，但近期電子銀行的迅速發展已喚起大家對私隱、保安、風險管理、客戶保障，甚至銀行業本質等事項的關注。說到創新金融產品帶來的風險，由於香港近年正因這類產品而備受重大的衝擊，所以它們的風險問題已無需我多談。
面對這些困難，金融管理當局可以做些甚麼？我上面提過一九九八年推出的多項措施，而且我在其他場合亦已就此說過很多，現在不準備多談。就監管的工作而言，我們要確保這些工作能配合市場的急速發展，以能適當處理有關電子貨幣及電子銀行──不論是實際或只是設想的──問題。在這方面，香港與一些監管機構已率先發出指引，要求銀行確保互聯網保安平台絕對安全及風險管理制度有效運作。我們已增強監管人員的技術及資源，以審查銀行是否已符合指引的要求。這項工作並不容易，原因是無人可以預知未來的科技發展、客戶行為模式的變化或實際可能出現的問題。像金管局這些監管機構，我們的挑戰是要適當平衡兩方面的需要：既不會任由科技發展帶來無法處理的風險，亦不會妨礙創新的動力以致限制有用的新科技的應用。要取得這種平衡，將會遇到很多困難；假使當局對銀行的新意念顯得太有興趣，很可能會有過度監管之嫌。為免這種尷尬局面，最佳辦法就是監管當局與銀行界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攜手合作。因此，金管局就這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工作都以諮詢為重，盡量聽取業內公會以至公眾及市民代表的意見。
至於其他範疇的工作，金管局一直致力創新，至今已在亞洲時區內建立起明顯的領先地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工作。我們已可透過電話進行全球性的金融交易，亦可不分國界以互聯網在地球任何角落進行交易。日後有了適當的設備，人類甚至可能從其他星球上發出交易指示。但即使這樣，他們最後仍會返回地球完成交易的結算程序，而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盡量吸引他們選擇在香港登陸。處身於無國界的年代，金融中心必須提供處理金融交易所需的基礎設施，以及安全、有效與收費低的交收結算服務。正是這個原因，金管局在一九九三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建立金融基礎設施，使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金融樞紐。
我們10年多前已設立全面電腦化及無紙化的債券結算系統，以助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發展。其後我們的系統又與多個國家的同類債券結算系統進行聯網，實現跨地域、跨貨幣的債券買賣。我們現正準備更進一步，發展國際中央證券託管機制，吸引亞洲區內的債券交易使用我們的債券結算系統。就貨幣流轉的保安及效率而言，我們差不多5年前已建成最先進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方便結算各種各樣的港元金融交易。此外，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已跟香港的債券結算系統接通，成為亞洲首項同類的聯網安排。我們亦已按照同樣原理設立美元支付結算系統，使美元交易可在本時區即時結算，無需待至紐約開市後才處理。美元與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現已聯網，而今年九月我們更實現了首宗的外匯交易同步交收服務，為全球金融史寫下新的一頁。換言之，以往因不同時區而招致匯兌損失的可能，亦即所謂的赫斯特風險，已可隨着外匯交易同步交收的安排而消失。若亞洲區其他貨幣的支付系統能與香港的美元支付結算系統聯網，區內大部分美元外匯交易便可使用我們這項安排來減少風險。我們已向亞洲區其他中央銀行表示隨時歡迎它們本身貨幣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與我們的系統接通，希望這些安排可以早日實現。此外，香港的美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將會在5日後進入最後階段，實現美元支票結算及美元債券的貨銀兩訖結算。在座當中擔任司庫的嘉賓可考慮使用這個系統，以節省費用及大大減少結算風險。
科技已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大家都慶幸自己活在當前科技創新一日千里的年代，更可能慶幸現在不像以往幾代目睹過的科技革命那樣，將科技投入戰爭的用途，而是大部分應用於和平事業之上。我說「慶幸」，原因是雖然科技革命帶來許多不明朗及衝擊，但它仍具備改善人類生活的潛在力量。但與此同時，科技亦會帶來痛苦，若使用不適當，將會增加地域、教育及財富的不平等現象。機器及軟件已取代了許多人手的工作，我們對勞動人口的要求已由純粹勞動型的付出轉向知識型的輸入，這從失業率改善進度緩慢的情況已可想見。在這情況下，勞動人口要努力適應，而整體經濟亦要配合知識為本的行業發展，而後者將會朝向物流管理、金融及數據中轉樞紐的方向發展。處身於科技革命的混亂局面，科技本身實在很難可以在金融市場中定價，尤其就股市而言，科技密集型公司的盈利前景一般都存在極大的不明朗因素，當中的難度已可想見，更遑論要為科技衍生工具定價或推算盈利。因此，科技是金融市場又一道橫生的枝節，成為市場波動的另一項潛在因素。它既能成就巨大的財富，亦能使數之不盡的富貴頓成浮雲，而涉及的數目動輒便會佔去當地生產總值的極大比重。面對這一切，投資者、監管當局，以至貸款機構都必須調節適應。
結論
香港是個超級靈活、具備超級應變能力的城市，香港人的適應力一向極高。90年代末我們曾一度對自我產生懷疑，但從種種跡象看，我們已重新展示半個世紀以來賴以生存的十足活力及創意。我們若要充分把握往後幾十年的時機，盡量減少波動，正正需要這份十足的活力及創意。人生這回事，本來就是危險與機遇並存，我們不能只願抓住「機」而對「危」說不。我這篇演詞探討了以我所見未來幾年香港將會面對的三大機會。從觸及層面最廣的角度分析貿易自由化，中國加入世貿將會為香港帶來寶貴的機會，讓我們深化原來的中轉功能。此外，全球化正逐漸轉化政府與商界之間的關係，而香港憑着開放型的經濟及精簡的政府架構，將可以極有利的位置掌握全球化帶來的益處。科技發展為實現全球化（尤其金融服務業的全球化）的實際利益提供新工具，而香港正就方面不斷創新，努力開拓前人未到的領域。
這幾項發展同時附帶風險及不定因素，我們努力不懈，嚴加防範，只能減少而不可完全消除這些風險及不穩定因素。中國加入世貿後會有多少業務從香港流失至其他城市？像香港這類細小及開放型的市場，我們應如何防範全球化趨勢以更快、來勢更兇及更凌厲的步伐衝擊及威脅我們？坦白說，現在無人可以確定創新科技將會帶領我們走到甚麼境地或會否使我們陷入死胡同一般的僵局，到底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白熱化的科技革命帶來的種種不穩定及不可知，尤其如何為科技主導的公司作出財務預測？這些都是我們作為物流管理、金融及數據中轉樞紐所要面對的部分挑戰。作為全球對外最開放，又與外界聯繫最緊密的城市之一，香港比任何地方更具適當條件應付這些挑戰，以及進一步深化其國際城市的地位。展望未來，我們可以預期香港的發展將會更精彩、更燦爛。
完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