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报道组：搭档是姜昆和“老棉”

运送知识青年的专列从上海彭浦站（现为北郊站）出发，走走停停三昼夜，终于把我们甩在佳木斯与鹤岗间一个叫“新华”的四等小站，那里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部所在地。

那时是1970年5月16日。

    十六团绵延近百公里，一条名为“伏尔基河”的小河流经中央，东部是一马平川的松花江湿地，西临小兴安岭余脉。我被分配去的三连在西边的尽头，再往里就是翠绿、浓绿进而墨绿的原始森林，漫无边际，没路，更没人。

    一到连队，就赶上“红五月”水利会战，任务是筑坝修水库，把兴安岭东流的河水截住。坝不大，五六十米长、四五米高的样子，全靠人力抬土堆垒。其实，连里当时有四台54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履带的，前面装上个铁铲，就是一台推土机。可是，在那个信奉“人的因素第一”、崇尚“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年代，拖拉机趴着，而不让二三百号人迎着“猎猎红旗”、高呼毛主席语录干一番，就有违“红五月”、“大会战”似的。

    北大荒地处高纬度。初夏，凌晨三点半泛亮，晚上九点才黑尽。于是，凡有光亮的时段，全都成了干活的时间。每天四点，我们随着司号员、温州知青柳树樟的军号起床去水利工地。早饭、午饭由马车送，在野外吃，一直到傍晚七点半吹号收工。装土的筐由铁丝编成，直径约一米，满满一筐土约七八十斤。两人一前一后，抬起来蹬上二三十度的斜长跳板，朝大坝飞跑。离开上海时，母亲在行李里放了一副用帆布缝制的垫肩和一双正面是胶反面是纱的手套。虽然这两样东西我全用上了，但双肩仍被压得先肿后溃，双手布满了血泡。我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一次次冲向大坝。

    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边陲，从一个刚毕业的十六岁初中生到兵团战士，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这些都转换在短短一个月间。那时，在工地吃完早饭后，都有一小时以班为单位的“天天读”时间。我结合所学的毛主席著作，谈了一番心得体会。想不到，这些都被我所在的三排排长、来自北京二十二中的陈思健记住了。全连的水利大会战总结会上，他推我上台发言。

    说什么呢？我想起了《兵团战士报》。这份报发到每个班，我们三排九班的那份由我保管。我翻了几份报纸，照葫芦画瓢，给自己的发言起了个响亮的题目：《胸怀七亿三十亿，扎根边疆志不移》。没想到，这个有点押韵的口号一下子在连里叫开了。现在想来，我的发言充斥着大话、套话，深深烙上了那个年代的印迹，但也有蛮生动、务实的一面。比如，我讲到每天清晨听到起床号，“真是恨死司号员柳树樟，恨不得把他的军号砸了”。可是，晚上盼着收工号响起，“这时觉得最可爱的就是柳树樟了”。会后，我被连指导员胡光明点名加入连业余报道组，开始了延续至今的新闻生涯。

    黑龙江兵团的前身是由十多万转业官兵组建的国营农场，外加一部分劳改农场，沿袭军队传统，对宣传格外重视。就是在那个“文革”时期，兵团、师、团、营直到连，都有专职或业余的新闻报道队伍。我们三连云集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温州等地的知识青年，连里的各种宣传活动也搞得热热闹闹。

    在三连报道组，我的主要搭档是如今的相声大师姜昆。起先，他在四排烧砖、盖房，整天披着一件黑棉袄，系根草绳当腰带。听说他过去在别的连队还有“挪用”食堂伙食结余去买乐器的“经济问题”，是被打入另册的。后来，落实知青政策，连里“大胆”启用，让他组织宣传队，还参加了报道组。一时，我们连的宣传队由姜昆当总编剧、总导演，加上柳树樟的小号，三天两头到各连巡演。别看有的连宣传队能演全本《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但那是复制的。我们连的《完达山组歌》，则由姜昆原创，里面合唱、独唱、男女声重唱和朗诵全有。有段合唱，唱时前一排演员往左晃，后一排演员就往右晃，很有些视觉效果。姜昆还编过一个修水利的相声，这可能是他的处女作。其中有个“包袱”是：“我高兴得用双手捧起他的脸，你看怎么着？两边各五条黑印――谁让我满手是泥呢？”我看了脚本，对他说，这好象笑不起来嘛。

    我和姜昆，还有“老棉”――来自北京的女知青赵红棉组成的三连报道组有三个任务：一是出连队的黑板报，“老棉”写得一手好字；二是布置政治环境，书写、张贴毛主席最新语录、欢迎某某领导来我连等标语，这主要也是“老棉”的活儿；三是给团广播站和《兵团战士报》投稿，这主要是我和姜昆的事。我们写的稿，主要跟两个节拍：生产的“农时节拍”，唱“四季歌”，春节过后写备耕，4月写春播，5月写水利，6月写夏锄，8月写麦收，10月写秋收，11月以后就写“不猫冬”，搞农田基本建设。另外就是“政治节拍”，某个政治节日到了，北京的最新指示一广播，还有毛主席某篇著作发表的周年都是我们写稿的时间节点。1971年6月11日是《愚公移山》发表30周年，我就写三连党支部用愚公精神指导当前的夏锄生产。

    三连报道组随着副指导员段丛娟的到来，开始享有更多的“特权”。段副指导员是北京知青，原来是“四好连队”20连的，对宣传格外重视。为对外写稿，我们可以占生产时间，晚下地，或早收工。夏锄铲草去晚了，虽然不“拿垅”（一垅大豆或玉米通常长一两千米，每人分配两垅，来去四垅就是一天），但仍不懈怠，帮落在后面的人铲，一会儿挑水给大家喝，一会儿念语录鼓舞军心。发现草铲得不干净，就念“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看到快收工，大家都快干不动了，就念“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一天下来，我的衣服上也都留下白津津的盐斑。

    我们的“特权”还在于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在这之前，我的唯一空间是连队的宿舍，三十平方米左右，一南一北两个下带“地火龙”（火炕的一种）的通铺。每个通铺睡十来个人，每人的铺位仅六十厘米左右，很多人的褥子都没法全铺开。参加报道组，就可以到用土坯垒的小学校去了。于是，每天收工后，我和姜昆，还有学校几位由知青担当的老师集聚一起，海阔天空地聊这聊那。由此知道了北京红卫兵中的“四三”、“四四”派，了解了“文革”初期北京“西纠”、“联动”的内幕，听陈思健讲他爸在延安对日本兵做统战工作的故事，听姜昆讲他在话剧《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主演阿辽沙的故事。讲着讲着，我们忽然来了个升华，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在连队蹲点的团作训股股长、现役军人陈宝贵，不理睬“裴多菲俱乐部”的议论，非但没有把这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有时也来聊。三十来岁的陈股长是我们充满敬佩的首长，讲话十分风趣，他说的“被窝里伸出的脚丫子——你算第几把手？”被有心的姜昆记了下来，最终成为他相声中的一句台词。

    由于我们三连位置偏僻，上级机关的人来得少，也不是先进的“四好连队”，报道工作在全团居下游。但是，我们矢志不移，每当通讯员把一篇稿件带去团部，就充满了期待。每天早上六点，当《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响起、团广播站开始播音，我和姜昆总要跑到旗杆的小喇叭下，听听有没有广播我们写的稿件。即使零下三四十度，也要出去。姜昆在报道组就没有在宣传队那么成功，但他有一首落款“十六团三连报道组”的十来行小诗《熏肥》，居然登在了《兵团战士报》上，这在三连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特别是像姜昆这样曾经“有问题”的人，能在报上发表作品，这是多么好的表现，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为此，我们到连队小卖部买了“北大荒酒”和几个罐头，在小学校庆祝了一番。

    1971年7月，团部来个通知，说要分东西两片开座谈会，主题是“如何在报道中做到言之有物”。这个主题，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30多年后，我还会想，在那个党风、文风受到严重破坏的极左年代，谁有如此洞察力去组织一批基层报道员讨论这一带有明显纠偏性质的题目呢？显然，这和当时十六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后来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宣传部部长窦强有直接关系。

    老窦是1947年参军的转业兵，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写过许多优秀小说。他们这批文化老兵，与流放“北大荒”的著名作家丁玲、聂绀弩、郭小川等有过广泛接触，对极左的一套不满。所以，会把矛头指向“言之无物”。西片十几个连队的座谈会在五连召开，我代表三连发了言。主持会议的团报道组组长、北京知青高文杰听了后，回去向老窦汇报，我就被选到团部的座谈会又说了一遍。两个座谈会，成为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1971年9月，我被调到团报道组。

“向阳路”上：好评竟是“不像上海人”

    那天，高文杰在团部机关大楼等我报到，但到天黑还不见人影。其实，我下午就坐“尤特”拖拉机，从四十多里外的连队到了新华的团招待所，但就不敢迈进这栋在我心中颇为敬畏的两层办公楼。在这之前的近一年半中，我呆在小兴安岭的山坳，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会有机会到团部工作。

    在整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近70个团中，我们十六团是先进典型。十六团报道组的见报数，年年排名第二，第一永远是三师十八团。十八团号称“天下第一团”，前身是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有100多万亩耕地、近150个连队。我们团才40来万亩地、近50个连队。

    当时的兵团、师、团报道组都有个集体名字。兵团一级叫“沈建兵”（意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二师报道组叫“设政宣”（黑龙江兵团六个师的通信地址分别以“建、设、钢、铁、边、防”开头，如二师十六团即“设字二0九信箱”）；我们团部的主干道叫“向阳路”，团报道组写的所有稿件，署名都不是个人，统一采用“向阳路”。

    团报道组的职能主要是向《兵团战士报》供稿，还有地方上的《合江日报》（现佳木斯市委的前身，合江地委的机关报）、《黑龙江日报》，最高目标是上《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从三连到团部，与从全团五六千知青中抽调的人一起工作，我的视野一下开阔起来。但由于年龄小、水平低，变得极不适应。在组里，我的见报数长期处在最后，除了兵团报外，更高一级的报纸都上不去。我几次打退堂鼓，想回连队，但组长高文杰一直说“再试试”，并派薛敬尧带我。老薛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联合附属中学（简称“天南大附中”）的高才生，白白胖胖，文字和他的外表一样洁净。他告诉我别着急，先把报道组见报稿的合订本好好看一遍，然后一次次讲，引我上路。我猜想，他后来能当上著名的天津实验中学的校长，多次被抽去为全国高考出题，准是当初教我时打下的底子。

    尽管我在努力，大家也都在帮我，但前程仍危机四伏。那阵子，团部机关老搞精减，报道组要走人，我便成为首选。一天，通知我去团电影放映队。这时候的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倔劲，就是不想离开。在文化生活极为枯燥的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各连队最盼望的事。电影队一来，就像过年一样，不但提前收工，甚至还要杀猪聚餐。所以，人们都认为放电影是最舒服、最好的活儿，打破脑袋都挤不进去。可是，我对老窦说“坚决不去”。他看我这个态度，就把电影队“这个好位置”换给了别人。我们团报道组前前后后二十来个人，最后只有两个人成为职业新闻工作者。我能成为其中之一，多亏在当初面临被裁时挺了过来。

    我的挺，也是付出了代价的。不去电影队后，我仍好象是个多余的人。没办法，就以勤补拙呗。团水利指挥部要报道组出人编《水利战报》，我首先报名，在冰天雪地里刨冻土、记笔记、编简报。我经常参加各种工作组下连队，一蹲就是一两个月，捆行李成了家常便饭。在组内，凡要抽人当劳力，我总是抢在前。我这个上海人，因此受到“不像上海人”的好评。下连队参加砖窑的出窑劳动，窑内窑外两重天。作为机关干部，本可以站在窑外递递砖，可我偏要钻进红尘飞扬的窑里干。待红砖全部运出时，鼻孔、耳道沾满尘土，头发、眉毛全都变成了土红。《黑龙江日报》曾刊发十六团发明小砖窑一稿。这种窑将烧砖与室内取暖合为一体，省能源又清洁环境，我写时就融汇了自己参加砖窑劳动的感觉。

    其实，当时也不能说我的业务能力太差，而是周围的人实在太强。那几年，连如今全国有名的大作家张抗抗作为杭州知青，还在离我们团部不远的连队里劳动呢！她后来到宣传队，但不为人所知。而吴祖光新凤霞之子、现全国政协委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吴欢，想当连队报道员还不要他呢！四海集聚人才，杂交形成优势，一个非传统意义的社会大课堂，使我获益终身。

    康绍邦，和老薛同校，也毕业于“天南大“附中，曾在全国数学竞赛中得奖。他当团报道组长，告诉我要学会“抽象思维、形象落笔”。《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养蜂》一文出自他手，先上了《兵团战士报》，后来居然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几乎一整版。我拿着这份报纸，简直是当作经典来读。恢复高考后，他能师从季羡林教授主攻印度古代哲学，当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领导，与那篇稿件的采访、写作有没有关联呢？

    杨兵在团报道组只是普通一员，却是事实上的“信息总汇”、“意见领袖”。他的父亲杨仿人是我党的“老军工”。曾首批留学苏联，并在解放后任鞍钢轧钢厂第一任厂长，其抓生产的场景被报道，还被选进全国中学语文统编教材。我从他那里，听到了我党军工战线的奋斗史，我国冶金系统的发展史。不仅如此，从军队序列的变迁到高级将领的调动，从中苏冲突到中美接触，从兵团、二师和十六团不少首长的个人简历，直到工作特点，他都能一一道来。他说：“搞新闻报道，就要无所不知。”机敏、强记与博闻的杨兵，成了我久久摹仿的对象。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中纪委，现在担当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组长，职业使他的嘴又变得很严。

    上海交大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费方域教授在十六团报道组时，和我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经济学合作”。那是1972年下半年，从大气候讲，周恩来总理抓批“左”，力图纠正“文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生产搞上去。《兵团战士报》破天荒地开辟了“搞好经营管理”的专栏，向我们约稿。我与费方域翻出被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帽子的《国营农场管理学》，边看边学，还找原农场的老干部采访，写出一组“如何实行小段包工”的稿件，登在报纸上。在那个时候能提一个“包”字，还真是不易。

    受政治环境限制，我们写的不少稿件，用现在眼光看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我记不清当初除些许不解外还进行过什么反思。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号召“批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极右实质”，兵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韩忠志，率兵团、师、团三级工作组，在我团工业六连进行批极右实质的试点。我在工作组参加了长达4000字的试点经验写作，兵团政治部专门发了简报，《兵团战士报》刊登在头版头条。20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已身为国防大学教员的老韩，向老领导感叹当时还真不清楚全国层层“批极右实质”到底是为什么，就连篇累赎地写上了。

               兵报通联：电话记录2000字稿件

    1973年3月，我被调到神往已久的《兵团战士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机关在佳木斯火车站广场东北侧，灰色四层大楼成L型，长达百十米，大门有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显示了一个省军级单位的威严。

    《兵团战士报》的前身是《东北农垦报》，四开四版，每周三期，发行近十万份。报社属政治部内设的一个正团级部门，共二十个编辑，由现役军人（主体是沈阳军区《前进报》的）、原《东北农垦报》人员和一部分知青组成。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写作高手”，调入我工作的第一个专业新闻单位的。那年初，报社主管通联的编辑吕永岩应征入伍，空出一个岗位，我因年轻、勤快、做事认真被选中。如今是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专业作家的小吕，还坚持说他为我“腾位子”是一“历史性贡献”。

    现在，各报可能鲜有“通联”编辑这个岗位了。那时，我和后来当上《中国信息报》总编室领导的张宝贤干的就是通联，任务就是落实“全党办报”、“全民办报”。他是我在报社的第一位老师。每当有“报道提示”和报道选题，我们就打电话向各师、团传达或约稿。而一旦有急稿，我就要负责记录，当时还没有传真和录音设备，往往拿着话筒，听一句，记一句，动辄个把小时。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邵煜栋曾任六师新闻干事，我最长一字一句记过他写的长达2000来字的文章，以至今天提起这事还会受到他的谢意。我们每天要拆分几十篇来稿，按师、团进行登记和统计。每一个月，要编一本《兵团战士报》通讯，作为各师、团新闻干事的学习材料。此外，接待来访、收信取报、文件管理、发放工资、报销费用，直至打扫卫生等等，也都是我“曹通联”的职责范围。

    因为担任通联工作，我和各师、团的新闻干事亲密共事，结下了深厚情谊。1974年夏天，我到21团参加三师和四师合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两个师的新闻干事通力合作，居然编写出厚厚一本有五六万字的采访教材，这在全国无一本正式新闻教学书的二十世纪70年代，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它的主撰稿之一、三师新闻干事黄海，后来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的主要编辑，进而出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经常在CCTV中与我们见面。黄海毕业于清华大学附中，仅凭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有时他来佳木斯，拉他一聊就是几小时。我还曾到位于德都县的5团砖瓦厂参加过一师的学习班。那是数九隆冬，每天上课前，为了取生活用水，我们一早都得先去一里地外的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堰塞湖——五大连池砸冰，然后拉回去化冻。凛冽寒风中，鼻孔呼出的热气将耳朵和皮帽沾在一起，大家仍其乐融融。佳木斯是二、三、六师各团新闻干事回家的必经之地，我和宝贤的办公室就成为他们常年的中转站。接站，管饭，看行李，排队购票。那时，佳木斯只有一趟进关的直达列车，晚上10点40分开往天津的78次，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旅伴。

    从《兵团战士报》这块园地成长起来的新闻干事，相当一批成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和省级新闻单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骨干。此外，报社还团结了两个群体。

    我们报上辟有《北国风光》文艺副刊。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它的存在和兴旺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有待专人研究。而它的编辑周树年，借此平台培育了在中国文坛上有着一席之地的“知青文学”和“北大荒作家群”，则无可争议地堪称文学界的“伯乐”。老周说着一口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当年转业至农场，清瘦白净，极为儒雅，没黑没白地操持着《北国风光》副刊。令人佩服的是老周的眼光，能从如此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一大批优秀作者，并长期加以指导。我常听他啧啧称赞的一师哈尔滨知青梁晓声，二师独立二团的上海知青陆星儿，六师的北京知青肖复兴和李龙云，兵团政治部秘书处的蒋巍，等等，上述几人后来都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还有曾当过《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现为《三联周刊》主编的朱伟，担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领导的别闽生、么树森，等等，早期作品大都发在老周的版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自己培育的作者在全国大红大紫的时候，老周则回到湖南老家，在湘潭大学默默无闻地开课教书了。

    另一个群体为“北大荒画派”。主力是1958年转业干部和知青，擅长套色木刻和油画，周树年编的《北国风光》常发他们的作品。五师上海知青励忠发的一幅版画见报后，感到“深受鼓舞”，画技大长。数年后，他设计的一套“民居”普通邮票，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的奖。报社的美术编辑顏鸿蜀、杨家斌也是画家。每当兵团办美术创作班，与我办公室斜对着的美术组便成了“美术家俱乐部”，群贤毕至。各师团的画家们和老顏、家斌一起神聊，一起评画，有时还互为模特。我不会画画，有时也去凑热闹，居然也在这个“沙龙”中谈套色木刻与黑白木刻的异同和传承，谈俄罗斯油画的影响，谈北大荒几代画家的特点。四师沈嘉蔚的油画《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曾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画面是一位边防战士正攀向高高的瞭望塔。很少有人知道，在美术组办公室，我曾将左脚踏在一张横倒的凳子上，将右手伸进右后裤袋（摹拟摸枪的动作），为沈的这幅画当过模特。

    在报社，我的文化程度最低。严格说，只有小学毕业的水平，连一元一次方程式也不懂。幸运的是，《兵团战士报》这个集体我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我永远感激报社，感激报社的每一位同事。

    报社有个贮藏室，钥匙由宝贤亲自掌管，开始他还不给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间整天黑呼呼的小屋里竟充满智慧的光明：两个书架上，放有原东北农垦报社资料室留下的上百本中外名著，而这些书在其它地方恐怕早已付诸“文革”的火海！堂而皇之地读这些被批作“毒草”的书，显然不合时宜，但大家在私下读，还悄悄带回家给子女读。我住办公室，到晚上就我一个人，便可以尽情地看，多少补上了一些文学基础知识。书架上“文化大革命”前的三本《新闻业务》合订本，更是弥足珍贵！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新闻教材。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的业务研究文章对我来说是字字珠矶，使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被“四人帮”控制前的中国新闻界，记下了一大本有关新闻写作的知识。《东北农垦报》合订本，也因它是“文革”前的报纸被封存，我没有因为害怕说成“复旧”、“回潮”而远离它。我在报社管旧书，每个月还要和宝贤一起，骑车去一次佳木斯新华书店，凭专用的内部购书证购买不公开发行的书。我们一回到报社，就会被大家团团围住，你一本我一本地翻了开来。登记、盖章后，便一本不剩地出借了。

    我在报社拥有最稀缺的新闻和文学教材，还有机会接触到一批使我受益终身的师长。贾宏图就读哈尔滨最好的中学，高中毕业时曾被选送法国留学，1970年从一师调到报社二组（用现在的话叫经济组）当编辑，无形之中充当了社内我们六七个知青的“头”。一遇什么难题，都会听听他怎么说。不仅如此，连报社的领导，都把宏图视为“民意代表”。研究重大报道，处理社内的一些大事，会征求他的意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宏图有他清醒的一面，居然带头用“梁丰”（“粮食丰收”的意思）的名义，写系列署名文章，不怕被说成“唯生产力论”，而大谈发展生产力，大谈被批作修正主义的国营农场的管理方法。他多才多艺，诗写得好，那句“我们不是诗人，我们是诗的主人”，让我记忆至今。他的歌也唱得好，接近专业水平。每到下班后，办公室里的《延安颂》、《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成了我最熟悉的音符。这些优势，使宏图十几年后得心应手地成为全国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先后担当了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文化厅长、省报社长的职务。

    杨楠在我们这些知青编辑中资格最老。早在“文革”前，这个出身于话剧艺术家庭、生活条件颇为优越的文人之后，就唱着高吭的《军垦战歌》，放弃读高中而前往农场垦荒。这介书生原先与我同在十六团，他任团政治处书记，后又早我两年进入兵团战士报社。多了这层关系，他对我的影响比别人更大。每天早上，杨楠总是第一个从一楼宿舍来到三楼的报社，先是把二组办公室及会议室等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静静地坐下读书。由于文学功底深，一有引经据典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听他慢条斯理地讲解。下班后，他不像贾宏图那样爱说爱唱，有时就一个人静静地练字。杨楠“拧”劲十足，认准了就不轻易改变，决不唯上媚上。他对一些人和事的公正与公平态度，往往成了我处人处事的“真理标准”。1973年和1974年间，兵团后勤部副部长钱秉公等顶着巨大压力，推行“评工计分”，可有人说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推行“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那一套吗？杨楠作为分管经济版的编辑，并且具备独有的在“老农场”工作过的经历，认为钱部长的主张有利于加强生产管理，体现了多劳多得，就编发了一批稿件，从舆论上予以支持。钱的儿子钱小伍为此成了杨的好朋友，三天两头找我们玩。杨楠这种极强的原则性，从他担任中组部党政外事干部局副局长，到香港中联办人事部部长，受到公认，许多人都说“他是做党的组织人事工作最佳人选”。令人极为惋惜的是，他在参加党的十六大返港不久就因病离世。我永远忘不了在北京迎接他的骨灰的那一幕。

    1975年，我参加兵团党的基本路线路线教育工作队，随报社副总编辑吕正衡、编辑李惠东和夏雪云，前往宝清县双柳河边的三师十九团一营一连。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睡在同一铺炕上，朝夕相处。老吕解放前参军，操一口山东话，他那句“老批唯生产力论，不生产？喝西北风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是宣传干部出身，尽管就工作队而言，首要任务是批“资本主义倾向”，但他对连队的生产高度重视。老吕和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坚持与连队的职工一同劳动。李惠东是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70届毕业生，在报社中比我们几个知青大几岁，故习惯以“老大”自居。但是，他在连队则以小学生的形象出现，学会了开拖拉机。一时竟有些痴迷，可以开上一整夜，牵引播种机、锄草机、收割机时游刃有余。据说，他后来当了《黑龙江日报》副总编辑，下乡采访时还想重操旧业。我在连队分管青年工作，天天和大家一起下地，晚上则讨论“扎根边疆六十年”。李惠东为此一再提请我遵守“不准谈恋爱”的工作队纪律，并严加监督。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收大豆，李惠东说报社来电让我带着行李回去。原来，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经全社同仁一致推荐，作为兵团政治部唯一人选，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22日凌晨，身穿棉衣棉裤的我，从佳木斯经塘沽转车首次来到北京。出站后，携着一个多年的庄重愿望，提了两个大包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在那里迎来一轮新的朝阳。

（曹焕荣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华东分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为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