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独家评论

1914年9月14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多月。德军按照战前多年晚上的“施利芬计划”对西线的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攻势作战，而负责指挥德国战争机器的人便是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 -1916）。这一天，德国战争内阁的负责人冯·吕克尔侯爵大将奉德皇威廉二世之命，向后世被称为小毛奇的这位德军最高战争指挥官传达口喻：“皇帝陛下认为他继续指挥作战对他来说将是一件过于痛苦的事。”意思就是叫他辞职，因为，随着马恩河战役的失败，德军战前计划和准备多年的迅速战胜法国的计划已经失败，面对国内和军内强大的挫折感，德皇要抛弃这位多年的可信赖伙伴了。

小毛奇不愿意就此离开灌注自己心血和野心的战场，他试图向皇帝解释临阵易帅的不利政治后果，希望接任者法金汉大将先以军需总监，即军队二把手的名义接管指挥，但法金汉明确表示，除非获得名实相符的指挥权，否则他没法工作。当然，这也是德皇的意思。于是，战前气焰嚣张多年的小毛奇只好灰溜溜辞职。1916年，战争尚在继续，他于无比的抑郁和自我失望中结束了虎头蛇尾的一生。再过两年，威廉二世，这位第二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也在战争失败与革命的恐慌浪潮中狼狈退位，隐居荷兰，在异邦君王的庇护下度过痛苦的余生。这两个对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负有极大责任的君臣，也是一对曾经长期信赖和互相支持的伙伴，各自以不光彩的方式给自己辉煌耀眼的家族史书写了灰暗的终章。

关于这两个人具体的决策对错及历史责任，百年来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有兴

喜爱战争史的人们一个兴趣焦点就是对各种战斗中英雄的崇拜。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搏杀中，这些超级战争英雄的事迹，连同他们的英名长久被人们记忆。这种对战争英雄业绩的普遍感情很容易使人们忽略一件致命的事：在人类经历的各种战斗中，这些英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的武士，而在他们的名字背后，则是数以亿万计的不知名的战士，以及他们不知何处招魂的战死。

1920年11月18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场奇特的战争葬礼几乎同时举行：一场在大英帝国首都伦敦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一场在巴黎市中心的拿破仑凯旋门下。英法两国同时以最高的国葬礼仪安葬了两位刚过去大战中的战死者，不过他们并不是声明显赫的战争英雄，而是一战中西线上百万战死者的代表——两位无名战死者。在惨烈而广大的作战地域，参战双方数亿百万计的士兵分布在各种战壕和堡垒里，当笨拙的集团冲锋发起，敌人的重炮轰击，机枪扫射，脚下则是无处不在的地雷和难以攀越的龙式铁丝网。在这种弹雨和火网中，无数战士瞬间捐躯，被炸成齑粉。他们最后以失踪者的名义被登记在冷冰冰的薄册上。据战史学家统计，在一战的八百万战死者中，几乎有近一半人或者找不到尸体，或者找到了尸体，却无法核实身份。

自拿破仑战争率先推出全民现代兵役制度，近现代的人类战争再不是过去时代部分贵族和自由民雇佣兵的特权和职业，战争成了一件与社会中每个公民有关的事情。战争成了民族国家之间全民和全体的对抗，因此，按照国家法令所要求的全民义务，不仅全体适龄的男子有为国家召唤去战斗和牺牲的义务，即使女性，也要以自己的方式，或直接参与战场工作，或参与后方生产，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至于老弱

1942年，6月4日，上午10时，中太平洋中途岛外海域，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和迅雷一般占领东南亚之后7个月，决定命运的决战正在上演：由帝国海军名将南云中一率领的强大航母打击编队正在迎击来自美军航母编队和中途岛陆基战机的袭击，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分散出击的美海军鱼雷轰炸机和陆军水平轰炸机70架以上被击落，四艘日本主力航母尚未被击中一弹。与此同时，已奉命改挂鱼雷和攻击航母弹药的日本战机已经准备完毕，只等美军攻击间隙就可以起飞，去消灭美军航母，这本是日军航母打击部队的主要任务。

给日本航母提供空中保护伞的战斗机群感觉击落速度慢、没有战斗机护航和动作笨拙的美国轰炸机真是太容易了。这些战绩辉煌的零式战机追逐着落荒而逃的美国轰炸机直到低空，并一直向远离己方航母编队的东南方向而去。此刻日方航母上空的战斗机保护伞完全洞开，两队从美国航母企业号和一队从约克城号起飞的俯冲轰炸机出现在天顶，几乎同步到达日本航母编队上空。两队属于企业号的轰炸机队由企业号战机指挥官C·韦德·小麦克拉斯基率领，他亲自带领一队，同时命令理查德·哈尔西·贝斯特带领另一队，向日军航母加贺号和赤城号攻击。而来自约克城号的轰炸机中队则由马克斯·莱斯利带领，攻击苍龙号。

中途岛战役爆发的那个凌晨，双方指挥官都竭力派出侦察机寻找对方航母编队的存在。美军获得先机，得知日军航母的大概方位，航母编队指挥官斯普鲁恩斯果断决定派出所有战机往大约的方向搜索，并寻求作战。麦克拉斯基率领的33架战机实际上没有搜索到敌航母，面临油料将尽的困难，是返航，还是继续搜索，麦克拉斯基以旺盛的求战意志决定继续搜索。这一违反常规的决定带来

中国新闻界一向对国际新闻十分敏感，公众及学界也不时就各种热点问题进行十分激烈的争论，但最近正在发生的几件事情却不在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之列，而这些事件，无论就其严重性与现实影响而言，都丝毫不亚于媒体上和公众间热议的那些事，甚至大大过之。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如下三件：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乌克兰东部日益复杂和残酷的热战，以及，最后，因为ISIL引发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危险局势。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事件中，除了最近因为美国打击行动而使ISIL较受关注外，在欧美媒体上，其他两件事的关注度也不算高。然而，这些事件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埃博拉肆虐虽属医疗健康问题，但就文明史的古今教训来说，大规模威胁物种生命安全的疫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疗卫生事件，而是一等重要的安全议题。古代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都与大规模疫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现代世界而言，1980年代的后的非常的艾滋病威胁，以及21世纪初的萨斯全球恐慌，人们都应该记忆犹新。乌克兰危机牵动前苏联地区，及中欧稳定，同时牵动整个欧亚的冷战后战略重组，同时，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是触目惊心的。至于在中东发生的大规模原教旨主义政治浪潮，这直接影响地区局势和背后的全球能源与政治格局。这些事都是正在塑造未来全球政治的最有力事件。

考虑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必须看到，光从一般的新闻与公众关注的偏好上是无法解释的，相比此前朝核、伊核与全球气候等议题，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种全球普遍的政策性忽略，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政策低调政策默契。在这种可怕的默契中，事件持续恶化，或随有关国家无力的政策起伏，而就在这种不幸的敷衍和拖延之中，局势朝灾难性的程度发展。

自从有了社交网络，人们得以看到太多奇怪的事。比如，今天在新浪微博上，看到CCTV的中秋节目视频片段，在此段视频中，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论语》出名发财的于丹教授讲了一个深情款款、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段子。

        在说到现代人的情怀之类话题时，于丹教授一脸深沉地说，现代人并非没有浪漫情怀，然后她就举了一位她的友人做例证。大概是说，该友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而他们拒绝使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他们选择在每月月圆之夜，彼此相约在同一时间，凝视月亮三分钟，以此传达对彼此的思念和深情。

这个故事真是奇怪到了透顶！首先，从她的讲述看，似乎该夫妻是长期分居，这本不合情理。就算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不分居好了，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大问题：以古今人之常情而言，感情深厚的夫妻或恋人，总要以各种尽可能的工具联络，以寄托相思，表达爱怜与关切，工具随时代而演变，何以证明相约凝视月亮就比每日得空时尽量交流联系更浪漫呢？当然，人家夫妻自然有选择他们喜爱的方式寄托感情的自由，但以这个月亮的应景故事来表示现代社会依然有人保持古典的浪漫情怀，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古人平民很难有通信的自由和方便，因为官方的邮传系统本是公务而设，私人的两地通信只能依靠好心人捎带；而且，古人离开故乡，或者是因为宦游，或者是因为商旅，更多的则是公家的征发徭役，生离往往意味着死别，因此，借千里明月寄托相思，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什么故意置方便的通讯工具不用的“浪漫”。“身无彩蝶双飞翼”，只是恨没有航班，没有高铁，没有准许，也没有视频而已！可见于教授对于所谓古人的浪漫、现代人的浪漫，以及浪漫本身都并无真切的了解。

邓飞君是我认识的人。从网络上经常看到的消息知道，邓飞君近年一直在努力进行各种社会慈善事业。由于隔行，加上我平时没什么交际习惯，所以对他具体的作为和业绩不是很了解，但我相信，其服务社会和人群的心志是坚定的，而在当代社会做事的艰难自可以想象，所以其坚持也是不易的，体现人道的精神和同胞之爱。

近日接网易编辑邮件，知道邓飞君在发起关爱山区乡村教师的活动，嘱我写一点文字。我对于现在国内山区乡村教师的生活和综合状况可谓一无所知，对于为何要在现地方财政和教育行政制度下发起此种活动的必要性也没有充分认识，我曾以平时粗略的故乡经验竟以为，在现在学童减少，合并乡校和政府屡屡宣传并自豪雄厚财力等大背景下，要为乡村学童和教师捐献冬衣，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直到知晓本次活动，才得知21世纪的中国竟有此等事，而山区乡校的教师冬衣尚需要社会公众义举襄助！因此我实在不知道该为此项活动具体说些什么，只是这一话题倒引发了我一点40年前的回想——40年前我故乡的乡下学校老师们穿的是什么。

我的故乡在合肥郊县肥西，地处两淮平原，皖西山脉和江南山地之间，属既无崇山峻岭，亦无大江大河的粘土丘陵地带。淝水主要支流淠河流过县境，一些无名小河汇入淠河，缓和的起伏间高处为丘岗，本地人称为山，可耕种麦子、花生、红薯等旱作，丘岗间低洼处则为水田，称之为冲，种植水稻。此地虽无特别的人文与地理特点，但由于整个合肥地区为连接中原至江南东线的要冲，北当英山、霍山诸山口，控扼中原进出的孔道，而南临巢湖，可为进取江南的基地，所以在交通史上地位历来重要，也是兵灾严重的地区。自合肥西北出鄂西山区可通往中原、关中及华北，远至西

【整理者赵楚按：此件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戴笠为整编淞沪抗战后建立的军统所属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给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报告，载台北国史馆编篡出版之《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卷》，P.022-038，原出版标题为《戴笠呈蒋中正有关金华会议商议忠救军整编计划与办法》。此件原出于台北军情局档，档案典藏号为：1480  102000003004-012 。原件为毛笔手写文件，字迹潦草，无标点，不分段落。现发布为本人标点与分段。此为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公开这份文件。文后附文为侍从室呈报签语。

本报告为研究军统所属武装忠义救国军组织演变权威文献，因此次整编标志忠救军结束抗战前期第一阶段之运作，开始第二阶段历程。从这份权威文献亦可以看出戴笠经营忠救军之目的与经过，及忠救军作为武装力量之性质。从文献可很明显看出，忠救军非一般单纯服务统帅部或战区军事情报业务之情报部队，亦非类似其他敌后抗敌的游击武装，其任务从情报和谍报业务，直至特种刺杀，策反伪军，战区防务和作战等多样性任务，可以说，其性质是一支既有情报部队特点，亦有特种游击武装特点的新型部队。

由于在第一阶段运作中扩张凶猛，因此带来补给方面极大困难，考虑到其业务与战区部队不无重叠，而国军敌后武装又无清晰之整补体制，在编制与军令指挥方面与各大野战军隔绝，因此忠救军与战区指挥部，战区指挥官、战区所属部队及当地社会，均有很大矛盾，本次整编显然是由于其所在之第三战区顾祝同告状，然后奉命进行。所以，戴这份报告除陈述忠救军的战绩和功劳，其存在的不可取代的情报和特种行动价值，也不着痕迹地提醒蒋该军本系奉他个人命

题图中人物曾被称为“中国的贝利亚”。

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回顾二战及其锻造的大历史，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由于史无前例的人类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涌现了真正堪称世界领袖的一批人物，即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风云巨头。在各国国内也是如此，在二战的主要赢家苏联，仅次于斯大林大元帅的人物无疑要数神秘而可怕的特务头子贝利亚。而他1953年的戏剧性被捕和随后被处决标志着苏联现代史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转折时期，在他之后，那些试图重建斯大林式绝对权威的努力均处于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境地。

贝利亚生于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同乡。他在世时拥有小儿闻之不敢夜啼的威势，这绝不仅仅因为是秘密特工部门领导那么简单。斯大林除掉了30年代主要的大清洗负责人叶若夫等人之后启用他，他拥有“清洗清洗者”的外号。他上任后很快显示了丝毫不亚于前任们的残忍和嗜血，在严厉而多疑的斯大林统治末期，他是牵涉血腥的清洗和社会管控的主要计划者与第一执行人。考虑到秘密特工部门在苏联生活中无孔不入的特征，这实际上使他迅速崛起为党的主要领袖。

斯大林体制下的权力份额往往要用武力作为直接衡量尺度。他管辖下的内部部门还单独拥有不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指挥的专属武装力量，其中边防部队有25万人之多；在苏军战时的野战编成中，负责军队肃奸反谍的分队属于他管辖，这些对从将领到士兵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蓝领章使贝利亚在军队也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战后，他如愿以偿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俨然成了高级军事领袖。此外，他领导的特种内卫分队还负责克里姆林宫和党国最高级领导人的随扈与警卫工作。至今大名鼎鼎的俄罗斯精英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就是其属下。

我国传统习惯中，对于军事问题的公众焦点是所谓战将，关张马赵黄，薛仁贵，岳武穆，等等。大众对这些人的兴趣有集中在他们被传奇化的人生经历和战斗过程。这种普遍的兴趣折射了一种古典的军事学和战略学观点，也就是说，把军事学说和作战的理论视作一种神秘的技艺，只有命中注定的特别人物才能有机缘窥其堂奥。

这种神秘主义的军事学观念在今日社会尚有可观的遗存，人们可以从一般军事论坛和媒体上的热闹看到其侧影：在分析当代军事问题时，一些学者喜欢从循环论证的阴谋论或其他独断的概念出发危言耸听，而在军事迷的圈子里，古典的神秘主义进化为对某些技术兵器的热烈迷信。

就严肃的中国军事史而言，中国的军事理论自觉是很早的。传奇人物关羽常深夜捧读《左传》，儒家色彩的解释是其心怀君臣大义，而实际上，略有古典兵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那只是因为《左传》作为先秦记述战争很翔实的著作，其作用类似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是当时将领学习军事历史/军事战略及和作战理论的复合教科书，他只是通过军事史的阅读，学习战争的艺术和理论而已。这两种书也长期被视为中西古老兵学的源流和渊薮，至今也可以说是军事理论学习中入门级的必读书。

基于知识学习的观念，人们会发现，军事学术和理论虽在其对象和方法学上有其特点，但也是一种与其他学科具有基本相同特征的普通知识。军事战略作为作战的理论，也就是野战战略，牵涉到人对空间、时间与力量的认知；作战的过程中，牵涉到双方对对方的知识了解，及运用己方力量的效率，因此，军事的研究

“当我远在潘诺尼亚的时候，我曾给你们写信，可你们待我如陌路人，毫无回音。”这是一个士兵在遥远的战地给家里人的书信。他在另外的家信里还写道：“我昼夜不息地为你们的安康祷告，为此我又常向各种神祗以你们的名义礼敬。我一直给你们写信，可你们却不把我放在心上。”

在另一个时间的另一个战场上，两位从军的兄弟也在给家人写信。“弟弟黑夫和惊问候兄长衷：母亲安好吧？我们都还活着。前几天与弟弟分别执行不同任务，今天又团聚了。”然后他们在信函里提出，夏天到了，需要母亲赶紧将夏衣寄来，如果故乡附近市场布料价格太贵的话，就直接寄五六百钱到前线，因为，俩兄弟已经借用了一些他人的钱，而且已经用光了。家信的结尾，他们再三询问“母亲身体真的安好吧？”并请代为问候家族里的一大堆人。

这里还有一封士兵的家书。“亲爱的爸爸和妈妈：家里的一切都好吗？自从6月9号，我再没有收到你们的回信。你们寄来的T恤衫收到了，很好用。”在此前的书信里，同一位士兵还曾要父母去他的抽屉里找一些照片的底片，他很抱歉东西藏的太严实了，让爸爸妈妈好找。他又说收到底片后特别开心，他随身带在士兵的背包里，经常可以看，等等。

从字面看，这些家信都很平常，可这些真实的战场书信的作者却大有不同。第一个家信的作者是一位生活于1800年前的古罗马军团士兵，他叫奥勒里乌斯·坡里昂（Aurelius Polion），是一位参加罗马军队的埃及人，书信用古希腊文写成，写在莎草纸上。大约100多年前，一些古建筑考古学者在埃及城市提比图尼斯的一座庙宇里发现，然后辗转万里，一直静静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提比图尼斯古文